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正在成为研究鲁迅最多的国度,他们为何如此热情高涨?

孙郁

2016-09-19 14: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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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去韩国,走了几个地方,结识了很多人。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韩国还有那么多的鲁迅爱好者。此前曾与韩国的学者召开过一次会议,题为东亚视角下的鲁迅,以为鲁迅的影响只是在学者的范围内。但在韩国的许多地方走走,才知道鲁迅的名字在那里的影响力,绝非国内所可想象的。
最初知道韩国的鲁迅研究,是因为六年前接触了两位来自韩国的留学生,一位叫金永文,一位名申正浩。申正浩的博士论文是《论鲁迅与存在主义》,他还和我讨论过一些问题。而那时金永文正在搜集中国学者有关鲁迅的论著,其态度之认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友人把朴宰雨先生介绍给鲁迅博物馆的同人,朴先生时任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于是两国鲁迅研究界的一段有趣的交往真正开始了。
我的系统认识韩国学界的鲁迅研究,还是从我们共同编辑的那本《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开始的。读到内中的文章,才了解了其中的概况。坦率地讲,他们的起点很高,问题意识交织着东亚文化里核心的困境。先前只读过日本、欧美学人的文章,大意了解一二。但韩国人的读解鲁迅和别的国家不同,那就是有着寻路的饥渴和反抗奴役的激情。富有叛逆精神的邻国友人,格外感兴趣于鲁迅的遗产。他们在这位中国文人的身上找到了一种自己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对旧传统的超越和对人的解放的探索。鲁迅的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气,在他们那里不只是象征性的灯火,而且应当说是成为新人的一种可能。不仅仅是人生的启迪者,重要的在于也存在着思维的快乐。一旦与这个远去的小个子作家相逢,东亚人神奇的精神攀援就开始了。
鲁迅的引起他们的注意,主要是基于两国相近的社会状况,或者说是同样的主题发生在我们两国间。李泳禧先生多次强调,鲁迅当年描述过的社会黑暗,和过去的韩国没有什么区别,一些文字仿佛也是对韩国人说的。军人的专制,文化的奴役,非人的生活,必然导致民众的反抗,而那反抗中所遇到的问题,鲁迅的提示是燃烧的火炬,照亮了困苦中的人们,那些思想同样也适用于自己这类的思考者。评论家、社会运动家任轩永在《我与鲁迅文学革命和人类的命运》一文里谈到了鲁迅在他生命里的意义。在中学时代第一次读到鲁迅后,他觉得自己的背井离乡的心绪里就有鲁迅式的感触。两个人的故乡遇到了相同的命运,人也如此。后来他走向了反专制的运动,内心一直依傍着鲁迅。1974年入狱的时候,他想到:“唉,既然坐牢,也在狱里读读鲁迅吧。”后来,他第二次入狱后,内心里依然装着鲁迅。他写道: 我的第二次入狱原因也和鲁迅差不多,我加入世称“难民战”是在紧急措施统治下的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恶化的1976年。在那时,我的行动指针依然是鲁迅。因为很多革命文学者或变节或以不幸的结局而结束的。但是鲁迅几乎是完美地将自己作为革命的火花燃烧到最后,因此我很羡慕他的这种智慧。
我没有想到邻国知识界对我国现代文化具有如此大的热情。他们在20世纪70、80年代所表现的内在意识,与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青年是如此接近。东亚人在近百年的选择里,遇到了相同的难题,专制主义和传统意识使人们久困在奴隶的境地,个性被阉割了。而这正是鲁迅当年一直所思考的,要突破的文化羁绊。韩国友人在自己的寻找里,感到了鲁迅与自己的接近,也如同当年中国知识界苦苦介绍俄国文学一样,鲁迅在邻国也成了精神的滋养。 阅读这些异邦知识分子的文字一直让我感到激动。我觉得他们读解鲁迅时并不比我们差。除了论著外,我所感动的还有他们的小品文,这些溅血的文字流动着高远的情思。人们接近鲁迅丝毫没有唯理论的陈腐气,那是心的撞击,其间不乏灵魂的悸动。东西大学金彦河通过《狂人日记》暗暗感到自己也是一个吃人的人,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条是“这样的战士”走的人的路,一条是阿Q走的鬼的路。金彦河说自己至今仍在人与鬼之间的挣扎。也由于此,鲁迅对他具有了一种恒定的价值。我在这些文字里发现了作者心绪的精细和认知的深切,带着一种自我的经验,发觉鲁迅世界闪光之点,学理的情思和生命的内觉就这样合为一体。 李泳禧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的知音。他在近三十年文坛上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因涉足政治而遭到逮捕凡九次。那时他认为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政权是不给民众自由的。李泳禧在苦闷和反抗里找到了鲁迅,他似乎觉得,自己要表达的许多意念,鲁迅似乎都阐述过了。《呐喊》里的文字,既写着中国人的苦难,也有自己同胞的影子,我们两国在精神深处是如此地接近。鲁迅的直面苦难又不安于苦难、不断与苦难挑战的大气概,不仅中国少有,在那时的韩国作家里也是没有出现的。所以,他借助字典,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鲁迅的文字,写下了许多与鲁迅相关的著作。据朴宰雨介绍,李泳禧的书曾风靡知识界,被成千上万的人阅读着。李泳禧认为,鲁迅的伟大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上,也在社会革命的行动上。李氏就是在思想和行动上跟踪着鲁迅,对民族的解放做了巨大的贡献。他在《我的老师鲁迅》中写道:
