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已经94岁了，是极少数从二战至今仍在国际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就在本月，基辛格还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关节点上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会在今年的大选中为任何候选人背书。

基辛格与中国渊源深厚，1971年秘密访华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与中国五代领导人都有过往来。

基辛格非常能“写”，已写了17本书，大部分都有中文版。近日，上海译文社出版推出了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记录了20世纪60、70年代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经历。在这套回忆录中，基辛格没有留给个人生活多少空间，更多的留给国际大事，1970年约旦危机爆发、1971年印度-巴基斯坦战争打响、1971年秘密访华及次年尼克松的首次中国之行……

9月17日，《白宫岁月》读书分享会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也许是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的关系，这场活动吸引了众多中老年读者到场。华东师大政治系教授邱立波，以及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史专家任军锋作为嘉宾，为读者解读基辛格的国际秩序理论、国际关系这些思想以及他的实践。

尼克松为什么要挖走基辛格

开场，两位嘉宾就被主持人问了一个“拆台”的问题：这套书写于1979年，至今还在出版会不会已经过时了？

邱立波认为基辛格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仍然有阅读价值，一方面与基辛格一直强调中美接触有关。无论从学术还是从政治思考的角度来讲，基辛格的存在仍然有特别的价值。

任军锋则从个人的阅读出发，他觉得《白宫岁月》是基辛格所有著作中可读性最强的。此外他指出，基辛格是一个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甚至在过去十年来对中国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不仅仅因为他参与过重大事件，是中美重大事件直接决策者、参与者、谋划者，更因为他是受过严密学术训练的学者，能够通过参与这些重大事件有一个系统的反思。

《白宫岁月》记录的是基辛格在白宫为尼克松政府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这个时代，但在此之前他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人。纳尔逊·洛克菲勒曾两次与尼克松争夺获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均被被尼克松击败，基辛格在此期间一直担任洛克菲勒的助手和顾问，但是尼克松上台之后把基辛格招到自己麾下，为什么尼克松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熟悉美国政治的读者知道，把对手的人挖过来在美国政治上不多见，但是也不罕见。任军锋提醒读者，《白宫岁月》这本书是基辛格献给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他对纳尔逊有特殊的感情。

“纳尔逊有很强的道德自律感，两次败给尼克松，就是因为他发现在民主时代恰恰要采取一些非常甚至非道德的手段进入总统预选，纳尔逊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不愿意放下身价去做那些迎合一般人口味的事情，他觉得不符合他的身份。”任军锋表示尼克松在当选后会出人意料地邀请曾公开反对自己的基辛格是有历史因素的，“肯尼迪之后美国历届总统都是在肯尼迪的阴影之下，虽然肯尼迪在位时间不长，但是肯尼迪从组建团队，再到邀请哈佛教授作为他的智囊，这种传统对尼克松影响非常大。尼克松第一次总统竞选败给肯尼迪，但受传统的影响，基辛格哈佛教授的身份对尼克松而言是一种特殊意义。在书里，基辛格对比了尼克松与纳尔逊，他认为这个时代新的政治家应该是纳尔逊而不是尼克松。”

基辛格，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

基辛格更赞赏像纳尔逊这样的人，并在回忆录里对其大段赞美，但现实中去辅佐自己并非完全认同的尼克松，所以很难将基辛格在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中区别开来。

邱立波称，在国际关系研究界一直有争执，有人从国际关系角度、理论角度把基辛格放在现实主义里，但从世界政治角度来讲，他有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政治场景。基辛格今年95岁了，但他对世界秩序仍然有自己的模型和架构。一方面他注意到美国曾作为新兴的新教国家，在现代历史上有重要历史成就，美国应该能成为中国重要的架构性原则；另外一方面他注意到，从历史角度来讲所有文明大国和历史大国都比美国长远，政治经验比美国丰富，美国把自己的理想进行实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世界上已有的政治格局。

“从《白宫岁月》一书里可见，基辛格天天在信件来往当中体现他对现实、血腥性的认知，不可以讳言，基辛格对整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源自早先他作为犹太人在德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书里一开始就讲，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那些要求从越南撤兵的人所说的‘美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度’，那些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作为犹太小孩在街上任何人都可以打他，而他之后作为美国人是受到尊重的。现实世界的权力斗争非常残酷，没有办法简单按照理想主义法则来，因此就要进行非常残酷的权力角逐。”

