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器官捐献者安心：重庆设专项基金，救助其未成年患大病子女

马鹏飞生前不会想到，因他而起的这场救助，促成了一个救助机制的建立。

“一个1990克，一个1230克。”7月29日，钟驰剖腹诞下的两个婴儿，出现各种脏器发育不良，住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第三天，重庆市红十字会为钟驰母子发起众筹，7天内筹到25万元爱心捐款。

这是一场社会爱心接力，缘于钟驰的丈夫，最终挽救了钟驰的两个儿子。

三个月前，挺着大肚子，钟驰走进病房，拉着丈夫马鹏飞冰冷的手说：“老公，你走了，你走好。我会把两个宝宝带好，也会把两个妈妈照顾好。”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从此天人两隔，钟驰忍住没掉一滴眼泪。

经家属同意，马鹏飞在人生最后阶段，捐献了两个角膜，一个肝脏，两个肾脏，让5个陌生人重获新生。

8月上旬，针对器官捐献家庭的这场救助，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钟驰母子众筹目标完成的第五天，重庆设立中国首支器官捐献者家庭儿童大病救助基金，专门救助捐献者18岁以下患大病的子女。

婚礼变葬礼

5月15日下午，29岁的马鹏飞突然觉得头疼，当时他和妻子钟驰正在重庆朝天门附近，购买他们婚礼所用的礼服。13天后他们将举行婚礼，婚房、喜糖、请帖，包括酒席都已全部准备好了。

开始以为天气太热，中暑了，还喝了藿香正气液。但很快头痛加重，觉得恶心乏力，紧接着开始呕吐。下午3点，钟驰带马鹏飞到重庆市中医院做头部CT时，这个身材瘦高，眉目清秀的男人，已经出现反应迟钝、大小便失禁。

“发病很快……”钟驰哭了，有5个月身孕的她，突然之间不知所措。CT结果显示为头部出血，导致积血形成梗塞性脑积水。

当天5点10分，经家属要求，马鹏飞转入重庆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入急诊重症监护室。

“他是脑血管畸形。”主治医生黄琴说。推入病区时，马鹏飞已经神智不清，不能说话了。等到做完手术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马鹏飞的母亲杨泽红、继父付世明，和钟驰都守在外面。钟驰一直不停在哭，情绪非常不稳定。黄琴担心钟驰过度悲伤，影响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敢跟她沟通病情，一般都是跟他母亲说。”

重症监护室的医生黄文琪第二天过来接手病人时，发现马鹏飞恢复效果很不好。他不断跟家属讲病情，并让她们做好心理准备，黄文琪记得，钟驰在一旁不怎么说话。

5月18日上午，黄文琪像平常一样，跟杨泽红介绍马鹏飞的病情：深昏迷状态，一直靠呼吸机，随时可能走……杨泽红听后，眼泪流了下来，她对黄文琪说：“如果没有希望挽回，我想把儿子的器官捐了。”

“其实17号，她就跟我们医护人员说过。”但黄文琪觉得，想做捐献和做成捐献，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年轻的生命就此消逝，让黄文琪觉得悲伤，而病人的母亲提出捐器官，又让他觉得惊讶。他连问了好几遍：想好了？确定了？

得到肯定答复后，黄文琪联系了重庆市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协调员李庆过来时，已经是当天中午了。马鹏飞的妈妈、姐姐和妹妹，钟驰和钟驰的妈妈，以及马鹏飞的继父，一家人全部都在。

查看了病人的情况，了解他的血压、尿量等，李庆问了问家里的情况。李庆说，面对器官捐献者家属，她经常不知道说什么，有时候就跟着泪流满面。

“他妈很有爱心，家庭也不复杂，很快全家人都同意了。”李庆过去接触的器官捐献者家属，都是流着眼泪同意捐献的，在他印象里，马鹏飞的家属隐忍坚强。

当天下午，西南医院宣传科的李鹏，去现场拍摄马鹏飞视频时，被钟驰感动了。“没有像我以前采访的，讲到一半就讲不下去，她是那种很平静地讲，眼泪无声地流下来，那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5月18日傍晚，所有家属同意并签了器官捐献协议书，随后医院为马鹏飞举行了一场告别仪式。

生与死的决定

告别仪式现场，大家都哭了：李庆、杨泽红和钟驰母亲，以及所有医护人员。但钟驰没有哭，她不想哭着送丈夫离开。

两年前，钟驰与马鹏飞经朋友介绍认识。那时，马鹏飞是重庆一家复合材料厂的工人，钟驰在北碚区一家培训班工作。相恋一年后，两人登记结婚。

钟驰平时大大咧咧，有什么都会说，而马鹏飞是典型的处女座，细心又理性。在钟驰眼里，马鹏飞不爱说话，但只要一开口，就是“一针见血”。

“只要一吵架，我就知道完了，我吵不过他。”8月17日，钟驰坐在家中的沙发上，回忆起马鹏飞，依旧满脸幸福。她正在“坐月子”，穿着绿色睡衣，头戴粉红帽，把自己裹得紧紧实实，这个身材略胖的姑娘，身上能闻到一股奶香味。

因在北碚上班离家太远，今年年初，钟驰准备回市里找工作时，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我老公说，算了，把孩子生了再找工作。”

5月15日发生的一切像场噩梦。“医生告诉我妈说，救回来是个植物人，然后我们就说救，砸锅卖铁买房子都救，后来变成植物人的机会都没有了。” 钟驰平静地说着，眼泪顺着脸颊滚了下来。

当婆婆提出捐献丈夫器官时，钟驰对器官捐献并不了解。“甚至对红十字会还有看法，不知道内幕是什么样子。”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捐献器官的想法，杨泽红是从一则新闻报道触发的。

