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尚贤政治是否有可能代替西方民主？

【编者按】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英文版出版于2015年，在本书中，贝淡宁认为，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尚贤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影响了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革，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民主制更适合中国这样的大国。《贤能政治》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系该书前言，有删节。

贤能政治或许是被关注得最多，但在理论层面被研究得最少的话题。政治体制的目的应该是选拔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人作为领袖，这个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核心内容。原因显而易见：我们要求训练有素的合格者担任科学、法律和公司的领导职务，那么在最重要的机构中，我们为什么不也这样要求呢？

正如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所说：“人们渴望政治领袖能够将社会治理好。任何社会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领袖的素质决定的。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在领导岗位上，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道德角度来说，都是荒谬的。” 因此，从孔子、柏拉图、朱熹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孙中山和沃尔特·李普曼等政治思想家，都竭力想要鉴别出选拔能够在众多问题上做出智慧的、基于道德考量的政治判断的优秀领导人。

但是，这种辩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本上就停止了。在中国，辩论之所以停止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更多地强调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而不是知识分子和教育者的政治贡献。他们要从基层开始建设一种参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在中国大陆根本看不到为政治精英主义辩护的人（至少没有人在公开场合听到过类似言论）。而在西方，停止辩论则主要是因为选举民主在思想上的霸主地位。

一个民主社会只要求民众选择领袖，由选民来判断候选人是否贤能。如果选民理性，善于选择领袖，就没有必要过于担忧优秀政治领袖应该具有什么品质，以及何种机制才能选拔出最优秀的领袖。因此，政治理论家将兴趣转移到如何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深化民主改革，以及如何在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

有关政治尚贤制的辩论是在微型城市国家新加坡复兴起来的。从20 世纪60 年代起，该国的领袖极力倡导将以贤能标准选拔领袖的方式制度化，虽然这么做意味着在民主程序上施加某些限制。他们认为，政治领袖应该持有长远眼光而不是迎合短期选举利益，政治体制的结构化能够而且也应该防止追求短期利益的“民粹派”政治领袖滥用权力。但是，新加坡的贤能政治话语并没有获得国外的充分关注，这主要是因为贤能政治并没有被当作普适理想呈现出来。相反，新加坡领袖强调的是，选择和提拔最能干和最讲诚信之人担任领袖对微型城市国家的特殊紧迫性，因为它人口稀少、资源匮乏、周边强国虎视眈眈。因此，为什么要讨论将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国家的理想推广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呢？

但是，两个最新的发展趋势使得关于贤能政治的辩论重新回到全球版图上。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危机已经动摇了人们对选举民主的盲目信心，开辟了探讨其他政治选择的空间。问题不仅仅在于民主理论家逐渐认识到了在西方世界之外推行民主实践的困难；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西方世界现有的民主制已经无法再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比如，在经济困难时期，选民常常选择那些民粹派的政府官员，这些人鼓吹的政策危及国家长远利益，更不要提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危害了。因此，有创新思想的政治思想家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可以通过吸纳更多贤能政治机构和实践得以改善。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尚贤制理论因为中国的崛起而焕发出新的活力。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庞杂的政治人才选拔制度。似乎正是这个制度支撑了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功。就像中国的早期做法一样，该政治体制旨在通过考试和考察在基层政府工作中的表现来挑选和提拔公务员。虽然中国式的尚贤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很少有人会否认，如果和国家规模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民主国家相比，这个制度的表现相对更好些，更不用说与中东和其他家族独裁统治国家相比了。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贤能政治实践。与新加坡不同，中国能够“撼动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期，没有人预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如此迅速，竟然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20年，或许我们将辩论中国式贤能政治是否可能成为西方民主的替代性选择，甚至是一种挑战。

在深入讨论之前，请让我澄清一些术语。本书是对政治尚贤制的辩护。在某些国家，依据品德和才能选拔出来的专家被授权担任行政和司法领域的领导职位，但是，他们只是间接地对民选领袖负责。人们期待专家在严格限定的领域内履行权力，尽可能地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比如，英国公务员要为当选的政府官员服务，在工作时，他们或许需要把自己的政治观点放在一边。相反，在像中国这样的尚贤社会，其政治领袖则被期待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做出政治判断。就像民主国家的民选领袖一样，他们在政治共同体内拥有终极权力（包括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在政治尚贤制中，公务员和政治领袖之间并没有清晰的机构界限。简而言之，民主国家依据品德才能选拔出来的公务员并不被指望具有政治性，而贤能政治国家以同样标准选拔出来的公务员却要履行政治权力。

