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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吧远征到天府事变乐队,如何认识“小粉红”

澎湃新闻记者 沈河西
2016-09-11 10:59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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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1月到“帝吧”远征,再到最近“天府事变”乐队的音乐视频短片《This is China》走红并引起西方媒体关注,90后一代被跟“小粉红”这样的称谓划上等号。这一代人的爱国情绪本质是什么?我们如何认识90后“小粉红”?

小粉红是90后一代的身份政治吗?

“天府事变”乐队

在评论“帝吧”远征事件时,学者吴靖在《这有可能是身份政治》一文里认为,“帝吧”远征的参与者可能有某种身份政治的自觉:他们超越了国内媒体的“统战思维”和“和谐世界”报道,直接深度接触和感受到了“文明世界”的媒体逻辑、文化水平,以及对自己所属族群和国家的偏见、敌意和不友好。

在她看来,这一代人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超越西方媒体常见的文明/野蛮、普世价值、自由与集权等二元独立价值观,是因为他们处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和平、繁荣和自信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们完全没有这种情感结构,他们大都以平等和友善的心态去面对和接触外部世界,并没有那么多的落后情结、自卑情结或者怨恨情结。

而这个事实也被有的实证研究所证实,譬如来自于零点咨询集团的评论文章称:90后所持的是一种平等和自信的国际观,90后不需要也不会媚外。这与80后人群有所不同,后者并没有建立起平等的国际观,对西方很是向往。

然而,我认为吴靖似乎对于90后一代有一种稍显乐观的想象。譬如,她在提到90后年轻人这句“我就是喜欢你看不惯我,却不得不和我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样子”时,认为这代表了90后们把捍卫社会主义和自己的尊严联系在一起。捍卫社会主义和自身尊严是否能顺势连接?还是说这样充满娱乐精神的言论本身是某种自嘲?这都是很难妄加论断的。至于说到90后一代如何自我探寻被去政治化的历史叙事, 很可能是一种左翼知识分子的浪漫想象。

小粉红背后的中产阶层因素

如果说在“帝吧”远征、“天府事变”、“南海仲裁”等事件中愈渐清晰的90后民族示了某种身份政治的话,或许这更接近于一种中产阶层内部的身份政治。

当讨论小粉红这一群体时,我们很少注意到阶层的面向。在《互联网传播中“自干五”的缘起与话语分析——“五毛”?“公民”》一文中,学者潘妮妮注意到“自干五”们背后的中产阶层因素。她提到:“自干五”的现实身份,往往是生活并不匮乏的城市年轻人,特别是分布发达国家的留学生群体。也就是说,越是经济条件优越,与西方世界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亲密接触的这一部分90后,他们反而表现出更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或情结。而这正构成了他们和过去的中产阶层对于普世价值的服膺、对于西方的想象和移情的显著差别。

潘妮妮认为,这部分群体的“爱国/民族主义”倾向正是肇始于他们的中产阶层身份,他们的西方经历,使他们更清楚地看到西方社会里的中间阶层的权力主体意识和“被治理者”地位间的巨大落差。而相较之下,中国这个处于剧烈变动的社会所呈现的不确定性,恰恰为他们提供了想象未来世界的可能性。也因此,中国的诸般不好,尽管在西方人看来是改革缓慢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却提供了某种通向社会主义的制度想象的空间。

西方主流视野中的中国的某些问题被解释成了某种“反西方现代性”、反西方霸权等的替代性方案,在知识论的层面,这已经超越了《This is China》那种典型的“辩护型爱国主义”。后者仅停留在“中国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糟”或“中国和你们一样好”的逻辑,但前者已经上升到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反思这样的宏大命题。

而类似将西方人眼中的“不好”翻转为“好”的观点,我也同样在偏左翼立场的台湾学者何春蕤那里见到。在她论述中国山寨问题时,区别于西方以“版权资本主义”为根基的主流舆论,她认为相较于垄断资本主义只聚焦在主流消费人群、主流市场而言,中国的山寨产品恰恰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那些被垄断资本主义排斥在外的纳入自己的版图,显示出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利润逻辑的灵活利用以及可能突破。

可以说,上述两种对于西方和中国的认识都是对于主流西方论述的挑战。但有一个问题是,哪种占据主导?在我有限的观察看来,类似“天府事变”这样将西方舆论中的中国论述作简单的反向颠倒的认识似乎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以此获得一种自身阶层身份的肯认,而对于90后一代而言,这样的优越的身份肯认是牢牢和国家的尊严、富强等大背景绑定在一起的,这或许才是90后身份政治的真正含义。

“天府事变”乐队的音乐视频短片《This is China》

从父权迷恋到把祖国作为偶像

而相较于一般的中产阶层,为什么作为小粉红主体的城市中产90后们的身份认同可以和对国家的信仰无缝衔接?

在主流媒体中,90后们被视为高度崇尚个人主义的一代,他们反权威、反传统,但这似乎和90后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存在某种微妙的违和感。学者严蔷看到了这个人群身上的某种近乎悖论的特质。

这恰恰是极度迷恋父权的一代。人类学家阎云翔去年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探讨中国“80后”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包办离婚的关系。他发现,80后们的父母高度介入子女的婚姻矛盾,甚至全程插手子女的离婚,而这是获得80后们默许的。原因在于,80后在精神上、物质上高度依赖父母,寻求父母的保护和资助。也就是说,当我们将80后形容成崇尚个人主义的一代时,他们又恰恰是高度依赖父辈、顺从父权的一代。阎探讨的是80后一代,那90后一代则更是有过之而不及。譬如占据小粉红这一群体大多数的、远渡重洋的城市90后一代难道真能脱离父辈的经济支持吗?恰恰相反,这是本质上高度迷恋父权,并在价值观层面更趋于保守的一代。

譬如以2个月前的一个娱乐事件为例。当时姚晨陷入在秀场上和周迅抢座的风波,在这次事件中,年轻网友们表现出对于娱乐圈内部壁垒森严的等级制的高度臣服,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对于既定规则的破坏和僭越,通过向这样的既定规则俯首称臣,他们得以确认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这种对于父权的臣服,也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带有父权色彩的民族情绪。正如学者严蔷从性别角度对于小粉红的观察来看,在他们的“爱国/民族主义”话语中,祖国母亲的形象开始消失,父亲身份横空出世,对于中国的人格想象变成了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

而相应的,这个父权制也必然带有强烈的异性恋霸权色彩。譬如“天府事变”在接受BBC采访时,讲到《The Force of Red》的歌词里对于西方记者的攻击时,提到“西方人”时,直接用了反同性恋的faggot一词。

而这种父权迷恋和民族主义结合时,就会相应地把个人的父权外化为国家的父权,换句话说,对于富起来的父辈的依赖和对富起来的国家的迷恋,其实是同构的。

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今天当这种情绪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时,它也可以转化成一种可兑现的关注度乃至金钱的社会资本,成为各方力量进行投机的工具。 “爱国面前无偶像”, 如何利用某种情绪来吸粉已经成为明星公关团队的必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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