任军锋则指出，在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里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分开了，真正的大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理想主义者，是一体两面的。任军锋解释道：“如果你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很可能就陷入了权力斗争，但是获得权威之后不知道要干什么才是最糟糕的，因为没有理想主义，就对政治秩序没有长远关注。包括基辛格自己，他为美国服务，美国作为头号强国既要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谋划，同时又有强国的责任，要建立一个新秩序。”

邱立波补充认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关键的因素体现在基辛格对美国官僚体系的认知以及美国固有的外交思维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基辛格在写中美接触的时候提到，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主持苏联外交的官员让他们不要和中国接触，因为和中国接触会激怒苏联。这让基辛格意识到，他所说的并非美国对苏联的真实认识，而是因为这帮官僚不愿意出现新的外交领域，来削减自己的重要性。这么看来，外交局面存在国内政治的盘算。现实主义就是既有官僚机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下去，而真正理想主义的是运作官僚机构而不是反过来被它所钳制。”

地缘政治和均势理论思想

中美接触时，基辛格提出的“均势”究竟是什么，他在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任军锋认为均势理论方面，基辛格所有著作都贯穿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地缘政治和均势理论思想。“系统性地把均势理论发挥到极致的实践，我觉得基辛格在20世纪做了非常伟大的贡献。1970年代中美建交在国际政治当中，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事情，也是均势理论的实践，牵扯世界格局的变化。”任军锋总结，当时在基辛格看来，整个三角外交就是中美建交，就是重新缔造三角外交均势平衡的过程。三角平衡的建立对美国是一种改变，越战背景下美国意识到权力有限性，而中国之所以重视1970年代的这场转变，是中国传统外交思维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就是说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列入列强主体，这对苏联也是很大的改变。

在谈到外交对美国国内的联动时，邱立波称，“外交从来都是压倒国内政治的，美国第一代建国者是一群对世界政治非常熟悉的人，从来没有让内部民众情绪影响外交政策。而到后来，民众的讨论、媒体的讨论会影响一个国家外交事务。外交事务应该是由官僚机构所决定的。”

基辛格认为美国式民主有好处，但是他在讲到具体外交大政方针的时候指出，媒体介入其实把很多的事情做得越来越糟糕了。基辛格在谈到越南这一部分时花了大量篇幅，因为他发现美国国内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都涉及了政府部门官员把机密卖给媒体。另外一方面，基辛格发现新一代的年轻学生抗议的意识形态和老一代不一样，基辛格悲叹，“我们对年轻人的教育已经出现偏差，这些人片面、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凡是政府支持的他们都反对，发现这一代人被我们教育体制败坏了。”

任军锋强调，无论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有长处和短处，长处发挥越多短处暴露也很多。“我们需要换一种眼光来看，无论什么制度，核心都是民意，民众诉求会影响到什么程度，通过什么管道影响。要用现实主义眼光去看理想主义，看它的运转在哪些方面有效，在哪些方面无效，怎样克服这种无效性。在21世纪应该摆脱这种观念式、概念式、意识形态化辩论，这是基辛格教会我们的，用比较理性的眼光来看任何制度、任何的政体设计、任何的政策两面性。”

任军锋认为基辛格回忆录说的是在热核时代怎样缔造一个新秩序。他的均势理论、地缘政治主张是以热核时代为背景的，当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大规模的核武器。而另一方面，按照地缘政治和均势理论来看，所谓的和平不一定是由权力中心主宰。这个时代是均势平衡术的时代，在基辛格看来，每一个国家都在军事扩张，这如果控制在一定程度其实不是坏事情，反而会相互平衡。

除了政治想法，基辛格在书还披露了许多来华的细节。他称自己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对话娴熟，就像久别的知音一样。基辛格与周恩来白天谈判6-8个小时，除了吃饭之外没有任何人打断。因为没有外交干扰，很多谈话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基辛格的外交精神、才智当时在中美关系过程当中得到充分发挥，得心应手，而且是很动感情的。他认为周恩来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对周恩来、对中国这一代领导人表达了极大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