区分政治尚贤制和经济尚贤制也很重要。在英语中，“meritocracy”可以指分配经济资源的一种原则： 它是依据能力和努力程度而非阶级和家庭出身分配财富的体制。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它往往是根据阶级背景分配资源的，虽然资本主义理论还存在一种依据能力高低和奖勤罚懒分配资源的神话。共产主义旨在消除阶级差别，后资本主义时代（低级共产主义）的资源分配将把资本主义言论变成现实：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经济资源。

虽然这个看似选贤任能的原则不承认阶级差别，但它仍然有缺陷，因为“它心照不宣地承认个人天赋的不平等，因而产生了天生的特权”。也就是说，人们不应该从并非个人努力换来的天赋才能中获益，而且惩罚那些并非因为自身原因而缺乏生产能力的人是不公平的。因此，社会应该进一步发展到“高级共产主义”，即完全根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分配资源

同样，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也承认这样的风险，即看似公平的机会可能导致“冷酷无情的尚贤社会”。天生具有某种能力并不证明一个人在道德上有权获得财富，因为人天生拥有的东西并非自己努力得来的。不应该根据生产能力多寡分配财富，罗尔斯为“差别原则”辩护的理由是：只有在不平等有助于最不富裕的人时，差别对待才是被允许的。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曾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批判尚贤制：

尚贤制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财富和基因天赋方面最幸运的人，在家庭支持、激励和收入方面最幸运的人，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最幸运的人，在很多难以统计的其他方面最幸运的人，获得最大的奖励。即使假设的尚贤制通过道德审查而被认为是公平的制度，能证明它公平的唯一方法是这些最幸运者在所有这些方面也拥有最大的责任，他们要努力工作，为世界的改善做出贡献并与他人分享其幸运。

我对这些将尚贤制视为经济制度的批判深有同感，但是本书的目的不是为物质利益分配的某种理论辩护。我再次重申，本书旨在为政治上的尚贤制辩护，即政治权力应该根据能力和品德分配，只是在涉及如何建立在道德上可取和政治上可行的政治尚贤制时，我才会对经济资源的分配进行论证。

虽然政治尚贤制这个话题很重要，但有关尚贤制的政治理论目前还非常匮乏（与此相比，有关民主理论的著作有数千部之多）。所以为了创作本书，我参阅了用英语、法语、汉语著述的涉及社会科学、哲学和历史等广泛的内容，并涉猎了很多与之有间接联系的话题。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我从与他人的交流中受益良多，他们帮助我弄清楚了政治尚贤制的理论和实践。出于进一步帮助我理清思路的自私目的，我与其他学者合作组织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研究政治尚贤制崛起和复兴的知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探讨贤能政治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

我为什么会关心这个话题呢？我逐渐对政治尚贤制感兴趣是在接触儒家传统之后。此前，我写的有关政治尚贤制的文章往往更多是受到儒家哲学而非现实政治的启发。在过去几年里，我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尚贤色彩，这也许部分要归因于清华大学的优等生越来越多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将政治尚贤制的哲学思考更加直接地与中国的政治现实相结合就顺理成章了。我意识到自己不经意地踏进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领域，便在中国和西方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但是，我常常遭到批评家的无情抨击，对我的指控也是五花八门。

参考文献和注释（同时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成）。我不敢肯定这是否取得了成功，但是我在自己制订的5 年计划中尽了最大的努力。

同样值得提出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在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主要论述中国的书。原因之一是我用英语写作。但是，我希望这本书会在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中国读者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更熟悉一些，但是该书或许有助于人们更多地讨论评价政治进步（和退步）的更加合适的标准。我也希望本书能够在英语国家中被广泛阅读，以推动人们更好地理解政治尚贤制—无论是作为一种理想还是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现实—甚至可能激发民主国家的尚贤尚能的改革。

至少，在那些西方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以西方视角探讨的问题上，本书提供了中国视角。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10多年，我根本不会写这样一本书。如果在20 年前阅读本书，我或许会对自己的某些观点感到震惊。但是，事实上，如果与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相比，我的政治观点其实属于非常温和的中间派。本书既不打算发起挑战，也不特意追求与众不同，虽然西方读者或许抱此观点。尽管在西方国家，言论自由会得到更多法律保护，但中国对西方民主的了解要远远超过西方对中国尚贤制的了解，本书或许可以作为某种再平衡的努力。我渴望将来有一天，西方人和中国人可以就政治问题进行知情的辩论，而无须带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隔阂或者文化误解。如果为了这一愿望的实现，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那么我就可以作为幸福之人安然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