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应当反思：我们是如何开始使用“直男癌”这一说法的

随着女性主义的传播和普及，当下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思和讨论。不正义到底是不是越来越少，很难说。不过，更多的公共讨论意味着情况终有能够改变的希望。随着公共讨论的增多、女性主义的传播，也越来越多新的概念进入到我们的日常对话以及对男女平等的理论争论之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我们已经完全掌握的“直男癌”，以及常常被批判的“男权”。新近的讨论中还出现“田园女权主义”等等名称。

新概念和新名称可以提供新工具来厘清不同的问题，使讨论更加具有针对性。不管怎样的概念，只要能够清晰说明其含义，当然不会影响讨论的推进。然而，比如“直男癌”一词，从一开始就迅速占领了网络，扩散到所有性别问题的线上线下讨论，于是乎，我们已经可以习以为常并不加说明地使用它。从女性主义的行动中常见的“抗直男癌”口号，到讨论问题时以“直男癌”作为基本分析框架，这个概念成了女性主义在生活中必备配套词汇。我们习以为常的使用这些概念进行女性主义活动或讨论，却可能会带来不少的问题。

女性主义自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会给出不同的主张和论述。在理论的讨论里面，不同的女性主义者会因为所持有的不同的理论立场而被区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甚至无政府女性主义。这种区分基于她们所坚持的不同的社会、政治立场，理论分析框架的差异。不同理论立场的女性主义所反对的目标，也是以理论词汇进行描述和区分的，比如反对对女性自由的剥夺、资本社会对女性的剥削、权力结构对女性的不公等等。

不过，上文提到的新近兴起的概念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为女性主义的理论，以及女性主义所反对的目标，进行新的区分。本来，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差异是通过政治概念进行描述的，现在是通过其身份进行区别：田园女性主义、行动派女性主义、学院派女性主义、微博女性主义、知乎女性主义等等等等。这些对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女性主义者的区分不再根据不同的理论立场，而是根据不同的身份为标准。不同的（女性）身份成为这些理论的理论资源以及背后的支持理据。

比如最早占据网络讨论的“中华田园女性主义”，最早便是根据网络上讨论者的身份位置而出现的分类名称。田园女性主义通常指没有太多理论学习，仅凭自身经验的本土女性（或男性）所持有的女性主义观点。后来，“田园女性主义”慢慢成了一个污名。因为持有者的身份，田园女性主义慢慢被认为是粗浅的观点，最后成为污名化的标签。可见，身份的分歧代替了理论的分歧成为区别不同女性主义的标准。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反对的对象，也通过身份认同的差异重新表达。女性主义不再是反对一种不正义，而是反对一类人的某些特征。当下女性主义讨论中，“直男癌”“男权”成了对女性主义批评对象的标准描述，而它们具体指的是什么内容，却很少被认真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作为整体在传播中很可能产生这样的理解，女性主义反对的是某一身份（男性）的人的某些特征。

奥运期间，媒体报道了商春松选手为视障哥哥买房一事。随后，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少女性主义者批评商春松家庭对她压榨，她的家庭正是男权的产物，所以才会出现商春松需要负担兄长的开支而自己省吃俭用。之后，因为贫穷和性别的问题成为热议，更有不少女性主义者在网络上高喊“穷屌去死”。她们认为，贫穷的男性正是此种对女性的压迫的罪魁祸首。需要反思贫穷和性别的交叉问题时，我们可能不自觉地将问题的成因归结穷屌身上，而不是贫穷本身。男性或者男性的某些特性，成为了女性所受的不公平的定义因素。

以身份差异作为女性主义分类的标准，以及界定女性主义的范围，最大的问题或许是将女性主义诠释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的对抗的理论。女性主义各种理论之间的论争，根据身份差异的标准，就会被诠释成比如行动者与学者之间的对抗；而女性主义理论也会因此被理解成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对抗。各种对女性主义的误解便是从这些理解和诠释中引申而来：女性主义是为了争夺女性至上的地位、打压男性的理论；行动者认定学者不能理解实际行动，从而忽略学理上对行动的论述。同时，因为身份差异成为理论分类的标准和理论的支持，对问题的分析以及理论的主张也因为身份而具有不同的正确性。

