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陈丹燕：穿行过1904和2013年的都柏林

【编者按】

20世纪的欧洲文学经典《尤利西斯》，被很多人称为“天书”，陈丹燕说：“我是个外国文学课的好学生，课上老师指定的长长书目，只有《尤利西斯》我一直没完成。这本语言多元、用典广泛的文字高峰，我已有的语言功力显然不够用，我想这就是自己多次试图读它，但到底读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是一部有语言与知识傲慢的书；就是因为它傲慢，它一直刺激我阅读的欲望。”

于是，她四次前往爱尔兰都背着厚厚的三卷本的《尤利西斯》，从2007年到2013年。带着名著去旅行，回到故事的发生地，踏着主人公布卢姆在1904年6月16日的漫游足迹，陈丹燕在2013年的都柏林完成了这一场漫长的深度阅读，“这天，作家的作品与他所在的城市间那种互相营养、相映不朽的关系，在都柏林得到最直观的体现。”这座老城，是关于《尤利西斯》的一切的索引。

本文摘编自《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由澎湃新闻经浙江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6月15日

2013年的6月15日下午的都柏林，阳光异常温暖。沙湾如今已是昂贵的住宅区，家家院子里都探出营养良好、枝条从不乱戳的花枝，有紫色和白色的丁香、摇摇欲坠的白牡丹，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海岛之花。主街上的咖啡馆玻璃门上贴出崭新的广告——明天“布卢姆日”，供应特色早餐：圆堡里的早餐，或者布卢姆早餐。显然它早已不是1904年故事里的“船记”。

有人在窗里桌边吃着一块新鲜的柠檬挞，他已换上小说里的衣服：细布条纹衬衣、褐色底子上夹着赭红色和墨绿色细条的弹力吊裤带，从衬衣胸贴袋里挂出来一条亮晃晃的怀表链子——耶稣会会长康米神父在第十章里用过的怀表哦，不知这是否暗示着他的宗教背景。

有个年轻瘦削的女人擦过我身边，捧着一束摇曳不停的雏菊，走到店堂外面的遮阳伞下落座。看上去，她比乔伊斯中心里挂着的诺拉肖像要瘦削硬朗多了，黑色短发贴着小巧的头颅和颊，看上去不一定受得了乔伊斯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自私。她放在桌面上的雏菊，应该典出于康米神父在路上见到过的那对情侣。

参加每年6月16日布卢姆式漫游的人，传统上都喜欢扮成书里第十章中出现的人物，这也算是一种动员身体一起参加的赏玩吧，好像明天一早有人要专门去吃烤羊腰子一样。沿着斯蒂芬故事里的沙滩和大海边到岩石上的圆堡那一路，处处能看到小说里的各种痕迹，这种痕迹带来了节日前夕般不安又期待的气氛。特别是在夏季阳光普照的下午，吃下午点心的时 分。

因为一本长久以来被都柏林拒绝出版的小说，如今这地方变得古色古香。而且的确很难说，这种渐渐成为城市传统的文学漫游日，到底是集体附庸风雅呢，还是读者的欢乐聚会。其中的许多人未必读完了天书，却不影响他在衣柜里备一套复古衣裳，再配上一副乔伊斯式小圆眼镜。

6月16日

人们漫游，跟随着书中1904年的犹太人布卢姆。

在乔治王北街出发，绕过墨绿色铁皮的拉白奥蒂冰激凌车，向玛利街出发——这是漫游的最经典路线。

路上有位花白头发的老妇人穿着浅色长裙，戴着一顶灯芯草编织起来的扁草帽，用一根大卡子固定在发髻上的那种。她正招呼一对双胞胎外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男孩，穿着两件相同式样的水兵领上装（二十世纪初的校服式样），都戴着簇新的白色便帽，正在爬乔伊斯中心门口一人高的铸铁栅栏。要是和书里遇见康米神父的三个放学的小男孩对应起来，他们两个显得年龄太小。乔治王街的坡上，几个年轻人在阴影里摆开全套小乐队的家什，正在表演爵士乐。年轻人穿着黑衣裤，有早些年少年中流行的哥特气质。我想了一下昨天在沙湾见到的亮闪闪的怀表链子，康米神父的怀表，还有神父路遇的放学少年。比起书里写的放学少年，如今演奏音乐的年轻人显得非常敏锐和细腻。他们演奏的好像是U2的歌曲。