我从鲁迅对民众的关爱中学到了很多,受到很多影响。这绝不亚于从文章中学到的、受到的影响的。尤其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收益匪浅。过去的近四十年岁月,我曾以和韩国社会现实相较量的姿态,在社会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那些文章,是在思想层面既像鲁迅的,又在文学层面像鲁迅的。因此,如果我在过去的一个时代,我给这个社会、知识分子和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话,那不过是间接地转达鲁迅的精神和文章罢了。我心甘情愿地担当了那份脚色,并为之满足。
我在沈阳和首尔两次见到李泳禧先生,给我留下不灭的印象。他刚烈的性格和大爱的情怀,像一首壮丽的诗。和他对视的那一刻,好像走进了韩国的现代史。这是一个丰富的老人,他自身的故事缠绕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史,以及在那苦难中生发出的最为明亮的东西。他绝不自恋,常常有自省的精神。他在鲁迅遗产面前表现出的谦恭和豪气,我在近年中国的读书人那里已很少见到了。人们只有在危难的时期才易和鲁迅的精神发生共鸣。在今天这个消费的时代,鲁迅已被许多中国人忘记了。当与李泳禧这样的前辈交流的时候,我产生过一种惭愧感。比如我自己是在吃着鲁迅饭,做专业的普及鲁迅的工作,却缺乏李泳禧那样的激情,思想的体积渐渐生锈了。在鲁迅遗产面前,没有国界的区别,而一个异邦人的思考,反而会激活我们几近冷却的意识。韩国知识界散发出的信息,不只是学术层面的东西,在更深的领域,我们与人类的一种境遇相逢了。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韩国不断有介绍和研究鲁迅的文章问世。按朴宰雨先生统计,经历了黎明期(1920—1937)、黑暗期(1939—1945)、一时露面期(1945—1950)、潜迹期(1950—1954)、新的开拓期(1955—1979)、急速成长期(1980—1989)、成熟发展期(1990—今),每个时期人们关注的重点略有不同,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20世纪80年代后,鲁迅作品的翻译与研究著作在该国不断涌现,现在每年关于鲁迅的文章时常出现在学术杂志上,一些报刊介绍鲁迅的文字亦常常可看到。近年间的学术论文达两百篇左右,专著也一个个出现。直到现在,鲁迅在韩国现代文学研究里占着很大的比重。一些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里。刘世钟教授曾沉浸在唐代诗歌的世界里。但基于社会的现实与心理的感受,她把研究对象转向了鲁迅。因为那里有着现代性的问题。所以,在各个大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学院派的研究在不断深化着。每年的论文数量很多。柳中夏、李珠鲁、洪昔杓、严英旭、任明信等人都有很有分量的文字问世。其数量远远超过日本。他们的话题也十分有趣,比如金时俊《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鲁迅》,金良守《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金河林《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申正浩《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刘世钟《近代精神与反抗的方法:鲁迅、加缪、韩云龙的道路》,柳中夏《金洙与鲁迅:作为方法的东亚细亚》,在视角和方法上都有可取之处,有的地方,思考得很深。20世纪70、80年代的鲁迅热,是一种社会思潮中的狂飚,人们通过鲁迅感应到人的解放的意义。那是心灵间的互动,思想者们在这里找到了变革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的分量在渐渐增加,我读一些论著,觉得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了。这里呈现出东亚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这些理性之光,散出迷人的气息。关于现代性,关于反霸权主义,关于主奴意识,关于民族主义等等,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他们的特点是,紧紧地纠缠着自己民族的命运,同时亦多普世的东西。在一些想法上钻研得很细,有时时空开阔得很,对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均有独到的见解。一些学者在这里表现出的智慧和胆量,超出了许多日本当下学者。成为世界各国研究鲁迅数量最多的国度,而且这个趋势还没有减弱的迹象。
离开韩国前的那个夜晚,我们在一个酒店聚会。那一天首尔及外地的一些鲁迅爱好者、诗人、教授来了许多。酒过三巡,一个诗人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喊着“鲁迅!鲁迅!鲁迅!”。于是全场的人同声高喊着,拥抱着,进入了一个狂欢的境地。声音在寒冷的街市里传动着,仿佛掠过一个世纪的哀凉,无数颗心因一个意念而共同跳动着。这是我一生经历的第一次与鲁迅有关的狂欢,国内任何一次鲁迅研讨会,都未能有过这样的激动场景。我的眼角流着泪水,是因为结识新朋友的缘故还是别的什么诱因,一时也说不清楚。那一刻只是感到,鲁迅已成了我们不同国度间的共同的语言。
 
本文节选自孙郁,《鲁迅遗风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原标题为《韩国的鲁迅风》,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鲁迅,韩国,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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