当下的这种情况可能跟Diemut Bubeck所描述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后期的情况相似，通过身份认同的差异发展出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黑人女性主义，拉拉女性主义等等。而她认为，这种情况背后可能是女性主义理论接受了著名的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

什么是立场理论

立场理论是一套知识论理论，主要关心知识在社会中的状态和地位。立场理论来自于马克思的想法，主要观点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1）    不同的社会物质条件（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会带来关于世界的不同经验和理论（知识）。

2）    根据社会物质条件的差异，人在社会中被分为不同的群体。

3）    所以，不同群体对世界的经验以及形成的信念和理论（知识）也是不同的。换言之，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知识立场。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不同的群体指的就是社会中形成的不同阶级。如果仔细分析以上三条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背后当然首先预设了，知识应该是受制于社会的。社会状态决定了知识的内容和性质。这个想法可能会受到来自科学的挑战，特别是理论科学。不过我们可以暂时先假定，这里讨论的知识仅仅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而不是全部理论知识。

以上并不是立场理论的全部。在提出社会存在不同的知识立场之后，立场理论最显著的观点是关于这些不同立场的地位的判断：

4）被压迫的群体的立场具有知识上的优势。

在立场理论看来，这些不同的知识立场并非都处在同样的知识论地位上。用马克思自己的例子就能很好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拥有关于对社会的不同经验以及信念。压迫的资产阶级因为在社会中受益，所以倾向于接受与维持一个扭曲社会现实的信念系统；相反，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为其被压迫的经验，更加倾向去揭露真实的社会状态并努力摆脱被压迫的地位，所以产生的信念系统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被压迫的群体正是这样具有更高的知识上的优势，她们的立场更能够提供真正的关于社会的知识。

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更加关注社会性别关系，但整体上接受了立场理论的论述和观点。在国内，也许因为长期在基础教育中灌输的相对主义观点，立场理论十分流行。然而，将立场理论理解为知识的相对主义是一种误解。知识的相对主义认为，知识并没有客观上的正确性，所有知识都相对于不同的主观立场而正确。但立场理论并非如此，它坚持知识具有客观上的正确性，被压迫群体立场上形成的信念和理论才是真正的知识。所以，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并不是认为，女性有女性的立场，男性有男性的观点，对错都是相对的，只有权力的制衡。相反，女性主义立场理论认为，女性作为一个被压迫的群体，其立场更具知识上的优势，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状况。

通过接受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从理论分歧到身份分歧的标准转换就很容易得到解释和辩护了。身份上的差异意味着社会位置上的差异，这些差异自然是社会物质关系的不同。于是，身份上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立场，进而决定了不同的对社会的信念和理论。自然地，不同女性之间因为立场不同，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女性经验以及进一步不同的女性主义。同样地，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自然决定了女性立场与男性立场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女性是被压迫的群体，女性立场是更具知识优势的立场。如此一来，对抗性的关系描述在知识论上得到了支持：她们之间不仅仅是立场的不同，而且是立场的竞争。可惜的是，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在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都是有问题的。