一位穿着灰蓝色短大衣的中年男人走在我前头。阳光透过他头上草编的礼帽，在他绲了绸边的后领上和肩膀上洒下许多细碎的光点。他的装束有点像书里描写的舞蹈老师，也配了一条淡紫色的紧腿裤，但脚上配了一双看上去很像科罗拉多人喜欢穿的牛仔靴子，有很多亮闪闪的大头钉的那种。这靴子显然是他对第十章描写的创新。他后背看上去还真没什么中年人腰肋处软乎乎的赘肉，可见是个保养良好、严于克己的人。我们前后脚相跟着经过一家鲜肉铺。是那种传统的肉铺，擦得干干净净的地上铺着黑白两色瓷砖，好像棋盘一样。隔着玻璃门，能看见柜台里排列着整整齐齐的生肉，牛的各个部位都已经分解开来，标着不同的价钱。淡红色的生肉中间很应景地放着几对已经清理好了的腰子，比较大的是牛腰子，比较小、而且颜色也略深的是羊腰子。肉铺子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如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那样经营，虽然柜台里还有黑色的血肠和红色的肉肠卖，但白色的肉肠已经消失了：现在的爱尔兰人不需要那种不是纯肉的软肠子，人们觉得那软绵绵、好像果冻般易碎的肉肠让人恶心。

然后我路过一个酒馆，绕过它拦在人行道上的黑铁栅栏时，看到栅栏上方竖起的尖角上被人倒插了一只褐色的空啤酒瓶，红色的酒标乍一看好像红灯一样。任何时候都有无所事事的男人倚靠在酒馆外面的砖墙上，令人不舒服地张望着行人。爱尔兰的酒馆里还是一大早就挤满了喝酒的本地男人，在科克码头旁边的酒馆里，甚至高威海边的酒馆里都是这样。伦敦德里城里的酒馆更是这样。经历了用土豆酿烧酒的过去，人们似乎都遗传了好酒量。

在亨利街的一座大厦墙上钉了一块圆形的纪念牌，纪念乔伊斯早年在这里投资茶叶进出口商号。当然，这是作家早年失败的几桩生意中的一桩。6月16日的太阳照耀之处，一个穿了白色蕾丝长裙的年轻女人慢慢经过。她亚麻色的长发在两鬓各自款了起来，形成两个发髻，好似照片上的诺拉。她的同伴也梳着与她相似的发型，但穿着紫色平绒的齐腰短外套和灰蓝色的薄呢长裙。在我看来，她们身上唯一不合适的地方就是单肩女式背包——1904年的女士们用背包吗？那似乎是一种现代职业女性式的装备。背包的细带子拉歪了她肩上的蕾丝布，整条长裙在她身上就有点拧着，不安宁。6月16日，在芬恩旅馆的红砖墙外与乔伊斯一见钟情的诺拉小姐，当年是这样向玛利街走去的吗？站在乔伊斯的角度想想，这样的形象似乎太独立与自私 了。

有人握着一朵雏菊，花朵在细长的枝条上摇晃个不停，好像沙湾昨天的雏菊一样。这些女孩是康米神父祝福过的、出来与文森特幽会的女孩吗？全都穿着“轻飘飘的裙子”（中卷，p.85）。

玛利街上拥挤的人群里出现了几顶高帽子，用白色无纺布做成的高帽子。这些人身上挂着百货公司大甩卖的纸板广告牌，红扑扑的脖颈上吊着广告牌的细绳子，细绳子显得他们年轻粗壮的脖子上的皱纹又深又宽，那是与年龄无关的凯尔特皱纹。凯尔特血统容易在脸上和脖子上留下皱纹，面颊和眼角上也是，就像韩国人遗传大圆脸，蒙古人遗传细小并眼角上扬的丹凤眼那样。

