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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从没在上海卖过画,何以被称为“海派之源”?

王德彦
2016-09-17 11:02
来源:澎湃新闻
艺术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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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作为“海派之源”、“海派之先河”的观点也许可能是一个“舶来品”。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1901年刊行的《中国美术史》中第一次把赵之谦与海派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把赵之谦视为“海派之源”也是来源于此。

赵之谦像

赵之谦与海派的关系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自然也可以归入“重看”之列。

蒋宝龄的《墨林今话》刊于1852年,当时赵之谦还在弱冠之龄,自然不会发生赵之谦与海派的如何关系。张鸣珂1908年刊行《寒松阁谈艺琐录》,也没有提到赵之谦与海派的关系。1920年刻板刊行《海上墨林》赵之谦条目下有: “时游滨沪,墨迹流传、人争宝贵。”但查阅邹涛的《赵之谦年谱》和张小庄的《赵之谦研究》均无法证明赵之谦的“时游滨沪”。关于赵之谦的“寓沪”情况,有研究者指出:“据杨逸在《海上墨林》载,他在清咸丰九年(1859)秋季曾来上海,时年刚过而立之年。”笔者查阅印晓峰点校,华东师范大学版本《海上墨林》并无此记载,不知道作者所用是何版本。不过,赵之谦在1862年和1872年确有两次路过上海的经历。《瀛壖杂志》和《沪游杂记》都记载有许多沪上书画名家,但却未提赵之谦。

1862年赵之谦致傅艾臣书札(局部)内有一段文字:“由温州航海入沪,由沪航海至登州”。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录》完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卷六云:“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公寿、伯年最为杰出。其次,……画花卉则上元邓铁仙启昌,扬州倪墨耕宝田及宋石年,皆名重一时,流传最盛。”单就花鸟画而言,张鸣珂也没有提到赵之谦,说明此时期赵之谦作为“海派之源”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笔者认为,赵之谦作为“海派之源”、“海派之先河”的观点可能是一个“舶来品”。

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中文版,翻译者陈彬龢

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日文版刊行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此书1930年译成中文出版。翻译者陈彬龢。大村西崖提出:“赵之谦之山水花卉,出自八大、石涛,为今日海派之源。”(见大村西崖著,陈彬龢译《中国美术史》,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初版,第225页)但大村西崖是根据什么来做出这个结论的,书中并没有阐述。《中国美术史》日文版初版发行时(1901年)大村西崖还没有来过上海,他于1921年才首次访华,汪亚尘在上海担任大村西崖的翻译兼导游。那么大村西崖凭什么说赵之谦“为今日海派之源”?所以,我们还必须把目光投射到1901年之前,日本美术界与沪上的美术交流及其对赵之谦的认识上。

赵之谦《四时果实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岸田吟香(1833-1905)19世纪60年代来到上海,拜胡公寿为师。日本南画家安田老山于日本明治元年(1868年,中国同治七年)赴上海就学于胡公寿,1873年回国,历时10年。1872年南画家大仓雨村入日本上海领事馆任职。1876年,日本南画家长尾无墨访沪,在沪期间多次拜访胡公寿。冈仓天心1893年第一次到中国旅行。可是,日本人为什么最后选择了赵之谦作为海派的领袖?这样的选择与事实符合不符合?

河井仙郎(1871-1945),1900年初次到上海,1905年到杭州加入西泠印社,攻篆刻,亦擅收藏。顾村言在与西岛慎一的对话《从海派东渐到当下中日书法界的问题》一文中讲到“至于赵之谦,河井仙郎跟着庆太郎去了上海,在上海发现赵之谦的作品又好又便宜,所以他买了很多,然后到日本开始宣传弘扬赵之谦的书画印,因为他在关东,影响较大,在关东,大家都研究赵之谦了,但当时在关西还没有。”(2015年5月6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4版)。这事应该发生于1900年河井仙郎初次到上海时期,但这都是赵之谦去世近三十年后的事情了。还有学者指出:“赵之谦‘进入’日本,应该与初创时期的西泠印社有很大关系。”并提到:“专研赵之谦、大量收购赵之谦遗墨的河井仙郎,是西泠印社最早的日本社员。”西泠印社创建于1904年,此时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已经出版发行,说明此结论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在西泠印社成立之前,大村西崖早已提出赵之谦“为今日海派之源”的观点了。

赵之谦《牡丹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之谦写意花卉(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虽然大村西崖在刊发《中国美术史》之前,还没有到过上海,但他是有条件看到赵之谦的作品,因为在他来上海之前,已经有多位日本画家来过上海。甚至还可以推断,大村西崖有可能看到过许多其他海派作品,否则他怎么会把赵之谦与海派联系起来呢?大村西崖是第一位把赵之谦与海派联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1901年。今天我们把赵之谦视为“海派之源”也是来源于此,陈彬龢的译本《中国美术史》明确说明是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日文版本所译。

赵之谦作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的《为元卿花果图册十二开》(上海博物馆藏),写牡丹、令箭、荷花、菊花、葫芦、梅竹、芙蓉、鸡冠花、桃花、水仙、罂粟花等十二种花果,据其题识可知,其画法分别取自陈洪绶、恽寿平、马元驭、蒋廷锡、李鱓、李方膺、张敔、寄尘、任熊诸家。

后来,潘天寿又强化了大村西崖的观点。1936年,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一书中写道:“会稽赵撝叔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已属特起,一时学者宗之。”(见潘天寿《中国绘画史》,团结出版社,第257页)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是编译于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支那绘画史》,因笔者无法查阅到此书原著,不知潘天寿此言是自己的观点还是转译于此书。如果是属于转译的话,说明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与大村西崖的观点是一致的。但笔者翻检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中国绘画史》一书,并没有发现这一说法。

赵之谦与海派的关系真的是说不尽,理还乱。也许正是这说不尽的复杂性才更有探究的意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抽丝剥茧,还原赵之谦为“海派之源”一说的来龙去脉。这也应该是“重看海派”应有之义吧。

作者系第二军医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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