马鹏飞发病前几天，杨泽红看了条新闻，讲的是一个囚犯，释放出来一个月，不幸发生了车祸，后来家属决定把器官捐了，去帮助那些需要器官的人。

“我就想，我儿子回不来了，能把别人的儿子救回来也很好。”杨泽红说，她平时经常会去献血，大约半年献一次，一次献血400毫升。“我还是通过去献血，才知道自己的血型。”

因为懂得老公和婆婆，钟驰决定赞成杨泽红的决定。那时，她已想好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

“很多人劝我，朋友啊，亲戚啊，但我在我丈夫面前保证过……”钟驰的母亲曾找过李庆，希望她劝钟驰把孩子拿掉，这样她以后的路会好走很多。

“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好像还在我身边……”钟驰说，那几天的痛苦与挣扎，她不想再一次讲起想起，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决定，把孩子生了下来。

马鹏飞走后两个多月，两个孩子降生人世，却没料刚出生便遭遇了一道坎。

新生儿困境

6月中旬，李庆打电话给杨泽红，寒暄了几句后，杨泽红叫她到家里去玩。

那是她第一次去她们家。“大家都坐在那里，就拉拉家常，都不敢提器官捐献这个事。”钟驰看起来精神并不好，李庆都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只得跟杨泽红聊她西藏的大女儿。

杨泽红的老公付世明，在一家工厂负责党群工作。他是马鹏飞的继父，也是现在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客厅挂着几幅书法，那是付世明写的。“就是平时没事，写来玩玩的。”8月17日，记者在马鹏飞家里看到，除了杨泽红房间有一张全家福合影，家里已经把马鹏飞所有的东西都收了起来。

“我一直认为，人走了，一把火烧了干净，不要让我看到有牵挂，他已经留在我心里了。”钟驰有时觉得，丈夫就在隔壁，在隔壁房间照片里，但她决定要放下过去。

不放下怎么办，天天坐在家里哭？“我小孩需要妈妈，未来我要去工作，我需要养活自己。”如今因为两个宝宝，一家人从悲痛中“醒来”，钟驰更是觉得阳光就在身后。但是在一个月前，她还沉浸在悲痛和忧虑之中。

马鹏飞去世不久，即将临盆的钟驰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7月下旬，心情阴郁的她，坐在娘家家里，无意中量了下血压，竟然高达170多。爷爷宽慰她说没事，然后休息下，再量血压还是160多。

或许因为太过悲伤，钟驰并没在意，直到她去医院体检时，查出宝宝脐带血流断流。住院两天，控制了血压，她还以为可以回家了。

医生说脐带在断流，有可能明天就回流，一回流宝宝命就没了，考虑情况必须进行剖腹产。“当医生通知我们要开刀的时候，我和钟驰都觉得宝宝没救了。”杨泽红说，她和媳妇抱头痛哭。

7月29日，距离预产期还有7周，钟驰不得不做了剖腹产。宝宝出来时，一个1990克，一个1230克，出现脏器发育不良和肺部感染，但情况比她们预期要好。

两个宝宝一出来，就住进了保温箱。一天的费用好几千块，这让杨泽红和钟驰担心，十几万元的治疗费去哪里找。

两天过后，杨泽红打电话给李庆，李庆立即赶到医院看望母子，“我马上给秦部长汇报，我们30号就开始众筹，那天正好是星期六。”

25万元爱心接力

“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专项的资金来救助这个家庭。”重庆市红十字会宣传部副部长秦红梅说，后来她想到为钟驰母子众筹。

根据医院预算，众筹目标为25万，第二天就发到了众筹平台。

前面三天，每天捐款很快，到第四天，捐款只有几百块。担心到期目标达不成，秦红梅想到了联系媒体。

先是联系到重庆本地媒体，接着外地媒体跟进，众筹金额迅速上升，原本预计16天完成任务，到第七天目标就达成了。

不同的人参与到这场爱心接力中，有退休医护人员，有器官捐献者家属，甚至有移植手术医生在众筹结束后又个人捐款2000元，因为“移植医生最能懂得器官捐献者。”

达成目标后，众筹平台把该众筹项目的手续费也捐给了钟驰母子。钟驰决定把它们转捐给红十字会，“来救助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这样我们才想到成立一个基金。”秦红梅说。

8月10日，重庆设立中国首支器官捐献者家庭儿童大病救助基金。在基金启动仪式上，杨泽红将众筹平台捐给钟驰母子的5001.39元手续费，转捐给了重庆儿童医疗救助基金会。

此前，重庆市儿童医疗救助基金会，救助范围仅为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重型地中海贫血等九类特殊病种。而“器官捐献者家庭儿童大病救助基金”，将救助器官捐献家庭18岁以下子女所有重大疾病。

数据显示，中国年器官捐献数量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但是，人体器官供需比为1:30，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人超过150万，却只有几千人有幸接受器官移植。

法国诗人彭沙尔曾说：爱别人，也被别人爱，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宇宙的法则。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说：“通过一个救助器官捐献者家庭个案，促成了一个救助机制的建立，为国家器官捐献救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很好的探索。”

9月8日，侯峰忠应邀参加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推进会议期间，个人捐款2000元到该基金。目前该基金账上有五万七千多元（轻松筹平台捐赠了5万元）。

秦红梅介绍，为了让更多的困难捐献者家庭得到及时的人道救助，目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正在开展全国范围内的调研，计划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相应的救助机制。

谈起这件事，钟驰很高兴。“有一天，你身边的人病了，就可以申请这个基金的救助。没想到，我老公做了件大事，我和我妈做了件大事。”

“其实人走了，就是这个样子，走了就走了。”钟驰说，她会带好两个孩子，告诉他们父亲的事情。“等到我走的时候，也会像我丈夫一样，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来，留给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