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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图》的十年:胶片被淘汰了,有些城市被淹没了

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2016-09-08 15:3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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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图》剧照

电影《长江图》在今年4月、6月各有过一次上映的意向,改了几次档期,今天9月8日上映。排片不足1%,从市场来上说,动静甚微。即便如此,这依然是一部值得说道的电影。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让导演杨超磨了十多年,让摄影大师李屏宾出手掌机,让制片人为一部文艺片下了3500万血本,让演惯了文艺片的男主角秦昊也抱怨这是他拍过最苦的电影,让剪辑剪出100多个版本,让欧洲三大电影节在今年华语电影全面“弱势”的局面下唯独给了这么一部电影奖项的加持。

在艺术上,《长江图》无疑有它的高度,电影中的长江不止是一条物理上的河流,也是一条时间长河,在时空交错中,暧昧的女人和晦涩的诗歌串联起船长秦昊的航程。

《长江图》剧照

影评人水怪的观后评语,“八零末一代颓丧低落症候群知识分子的沿江还魂游。诗歌、性、情爱、吊丧包裹着的内心悲沧,在最后一刻依然无以释怀。旧世界素材群像延伸出这个国家民族的时代苍凉,而三峡区域的整体失魂与缺席,即是游魂流离失所的现状,亦是世纪罪证的另一个犯罪现场。罕见的华语独立电影工业代表作”,也许算是恰当而全面地评述了这部电影。

的确,《长江图》有着巨大的野心,对于观众来说,也有着极为丰富的欣赏维度。故事算得上是扑朔迷离,不看到最后一刻解不开导演到底在绘制一幅怎样的蓝图,最终地理上的长江和时间里关于长江的记忆在片尾汇合,女人的真相也浮出水面,故事依然不是那么清晰,却能给人恍如隔世却醍醐灌顶的恍然。

“长江图”上走过的地方,事实上是被三峡淹没和埋葬的城市,这其中现实的关照,但不带一点说教,只让人唏嘘。摄影的部分,江上氤氲的迷雾,在胶片的质感下呈现出流动的诗歌感,这部很可能是“中国最后一部胶片电影”的画面的确让人怀念那久违的视觉记忆。诗歌,或者用看电影的方式阅读一本诗集,《长江图》和之前上映的《路边野餐》都触及到了将两者贯通的那道边界。

影片的制片人王彧,是王超、李杨等第六代导演们都合作过的好搭档,也曾经与贾樟柯合作过《三峡好人》,这是他又一次拍摄长江。如今他会做不少商业性更强的电影和合拍片项目,但对于杨超,他总是无法拒绝。“《长江图》完全是个人爱好和帮忙杨超,不随波逐流,一个导演真正想表达、没有功利心的时候,我会不计成本的帮他。”

从制片人眼里,看着这部电影诞生的过程,也是看着胶片消亡,看着电影人面对自身创作观念和观众市场的的变化,看着电影技术改朝换代环境变天的一幅大图景。

《长江图》的制片人王彧。  东方IC 资料图

【对话】

高成本文艺片致敬胶片情结

澎湃新闻:3500万元的成本对于一个文艺片很高了,身为制片人为什么会通过这样的一个预算?

王彧:一开始肯定不可能想到这么高。最早1500万预算。主要是因为请李屏宾,还有用胶片,这些综合成本高,制作成本倒不高。

胶片是一开始就确定的介质,对观众来说,可能看不出太直观的区别,但是对我们学院派出身的人来说,我们对胶片还是很有感情,这个情结是绕不过去的。我现在要是看到胶片还是会可高兴了呢。

那时候胶片已经在尾声了,所有洗印各方面的条件有很多限制,加上在长江拍,胶片一批批的托运、洗印,整个消耗的成本特别大。并不是要拿那么多钱拍文艺片,那会死的。

澎湃新闻:电影最初拿到戛纳的奖励已经是十年前,十年里电影经历了哪些波折?

王彧:其实前六年的时间基本还是导演自己在磨剧本,因为这个电影更偏作者电影,包括中间断断续续的看景,又不断有新的合作伙伴加入进来,但大多数旁人也不太帮得上忙。

确实在这部电影横跨十年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变了,胶片不能洗了,市场也火了。我差不多跟第六代同龄,经历了几个阶段。

上世纪90年代我跟贾樟柯合作的时候,还没有民营公司拍电影,就产生了很多地下的所谓独立电影。这些人也不是就要游离在体制外去拍东西,但开始有一些独立的思考,包括接触西方的流派,接触先锋的思想之后,他们要寻求表达。我们在学校学的是模拟技术,结果模拟到数字的转变那么快,毕业的时候学校学的技术已经过时了。

技术的变化,导致这个片子到拍完,总共有胶片、数字、DV三种介质,我们还要套底片,这个技术很多人已经不会了。

《长江图》剧照

澎湃新闻:市场的变化对这么一个作者电影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彧:2002年民营公司开始冒出来,中国电影和整个中国经济一起经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电影的形态变化,娱乐片贺岁片出现,电影往市场化走。我自己也从一开始做很多偏艺术的电影,转型去做合拍片,杨超也去做了《小英雄雨来》这样的主旋律的片子,中间大家不但面临整个电影环境的改变,也面临很多生活的问题。

