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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研究|胎停与空气污染

澎湃新闻记者 沈丹丽、实习生 史晨瑾
2016-09-20 14: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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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躺在B超诊室的床上,医生拿着探头在她肚子上画了一圈,又一圈。过了一会儿他对旁边的助手低声说:“什么都没有,对吧?”

经过多次怀孕,华西知道医生说的是什么。子宫里什么都没有,一个空囊。

“你看到胎芽了吗,看到胎心了吗?”华西试着反问医生。对方皱起眉,摇了摇头。华西在病床上差点哭了出来。

这次怀孕像是上帝和华西开的一个玩笑。经历5次流产后,华西和丈夫已经决定接受人生中没有孩子的现实。但某次单位体检,正准备做胸透项目时,几年的备孕经验在华西脑海中形成了一根敏感的反射弧,她忽然莫名地担心起来:万一自己怀孕了怎么办?照X光会对孩子有影响吗?

做胸透的医生建议华西去泌尿科医生那儿领一张试纸,当场检测。

过了两分钟,泌尿科医生告诉她,阴性,也就是没有怀孕。

试纸说明书上写的其实是5分钟之后读取结果。不过通常情况下,如果孕妇体内的hCG浓度足够高,两分钟已经能够看到结果了。hCG又叫人绒毛膜促性腺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是胎盘绒毛膜滋养层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当它的值上升到一定水平时,孕妇会产生呕吐等明显的妊娠反应。

按华西的末次月经推算,如果她怀孕了,孕期也只有26天,hCG值很可能还不足以让试纸变色。

华西没有丢掉试纸,重新回到了等待做胸透的队伍中。队伍很长,华西隔一会儿就把试纸拿起来,盯一会儿。最后一次看的时候,她发现怀孕红线的位置,隐约出现了一道灰色的痕迹,就像一条水线。她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跑到泌尿科医生那里确认。灯光底下,医生注视着华西所指的水印位置,两三秒之后,开口说了唯一一句话:“你三天后再来吧。”

2015年1月26日,这是华西第六次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我和老公一点喜悦都没有,他说,哎呀怎么办?就像又要做一次流产的感觉。”华西回忆。

怀孕第8周,华西再一次被B超医生诊断为胎停。

胎停

受精卵从着床到发育会经历一系列奇妙的过程。当胚胎发育到一个阶段发生了死亡,停止了继续发育,就发生了胚胎停育(以下简称胎停)。正如不是所有种子都能够开花结果,受精卵的生长过程也可能中断。

“胎停不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最初是超声检测时喜欢用到这个词。超声医生做B超时,看到了胚胎,但是没有胎心;或者有了胎心,之后又停掉了。这个称为胎停。”上海市黄浦区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王玉玲说。

胎停往往发生在孕早期(孕12周之内)。如果妊娠物能顺利地从体内排出,就成为了自然流产,如果不幸没能及时发现和排出,滞留在体内,就造成了稽留流产,要借助人工的手段排出。

在第6次被医生诊断为胎停后,华西告诉等候在外面的丈夫,医生建议下午做人工流产。丈夫一听急了,“不行,走走走复查去,不能光听一个人的!”他带着华西开车立即前往附近的另一家医院美中宜和,紧急加了一个号。距离上次检查只隔了一个半小时。

在美中宜和的B超室里,华西再次躺了下来。她对面的墙上嵌着一台电视,B超结果就在电视屏幕上显示出来。B超医生拿着探头,一边说,“这个就是你的子宫。”一边放大,“这个是卵黄囊。”然后继续放大,“你看,这个长长的就是胎芽,这个闪的亮的东西就是胎心。”然后他搓了一下探头,“现在这个宝宝的胎心175下/分钟。”

这个差点夭折的孩子从超声检测中得到了“改判”。后来它一路“升级打怪”,经过一道道产检,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

华西和丈夫都在国航上班,他们从2009年结婚后开始备孕,在2015年10月迎来了第一个孩子。他们身边的同事几乎都有一到两次的胎停经历,但华西觉得这不是她所在行业的特殊现象:“我觉得真正去统计的话,现在有胎停的真的挺多的。宝宝树是一个很大的平台,里面基本上每一个孕妇圈大概都有一万多人,如果能对胎停人数进行认真统计的话,应该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

华西说的“宝宝树”是国内一个在2007年3月8日正式上线的育儿社区平台,现在吸引着中国最多的年轻妈妈们,Tracy和华西就在宝宝树上认识。

Tracy在上宝宝树论坛之前,觉得身边的人怀孕都挺顺利的,“后来上了宝宝树才知道和我差不多经历的,或者更惨的还有好多。”