他们在人群里慢慢走到玛利街尽头，又原路折返回来，向奥康内尔街的方向走去。

其实，这不算布卢姆日的特殊装束。至今在欧洲各大城市百货商店附近的街上，有时还能看到这样的活动广告人；在纽约也有这样的人，甚至在曼哈顿的老百货店大堂里都有。但他们比起苹果手机巨大的户外广告来，有种温文尔雅的古意。走回到亨利街的尽头，有间总是人潮汹涌的货币兑换小店。这种即时货币兑换的小店总是开在商业街里，汇率比银行要好些，旅行者大都喜欢到这里去换钱。我在那里用两张五百元的港币换了欧元；等待的时候，吃了一块柜台上放的硬糖，薄荷味的。大多数人都换美元，即使不是美国人，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游客们长久以来也已习惯带硬通货旅行。

奥康内尔街的格列沙姆酒店门口停着一辆冰激凌车，穿无领衬衣的年轻人和戴蓝色宽檐草帽的年轻女子正在旁边吃冰激凌。他们的朋友站在一边谈笑，他有一身乔伊斯打扮：窄檐黑缎带的男式草帽，一套浅色条纹亚麻布便装，淡黄色的马甲，后背一定是由一块淡金色的绸子做面子的老式样。他也戴着眼镜，手里握着一只烟斗，散发出维也纳烟丝甜丝丝的气味。这家酒店是布卢姆前去参加葬礼时，在马车上路过的酒店，也是《死者》中的主要人物加布里埃尔和葛莉塔晚上下榻的酒店。

站在冰激凌车旁边远远望向右边，帕奈尔纪念碑就在尽头了。纪念碑前狭长的空地上正有一队书迷小组松松地围拢在一起，听另一位金发向导朗读书中的段落。那里还有一个戴有面纱的女帽的中年妇人，庄重地站在金发向导身边，微垂着头谛听着，看上去非常像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中学文学教师，打扮却是按照康米神父在街上第一个遇到的议员夫人来的。

这天，作家的作品与他所在的城市间那种互相营养、相映不朽的关系，在都柏林得到最直观的体现。乔伊斯与他创造并描写的世界——无形的精神世界与有形的地理世界融汇贯通，早已逝去的时光与靠文字创造出来的人物在新旧斑驳的城市里栩栩如生。二十世纪初的意识流作家似乎总是充分理解自己的意识流动与真实存在的地理世界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福克纳和他笔下的小镇、卡夫卡与他家小巷外的山顶城堡都是这样。意识流作家打开时空与意识世界的时候，似乎需要一个现实世界作为零坐标、作为镇纸、作为单反相机里镜头后面的那面小镜子。

现在呆板附庸的乔学家会引用乔伊斯的话，来证明他其实热爱都柏林。乔伊斯说过，如果有一日都柏林被炸毁，人们将可以根据他作品中对都柏林的诸多描写分毫不差地重建它。但在我看来，这种结果更像一种意识流的写作风格：精准写实外部世界，为描绘人物心灵世界里无时不在的意识流动提供了足够巨大的空间，好似一条辽阔的河床，意识在其中奔流不已，但总也不会泛滥成灾，不会淹没读者的理解力。

与其说乔伊斯是为了爱都柏林而写，不如说他是为了让从奥德修斯到布卢姆的丰富人类历史、让爱尔兰七百年殖民以来形成的丰富民族性、让十几种欧洲语言与典故承载的隐喻与多义有足够大的空间无限互文、无限生义。无限互文、无限生义是他这样的作家对自己将要流芳百世的作品至上的期待。他也许没那么在乎都柏林，他更在乎自己创造的天书。

这一百多年来，意识流总是被人们定义为打通了现实与内心的界限，为文学寻得另一维的自由空间；但在我看来，这种打破，正是以同时对地理世界有尺一般精准的现实描绘为手段的。这是写作手法上的技术性工作。

那些漫游的人们，穿着1904年书里人物衣衫的人们，吃了一肚子书中早餐和冰激凌的人们，身体在街道上东游西荡，心灵在意识中追波逐浪。他们似乎是在都柏林重温布卢姆想过什么，其实他们自己的生活此刻正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闪烁不停，如浮在水波上的光亮。他们的脑子里想到了多少自己、他们各自的过去和现在，在散步中再现于陌生城市的街道树荫下。此处咖啡的香气、大西洋岛国初夏烂漫的草木香，与我自己小时候在家乡夏天一盘除虫菊蚊香的气味勾连一处——意识流就是能给予读者这样漫游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