经历了前后十年到前年,我们想着再启动一轮补拍,决定要把它拍完。中间拍了很多轮,时间跨度太长,甚至根本没办法剪辑,中间过程很痛苦。

最终影像和剧本之间有距离,而且中间经过十年这么大的变化,再重新组织这个故事,导演自己的想法也在摇摆变化。我也不断地跟他说,回到自己最初的想法,因为这种选择确实很难。

市场当然也有影响,给你的是一个很繁荣的电影市场,这是我们在开始做这部电影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的东西,在剪的过程中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你现在必须要面对观众、面对市场,这对创作者来说是很难的两个方向。我们也尝试过把它剪得更娱乐化,但是往娱乐化这个方向走整个基调和气质就不对了。最后套底混录的时候,剪辑师发现已经剪了一百多稿。剪辑师很痛苦,因为已经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了。

中间的过程中有圈内的朋友来内部看片,有的很喜欢,有的觉得非常不好,对杨超也是很大的打击。到最后我强推着他说必须定稿了。我们最后定了一稿,我就让他不要再想这件事了,都交给我了。我去送影展,我去找渠道,你去写剧本,你去看景,你去准备你的下一部片子去吧,你必须从这里边出来了。他必须先跳开一段时间,老沉在里面这么多年,不疯也要得自闭症了。

《长江图》剧照

不是文艺片是艺术电影

澎湃新闻:你怎么定位这个影片的类型?它和一般我们看到的文艺片其实也不太一样。

王彧:这个电影为什么一直没有确定一个明确的方向,是因为它真的很难被界定。它有时间的变化,有时空的流逝,有魔幻的意味。

这个电影跟五代六代都不一样,五代是大色块大时代的表达,六代是小人物在社会中的挣扎和反思。这个电影我到现在都没法归类,我们只能说这个电影在用影像讲述时间的流逝,其实跟现实中电影拍了那么长时间也是相契合的。

我们不回避它的艺术片属性,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商业片。但是我们要区分它和大部分文艺片的区别。因为文艺片大多是低成本,有一个简单态度的表达,那我们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时空上的东西,一种美学观念的实践。时间的流逝,三峡、长江代表了中国一种命脉。

它不像大多数文艺片那样表达的是个体在社会中的表现,这个片子其实在美学上是跟那种文艺片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它是个艺术片,它一定不是个所有人都会喜欢的电影,它会更宏大一些,它会需要一部分人真的花心思去读解,这个跟主流观众的观影需求和习惯肯定是脱节的。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希望的是,能有一部分年轻观众愿意来读解这部电影,而不是追捧这部电影。

《长江图》剧照

澎湃新闻:可以说这样的电影是挑观众的吗?

王彧:一定是的。其实三峡的事,中国的变化,可能是90后已经不能理解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要有人去思考的。艺术片需要承担的社会功能,希望是可以启发人们去思考吧。

早年我曾与贾樟柯拍摄《三峡好人》,你看到那时候没有淹没的部分逐渐淹没,到这个戏(《长江图》)的时候已经都淹掉了。我们那个船在江上走的时候,底下都是一座座城市,这种感觉是很特别的。最初想做一种倒映的感觉,是眼前的城市和被淹没的城市的一种呼应。

摄影师李屏宾(左)获得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艺术成就奖,中间是导演杨超,右为王彧。

澎湃新闻:《长江图》是今年柏林电影节的“独苗”,后来戛纳和威尼斯再也没有中国电影入围,它也就成为今年唯一进三大的片子,而且接下来可能会成为今年的“冲奥片”,你觉得在奖项的方面,《长江图》有哪些气质是打动西方评审的?

王彧:今年送柏林的时候已经有点晚,赶了个很粗糙的版本,一开始也就是碰碰运气,但对方很快回复要求更高版本,我就知道差不多了。后来后期也没做完,也没有蓝光,只交了720P的标清,即便这样也入选得奖了,说明柏林对这部电影的选择是很笃定的。因为这个类型的片子这几年中国电影里根本就没有。

澎湃新闻:这样的片子大概票房不会很好,对于导演来说,他的个人表达已经完成,对于制片人来说,这会是一种“失败”吗?

王彧:在宣传引导上,我们希望让喜欢这个类型的人能够进电影院看到这个电影,如果真的挂羊头卖狗肉,让不喜欢这个类型人的买票来看,他们也是会很痛苦的。他们的追求和我们的表达是碰不到一起去的,这是双方相互都不对等。

包装是很多电影要面对的问题。主流观众已经是90后了,那你如果不给他们所喜欢的元素,他们就不会去看电影。我们只希望通过我们的传达,让想看这类电影的观众去看到它。这个电影不可能大卖,但它要找到它的观众。我们也不会用我们崇高的艺术性去绑架观众,观众有选择的权利。

而且其实片子海外反映和销售都是比较积极的,回本应该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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