“期待出现奇迹20160310”是一位胎停的妈妈给自己开的一个微博小号。她在个人资料里这样介绍自己:“多囊卵巢综合征+轻微甲亢+不孕不育+肥胖患者,还会更新吗?”头像是一团漆黑,像是无边无际的夜。

从2011年5月到2016年8月,用她自己的话讲,最好的年纪都在求医问药上,“因为体质不好,对别人很容易的事对我特别难。自责是有的,但还得走下去。”她说。

一次胎停,三次生化妊娠,这是她到目前为止的遭遇。

“近期两版的妇产科教材中才出现了‘生化妊娠’这个词,之前自然受孕没有人讨论这点。从试管婴儿出现之后,开始监测怀孕的过程,这个现象被发现了。”王玉玲解释。

“粗心”一点的孕妇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经历了生化妊娠,这是因为生化妊娠处在非常早的孕期——受精卵甚至还来不及着床,孕囊就消失了。当一个女性在第28天测出怀孕,第36天身体却出现了流血,她可能已经遇到了生化流产。但是假如她没有及时发现自己怀孕,就可能只把它当做一次普通的生理周期延迟而已。

“生化妊娠被称为亚临床流产,往往不进入统计。”生化妊娠的发生率有50%左右,假如算入流产统计,孕妇一次流产率可能会达到一个让人意外的数字:70%~80%。生化妊娠构成了其中的大部分。王玉玲说,“这是好多年前的数据了。”

生化妊娠是胚胎染色体异常的一种表现形式。胚胎染色体异常也被认为是孕早期胎停最常见的原因。

如果胎儿的染色体发生数目异常或者结构异常,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淘汰机制便会扳动开关,让不健康的胎儿停止生长。临床统计结果认为,妊娠前3个月内流产的胚胎一半以上都存在染色体异常现象。大部分时候,胎停是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在起作用。但生育对女性来说有太多医学之外的意义,当胎停发生时,女性可能不会觉得这是生物学意义上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自身原因所致,并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

另一个公认的导致胎停数量上升的因素是女性生育年龄推后。随着孕妇年龄的增长,女性身体机能下降,体内激素的基准水平产生了变化,胚胎染色体异常的概率会增加,据统计,20-29岁是妇女妊娠的最佳年龄,超过35岁,早期胚胎异常的几率就会激增。

感染也会引发胎停。当细菌、真菌、寄生虫等病原体侵入孕妇身体,可能会引发宫内感染——此时胚胎生长发育的空间遭到了破坏。比如人巨细胞病毒(HMCV)感染发生后,可以引起胎盘绒毛及蜕膜组织的凋亡,使得胎儿的发育受限,从而引起胎停。解脲支原体(UU)是泌尿生殖道感染的常见病原微生物,是目前国际上最为关注的与不良妊娠结局有关的病原体。其他的感染因素还有衣原体、弓形虫、单纯疱疹病毒、细菌等。

母体提供的各项环境是胚胎生长发育的场所,母亲的身体状况密切联系着胎儿是否能够健康生长。比如子宫畸形,就像房子的空间不够大,胚胎就无法正常发育。母亲的工作环境、平时不良生活习惯会影响胎儿的生长。而当母体患有全身性疾病如髙血压、糖尿病、心力衰竭等,也会成为诱发胎停的因素。

当胎停发生后,医生也许会建议男女双方都做身体检查,这是因为不只是女性,孕卵的另一方提供者——男性的健康状态也会对胚停产生影响。除了遗传学方面染色体异常外,如果男方精液中的精子核蛋白不成熟,可能会影响受孕后胚胎的稳定性。

血型不符、局部表达因子、内分泌、免疫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导致胎停的因素。

科学的发展照亮了越来越多人类可以理解和解释的范围,但生命奥秘的复杂性超过我们的想象。涉及胎停和流产的因素如此之多,妇产科诊断中有一个“一半”原则:怀孕有一半会流产,流产有一半是查不到原因的。

如果说遗传因素、感染因素、母体因素等是胎停背后常见的原因,那么生活环境则作为一个更加动态的因素,也开始被怀疑可能会影响当下孕妇的妊娠过程。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是否会增加胎停的几率。

空气污染与胎停

关于空气污染与出生结局之间的关系,国外的一些研究和报道证实,一些空气污染物可以通过胎盘减少新生儿体质量、身长、头围,甚至影响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从而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和出生结局产生不良影响。

