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英首相欲恢复重点中学，苹果7改变相机业

英国新首相欲恢复文法学校，引起广泛争议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就职首相以来发表的第一次国内政策演讲中宣布，政府将改革现行教育体制，让所有学校通过能力测试选拔学生，实施“英才教育”（meritocracy）。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梅提出要恢复旧时的文法学校，让所有学校拥有自主选拔学生的权利。

最初，英国的公立学校只有现代中学（secondary modern school）和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两种类型：前者招收才智中等、成绩一般的学生，学生接受教育到十六岁为止，随后步入社会就业；后者历史悠久，侧重人文学科，学生十八岁离校，大多升入大学进一步深造。简单地说，文法学校相当于公立的“重点中学”，其教育水平不亚于优秀的私立学校，但学生不用缴纳高昂的学费。学生在十一岁（小学六年级）时经过严格的考试申请入读文法学校，未能参加考试或落选者将按其所在学区就近入读现代中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工党及宣扬平等主义的教育家反对设立文法学校，认为其加剧了阶级分化和中产阶级的特权。1965年，英国政府宣布通过建立新的招收一切适龄儿童的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逐步取代原有的文法学校。1998年，英国前工党领导人、时任首相布莱尔宣布禁止开办新的文法学校。目前，英国有三千多所普通中学，但文法学校只保留了一百六十三所。

对梅的决定，《卫报》发表社论，认为恢复文法学校的提议本身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给出了错误的答案（the wrong answer but the right question）——“当政府选择了坏的政策，往往是因为在处理一些难题时，对容易的答案的需求超出了对好的解决方案的探索。”

文章说，英国保守党和独立党往往会沉浸在对文法学校的浪漫怀旧之中，把它视为历史上社会流动的发动机：它改变了整整一代家境困难，但天资聪明的孩子的命运。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文法学校的全盛期（194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末期）正值英国社会阶层流动顺畅、收入相对平等的时期。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社会经过重组和再分配，一切百废待兴。换言之，文法学校在社会快速变革的时期兴盛，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这种变革的原因。

一些人确实享受到了文法学校的好处，其中就有人在今天当上了议员，但这些人不应该成为决策的基础。显然，通过考试的少数人，而不是没有通过考试的大多数人，更可能拥有权势，从而左右政治辩论。退一步说，即便文法学校确实促进了一些幸运者的阶层流动，但它也使更多的人落在了后头。在目前仍然实施文法学校入学考试（11-plus）的地区，事实证明这种考试仅仅有利于家庭富裕的学生，而不利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这一考试测验的毋宁是父母偿付家教的能力，而非孩子天生的才能。在白金汉郡，开小灶者比不开小灶者的通过率要高出二点五倍，而那些吃免费午餐的孩子，其通过率只有平均的八分之一。因此，恢复文法学校只会扩大家教和补习班的市场，加剧社会分化。

文章也指出，这种建议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不少父母担心很多中学的教学质量低劣，缺少学习氛围；另一方面，今天的社会流动也确实停滞不前，而这与先前工党政府的城市academy计划的失败有关。很不幸，英国的学校系统已经成为了各种相互竞争的模式的实验室，凌乱不堪。但是，恢复文法学校并不是解决这一切的答案，尽管这种需求本身向人们抛出了很好的问题。

iPhone 7永远地改变了相机工业

北京时间9月8日，苹果公司发布了新款手机iPhone 7和iPhone 7 Plus。《纽约客》随后刊登文章（With the iPhone 7, Apple Changed the Camera Industry Forever），讨论苹果手机和相机工业的关系。

文章说，当苹果公司在2007年发布手机时，照相机公司和传统手机厂商一样，都轻蔑地把iPhone视为玩具。就像诺基亚认为iPhone使用了劣等技术，相机制造者觉得它拍出来的照片十分蹩脚。它们都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它们都没有预料到随身携带电脑的价值，而那些相机制造者尤其没有料到：最好的相机正是你身边的相机。

第一次真正对相机行业构成冲击的，是诞生于2010年的iPhone 4。同年，还有一款叫做Instagram的社交应用问世，而数码照相机则在2010年创出了一亿两千两百万台的销售纪录。然而，到2015年，这个数字缩水到三千五百万。也就是从2010年开始，iPhone的摄影功能开始大放异彩，并且与Facebook，Twitter，尤其是Instagram这样的社交网络建立了一种象征关系。今天，全球有近十亿部智能手机在捕捉着生日宴的笑容、餐桌上的三明治、托斯卡纳的乡村、街边的流浪猫，并且，服务于主人的自拍。尽管眼下仍然有对可更换镜头和高端相机的需求，但这又会持续多久呢？

最新发布的iPhone 7 Plus有两个镜头，它就像人的两只眼睛一样，可以测得图像中不同部分的距离和深度。它能够拍摄所谓数字负片（即DNG，一种捕捉了所有视觉信息以供进一步加工的照片文件），它还能焦外成像（即bokeh，把背景虚化，突出前景的主题）——过去，只有拥有极好镜头且价格昂贵的独立相机才能做到这一步。简言之，新的苹果手机利用电路、软件和算法创造出了仿佛产自高端照相机一般的图片。

苹果并不是第一家采用双镜头系统的手机公司，三星和华为的高端手机都已经尝过了鲜。但苹果的iPhone 7 Plus首次把双镜头系统和手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嫁接了起来。众所周知，摄影总是和捕捉光线有关：过去的照相机用胶卷，数码相机用传感器，从光里捕捉的信息越多，拍出来的照片就越好。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因为各个部件都要小一号，起初这方面做得很次，但自2010年以来，手机里的芯片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就使我们进入了一个用算法和软件来捕捉光数据的时代。今天，算法和软件成为了摄影、摄像技术的驱动力，从监控摄像、车载摄像到未来的虚拟现实技术，无不如此。

苹果手机的销量保证了它在芯片上的巨大投资。相比之下，由于传统数码相机销量的江河日下，相机公司已无力在核心技术上继续耕耘和创新。当苹果公司软件、硬件两手都硬了，相机工业注定在劫难逃。

朝鲜的非理性

上周，朝鲜成功进行了核试验，这是朝鲜自2006年以来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9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North Korea, Far from Crazy, Is All Too Rational）。我们仅作参考。

文章认为，朝鲜的行为远非疯狂，而是太“合理”（rational）了。

在政治学里，称一个国家的行为是符合理性的，并不是说其领导者总是做出最好的或最道德的选择，而是说，这个国家会根据其所感知到的自我利益来行动，而所谓的自我利益，首先就是自我保存。如果一个国家是非理性的，那么它就不会遵循其自我利益：要么领导者过于疯狂，从而无法判断其利益，要么这个国家的国内因素使其按照某种反生产的方式行动。事实上，非理性的国家是无法长期生存的，因为我们的国际体系太具竞争性了，而国家自我保存的驱力也总是太过强大了。

朝鲜用“先军政策”来应对其军事、政治难题。因此，它的许多行为虽然从外部看是疯狂的，但在内部，其非理性的“声誉”恰恰成为了一种资产：领导者通过营造的形象来迫使敌对方谨慎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