理论上的问题

尽管接受女性主义立场理论能够将不同社会位置、不同身份的经验通过理论表达出来，但是女性主义立场理论本身是有缺陷的。

作为一种知识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并不能够找到非循环的辩护基础。立场理论主张，因为女性在社会性别关系上处于被压迫的位置，所以女性对社会的认识比压迫者的男性的认识更可能正确然而，我们如何能够确定知道，女性在社会中处于被压迫状态呢？女性被压迫是事实，但直男癌患者也许并不会承认。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事实，首先就已经要认识到，被压迫的女性对社会事实的认识比压迫者的男性要更准确。这样一看，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逻辑其实就是循环：根据立场理论本身，我们无法非循环地确定哪一种立场是更具有优势的立场。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会出现自我矛盾。女性当然在社会中承担着性别不公的压迫。但是，我们因此就能说明，女性看到的这一来自性别不公的压迫就是事实吗？既然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并不是相对主义的，那么半真半假的立场在立场理论看来就应当不是真的立场。女性的立场就是真的立场吗？不同的女性在社会中所承受的压迫各有差异。女工群体还需要承受来自资本的压迫，她们对社会的认识或许更具优势；外来务工者中的女工，她们还承受着社会上对外来务工者的歧视，她们对社会的认识或许更具优势；外来务工者中的女地盘工人呢？我们最后会发现，每个个体的立场都可能不同，我们如何能够说明，哪一种立场才是正确的？

女性的立场或许在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的情况下，更能揭露“男权”现实。但是，立场理论迫使每一种不同的社会位置和身份，我们无法停在女性作为整体的某种立场，并赋予其知识论优势。社会上存在着不同身份不同社会位置的女性，她们各自可能都因为不同的社会条件而形成不同的知识论立场，哪一个立场才是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状态最有权威的立场，我们依然无法确定。

除了理论上的问题外，坚持立场理论和身份分歧成为分类标准，还会为女性主义的现实行动带来各种实际的问题。

行动的问题

希望通过女性的身份来坚持一种女性的整体立场，是很多女性主义者一直以来的追求。事实上，女性主义所反对的性别不公的受害者大部分就是女性。女性在历史上承受了这种不公的长期压迫，这些压迫从习俗到法律，从家庭到政治体制，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这种不公平的大部分受益者是男性。男性因为性别不平等而获得各种在社会中的好处。性别身份在描述性别不平等中当然占据重要地位。但是性别身份应该出现在描述的哪个位置，是值得讨论。不过，坚持立场理论以及身份分歧作为女性主义区分标准，当下女性主义流行将身份放在描述性别不平等的定义性质上，而不是描述其对象上。所以，这种性别不平等的习俗到体制叫做“男权”，性别歧视的思维叫做“直男癌”。我们使用身份来定义了女性主义所反对的对象，通过身份差异来确定立场，而不再使用理论词汇。在立场理论的支持下，这种定义似乎没有问题，因为男性作为压迫者所表达的信念和理论的立场不恰当的，直男的思维自然是重病——癌。

不少女性主义行动正是打着“抗直男癌”的口号。“女权徒步”是引起关注的运动之一，行动者希望通过长期徒步的方式，因为媒体和大众对譬如性骚扰、抑郁症的关注。在徒步中，除了反性骚扰、抗抑郁症以外，行动口号还包括抗直男癌。反对一种以某类男性的特征而命名的不公，的确可以让女性主义的行动目标更加明确的表现出来。“珍爱生命，远离直男癌”是各种行动背后的实质思路。

如果我们在女性主义行动甚至日常讨论中不断因为立场观点而使用这种表示对抗的定义概念，我们就有必要追问，女性主义行动以及日常讨论的目标到底为何？坚持通过身份差异进行的对抗性表述，也就是坚持女性拥有女性的（正确的）立场，男性拥有男性的（错误的）立场，在叙述上就预设了社会性别的截然区分。而女性主义行动的目标不正是去消除社会性别，使得社会性别角色不再成为决定个人生活的决定要素吗？坚持身份差异决定立场的对抗性表述，似乎变相地重复了使用身份来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思路。

将反对性骚扰变成反对直男癌的时候，我们变相不自觉地将问题的实质混淆了。性骚扰的问题，应该是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不恰当地给予男性更多的特权，并且同时压迫女性认为性骚扰是自身的错；这时候，我们却将其混淆为，那些人（直男）才是性骚扰出现的根源。将问题的根源混淆则意味着行动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搞错。如果问题的根源是那些人，解决方案就是将那些人隔离。但如果问题的根源在社会制度与风气，行动的目标应该是促使改变各种的制度。正在进行众筹的反地铁性骚扰的广告， 大家阻止的“咸猪手”就只有一只男人的手，依然充斥着性别刻板偏见。