198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当时欧洲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媒体的报道描述它是一个“太阳经常被一层紫铜色的烟雾遮蔽”的地方。“由于大部分森林受到严重破坏,西北边境地区的菌类植物和花草随着各个生长期的松树一同绝迹。松针枯黄掉落,病虫害滋生蔓延……布拉格当局派人砍伐已经死去的树木为联邦德国的家具厂制造板材。砍伐之后而出现的地带中最长的一条达21公里。现在,空气中的污染物不受任何阻挡地落到光秃秃的山顶,落进地势较低的森林,继续产生它的破坏作用。”1983年第五期《今日苏联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环境污染情况》(叶方咸译)一文中写道。

有着三分之一森林覆盖面积的捷克斯洛伐克渐渐失去了它“猎人乐园”的美誉。直到1970年代中期,高耗电量一直是捷克斯洛伐克工业高水平的证明,而供电的来源主要是燃煤。飘落在西北部空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来自含硫量较高的褐煤,它是捷克斯洛伐克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主力。

1999年英国伦敦大学流行病与公共健康学院的Martin Bobak教授等人做的一项研究,收集了1986至1988年间捷克(1993年前属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受国家公共健康服务监测的45个区域的空气数据,以及这些区域的新生儿数据。他们试图寻找,空气污染同死产和新生儿低体重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在两张绘制而成的统计图表中,新生儿低体重所占百分比的颜色分布,和空气中SO2浓度的颜色分布呈现出了很大的一致性——尽管它们并不完全重合,但在污染最严重的西北部分,新生儿的体重也更低。

这个研究思路近年来也被中国学者用于验证空气污染与胎停的关系。

每年冬季,中国北方的采暖期到来后,从天津市平津医院医院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去,城市景观日渐模糊。2007年,平津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陈亚琼还不知道这是雾霾,只是从一些国外的文献中看到,国外在冬季采暖时,空气污染水平会有所上升。但陈亚琼关注到,每一次采暖期过后一两个月,医院门诊中诊断出胎停的孕妇会变得比以往多。这似乎成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陈亚琼决定带领研究生把研究方向对准空气污染和胎停之间的关系。

她们最初希望搜集整个天津市的胎停数据。在跑遍了当地卫生局、妇幼保健所、社区医院之后,陈亚琼和三个研究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胎停的数字是没有的。

“医院没有统计胎停。妇产科只根据国家计生委要求,统计人工流产和药物流产的人数。但不知道这些流产的原因。没有因胎停来做流产的统计数字,我们只能去翻看原始病历,也就是产妇的原始手术记录,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看下来。”研究团队之一的侯海燕说道。

陈亚琼和她的学生最后将范围选定在天津市内的15家综合性三甲医院和妇产科专科医院计划生育门诊,找来所有原始手术记录单。

“人力很少,当时三个研究生跑到医院的库房里头,调取他们所有的资料,大概有几十万份吧。这个过程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她们从中筛选出2002年1月到2007年8月每月人工流产例数及当月胎停病例的详细信息。

计划生育手术记录单的资料显示,大部分的孕妇妊娠天数在60-80天,这样手术单上的日子倒推2-3个月就是孕妇的受孕时间。结果发现,胎停的病例数占门诊人工流产总数的比例出现了季节性的变化,冬春季较高、夏秋季较低;逆推受孕的时间,就会发现采暖期受孕者发生胎停的比例相对较高。

采暖是如何同妊娠发生联系呢?她们同时从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调取该市空气污染水平的数据发现,颗粒物质(PM10)、总悬浮颗粒物(TSP)的平均浓度和胎停的发生率(胎停占人工流产的构成比)在统计图上显示出相近的趋势——这意味着前两者可能是胎停的危险因素。

这是对空气污染物与孕早期胎停之间关系的初探,侯海燕承认,要论证环境污染跟胎停之间的直接相关性,还需要更谨慎的考证。“凡是要做环境与健康之间的研究都比较困难,因为环境和基因之间的互动非常复杂。环境可能会影响基因,导致基因发生突变,进一步导致疾病发生。”换言之,对某些疾病而言,环境变化是一种显著的危险因素,但还不能说环境变化是直接致病因素。

流行病学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是不针对个体,而是针对人群。“现在的研究无办法测量每一个人面对的环境污染水平是多高,只能分析整体数据。”侯海燕说。如果要进行个体研究,需要孕妇24小时背着空气采样器,才能记录下每天的空气变化与胚胎活性的关系。

没有统计就没有变化

由于无法获得详细而有针对性登记的数据,更精细的关于胎停原因的医学研究变得非常困难。这不仅表现在空气污染与胎停关系的研究中,也表现在所有对影响女性怀孕和生育的社会因素所进行的研究中。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社会生态学教授Tim A. Bruckner进行的一项失业率与自然流产关系的研究。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讨论丹麦从1995年到2009年这15年里失业率和自然流产数之间的关系。“我想知道孕妇对于环境突变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Tim说道,“我发现检查孕妇在应对群体冲击事件,比如经济下滑时的反应,有助于我们对妊娠期生理的了解。”

丹麦从1974年开始进行法定人工流产登记(the Register of Legally Induced Abortions),国家健康委员会(the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负责登记工作,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孕妇流产手术时和流产后的并发症风险进行监控。但Tim A. Bruckner的研究对象“自然流产”并不在登记之列。因为自然流产的统计要比人工流产困难得多,医院也不要求孕妇主动登记。研究团队只能根据自然流产通常在临床妊娠中的占比情况进行推测。结果,他们发现,当丹麦失业率出现出乎意料的增长一个月之后,自然流产数量就会发生超出预期的攀升。

Tim A. Bruckner表示,许多政策会关注到在经济下滑时期的风险人群,而他所想揭示的,孕妇也是需要得到帮助的风险人群之一,因为失业带来的压力可能导致妊娠失败。

罗琳斯公共卫生学院妇幼中心的Carol J. Hogue教授在Tim的文章后做了补充研究,她列举了更多的与妊娠结果相关联的外界因素。

心理压力现在被普遍认为是带来不良怀孕结果的一个因素。1980年代,研究发现美国存在生育低体重新生儿风险的孕妇,大多集中在黑人女性中,甚至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女性也无法例外——即使她们接受了孕前检查,风险并不因此降低。这项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无意间导致那些因种族歧视而受到社会压力的黑人女性们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在这篇题为《预防性流产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Preventable Pregnancy Loss Is a Public Health Problem)的补充研究的结尾,Carol J. Hogue呼吁美国对女性怀孕情况做更好的数据统计,不仅能够帮助监测,也将有益于假设型的流行病学研究。

妊娠的结果也许关系着一个家庭的悲喜,但女性在生育道路上的艰难和挫折,总是显得动人却微不足道。只有把她们纳入医学研究的范围之后,胎停、自然流产和新生儿体重偏低等妊娠和生育问题才能在社会政策层面被重新“发现”。

将胎停纳入精细、正规和连续的登记和统计体系,是对影响胎停的生理和社会原因进行探讨的前提,但在现行医学监测体系中,什么值得统计,什么不值得统计?这件事本身就需要统计来完成。

山西省西山矿务局医院的退休医生要平智说:“胎停非常多,我周围这些年胎停病患太多了,好多是不明原因就胎停了。这也是好些产科大夫比较迷茫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一起讨论过。”

要平智是一位有着二十多年临床经验的妇产科医生。她也是豆瓣上连载小说“妇产科故事”的主人公“药大夫”的原型。

要平智解释她所理解的胎停缺乏数字统计的原因,“在我早些年搞妇产科的时候,好多是中期引产,或者足月生下来的胎儿是畸形,比如像无脑儿、脊柱裂,这对产妇身心健康各方面影响太大了,所以这类中期引产、足月分娩胎儿畸形会要求上报。但是胎停大部分发生在早期,流产就完了,对母体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

但也有人认为,胎停数量增长异常只是一种“幻觉”。河北省人民医院优生优育中心的主任医师张宁认为,既然医学界已经普遍承认,只有流产三次才能称作“习惯性流产”,并给予必要的诊疗干预,对三次之内的胎停和流产没有必要过度关注。

“人类生育年龄推后只有近10年历史,我们在思想上对这种现象引起的胎停增多猝不及防。”张宁觉得,大多数胎停和流产是自然现象,本来无需任何医学介入。

王玉玲医生则认为,胎停数量增长主要是因为诊断水平提高,可以更多和更早地发现这种现象。换言之,变化的可能只是胎停的诊断率而不是胎停的发生率。

王玉玲感觉,“实际情况有所变化,但没有那么严重。仍然在正常范围之内。”

但对相信胎停发生率没有大幅度变化的医生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与相信变化已经发生并认为需要关注这些变化背后的医学和社会因素的医生一样:没有足够精确和长期的统计,任何判断都缺乏强有力的支撑。

“临床医生太忙了,谁有时间来登记呢?”王玉玲和侯海燕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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