另一方面，立场理论又让我们陷入矛盾。女性主义者希望获得女性作为整体的一致立场，与立场理论迫使我们考虑不同女性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立场形成冲突。这种矛盾在当下女性主义的日常讨论中经常看到。一方面，我们区分出不同身份立场带来的不同女性主义，从女工立场出发的女性主义，白领的女性主义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因为坚持女性作为整体的一致立场，女性主义者之间自动在“哪一个是真正的女性主义”的问题上沉默。特别地，后一种情况成为女性主义行动中更为普遍的情景。坚持女性作为整体具有一致立场，让许多女性主义者将互相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团结，所以具体的身份差异可以忽略，作为女性的立场必须一致，而争论谁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不过是分化女性主义者的手段。

这种因为团结而放弃争论的想法在学理上自然说不过去，同时也会对女性主义行动带来影响。因为团结而放弃争辩观点上的分歧，实质上等于认同，立场的团结比观点的正确性更重要。这事实上才是对女性主义的伤害。不仅学理上观点不能厘清，女性主义行动的正当性也会因此受到质疑。没有好的论述作为女性主义行动的支持，而好的论述不能仅仅通过诉诸身份区分而达到，还需要更加仔细的道德和政治的分析。更进一步，坚持立场的团结，还会使女性主义行动在执行上乏力。不少女性主义者认为，立场的团结才能够发动更大的力量完成目标。然而没有观点上理清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并不清楚，这时候的团结所带来的成果并不会巨大。

更令坚持立场理论的女性主义者头疼的，是如何面对将压迫内化了的女性，比如因为长期的性别不平等，有女性认为，被性侵犯是受害她们自身的错。她们的立场以及她们对性别关系的信念属于何种立场？

从关注个体出发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当下现实中都存在不少的问题。之所以立场理论会流行，上文提到的Bubeck认为是因为女性的差异开始被“发现”：女性在性别关系中相对男性的差异；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为了处理这些差异，立场理论希望通过承认这些差异给出不同的女性主义，但是立场理论犯了错误。Bubeck认为，女性主义本应该去处理这些差异带来的问题，但是立场理论却是希望将女性主义理论奠基在这些差异之上。也就是说，面对男女的差异，面对女性之间的差异，女性主义本应该思考例如如何根据这些差异来安排资源的分配；而立场理论希望根据差异A有一套分析甚至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根据差异B有另一套分析甚至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

面对这些身份上的差异，或许我们更应该从这些差异出发，也就是从关注不同的个体出发。从关注个体出发，不等于我们放弃一种普遍的理论。我们可以构建关于人的生活的普遍的规范性理论，比如人的正常发展需要什么条件的理论。然后，我们关注不同的个体。个体应该成为目标，个体缺失了什么条件，如何才能让她获得更好的生活。诺贝尔奖经济学家Amartya Sen以及著名哲学家Martha Nussbaum分别发展出来的能力进路正是这类理论的典范。

从关注个体出发，女性主义同样可以关注大写的女性。女性主义之所以关注女性，那是因为大部分作为个体的女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性别的不公平对待而缺失了某些过上人的美好生活的条件。同时，从关注个体出发，女性主义也可以同时处理不同身份的女性，以及男性，在各自情况下的缺失。女性主义行动可以更好地论述其目标，为其行动提供理论依据。上面提到的能力进路，也是人类发展计划的重要理论依据。

从关注个体开始，可以避免立场理论所带来的对抗性叙事。在行动上或许更来带来合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带来有共识的改变。如果共识的改变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确是时候想想，我们是如何开始放弃“性别主义”改用“直男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