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们”到“我们”：邮政如何改变英国

希尔改革：邮政系统的极盛年代

信息交流是人类发展生存的本能，自人类诞生那一刻，就此开始书写一部卷帙浩繁的通信史。作为专门传递信息的机构，邮政与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联，正所谓“凡书信之往来，银洋之汇兑，书报之传递，莫不赖是以为枢机”。英国邮政体系从出现到发展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最早的官方有史记录要追溯到诺曼征服时代，那时邮政只是国王的私人机构，只为政府服务，只传官书，不传民信，实际上处于一种政府垄断信息的时代。广大普通民众传递书信十分困难，只能托人捎带或委托给民间“地下”私人机构，而且邮费高昂。因此早期社会信息的闭塞，绝大多数人不管是眼界还是思想上都是极其狭隘的，他们世代蜷缩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不识字，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提前打听好路怎样走。16世纪中期，英国境内只有很少几条运送信件的邮路，直到18世纪邮路路况仍十分糟糕，最好的路上都布满深沟陡坡，光线暗淡时，路面几乎无法辨认。博古家拉尔夫·索斯贝在巴纳比沼地到图克斯渡口的北方大道上几乎迷了路；培皮斯夫妇乘马车旅行，在纽伯里和雷丁之间迷路，差一点在野地里过夜。偏远地方的交通非常闭塞，由此邮政业务也发展的十分缓慢，寄送书信十分不便，信息的闭塞使人们之间的观念差异很大。

随着邮政系统的数次改革，这种彼此孤立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了，尤其是1840年罗兰·希尔进行的统一便士邮政改革使得邮政真正成为服务于民的政府机构，开启了现代邮政的大门，信息的传递效率和共享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步入了英国邮政系统的“黄金时代”。统一便士邮政是开启与构建近代交往体系的重要力量，作为承载信息的媒介，它运载、交流的不只是货物、人口，丰富的不仅是民众的物质生活，还有思想、观念、信息的碰撞与交流。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大大拓展了不列颠民众交流的空间，使得人与人的交往不仅仅止于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塑造一个全新的不列颠。

伦敦街头的红色邮筒与红色双层大巴

“脱胎换骨”的不列颠

19世纪晚期，随着希尔改革的完成，邮政系统步入“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冲破距离的障碍进行交流，不同地区之间往来交往的发展，影响了原有区域文化的发展，使原本封闭的地方也接触到了先进的文明，在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和长期交往中，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逐步融入了新的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报纸也开阔了民众的视野，咖啡馆、俱乐部和各种协会社团的繁盛为民众提供了讨论和聚会的新场所。在这些场所中，参与讨论的民众不论社会等级，都能平等地对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与其他人进行讨论；这里也是一个信息集散地，是民众进行日常交往的场所，由此出现了公共空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既不能视为建制或组织，也不表现为系统，它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信息与观点交流的网络，或是沟通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空间。广大民众不再是信息闭塞的时代乖乖听从政府操纵的傀儡和木头人，随着信息流通的便捷和眼界的开阔，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想法，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利用自己手中的交流媒介如书信、报纸、小册子等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整个英国缔造一种政治上的认同。

英国早期社会是由精英阶层掌控的，包括贵族、绅士和富裕商人，他们只占社会人口的少数，却掌控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因此只有他们能够有条件经常旅行，了解新闻。当时伦敦是社交中心，这里有最新的消息，是时尚流行的前沿，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邮政通讯的落后，许多偏远地区并无法知晓这一切，当时距离是瓦解社交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信件成为他们与外界保持联系不被“边缘化”的重要纽带，但当时信件的寄送饱受距离的限制，亲朋之间饱受思念之苦。时人菲利普·波西瓦尔（Philip Perceval）住在爱尔兰，他的兄弟约翰·波西瓦尔（John Perceval）住在英格兰，二人已有数年未见面了，只靠寥寥几封信维持联系，并且那个年代不是所有的信件都一定能寄到收信人手中。从约翰写给弟弟的信件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当时通信的不便与人们的无奈：“今天收到你的来信，我高兴极了，我几乎没有耐心等下去了，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也没有任何消息，我对你的情况一无所知，既担心又生气，怀疑你是否安好。”以上信件内容深刻地体现了人们对于社交的渴望，他们害怕被边缘化，被孤立在自己的世界。当时贵族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普通老百姓了，他们对自己家乡以外的地区完全陌生，每天的活动就是下地干活，偶尔到村里的小酒馆消遣一下，谈论的话题也仅仅限于村里的各种消息，至于国家大事，那是“老爷们”需要关心的，与自己无关。当时城乡交流并不频繁，大多数人安安稳稳生活在自己熟悉的世界，只有“大人物”才有钱来往于城乡之间。乡民们眼中的“老爷”到了伦敦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本地人当中鹤立鸡群，他们的服饰穿戴、言行举止与周围格格不入，在伦敦人看来也是粗鄙不堪、毫无教养，乡巴佬一个。18世纪前半叶，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伦敦和雷丁的距离比今天伦敦和维也纳的距离更遥远。在通讯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距离成为限制交往交流的主要因素。

1700-1830年间，运河、铁路和汽船的出现引发了一场交通革命。运河拓展了水路交通网络，同时也改善了邮政路线，促进了邮政通讯的发展。比如伯明翰和曼彻斯特没有适于通航的河流，处于偏远的内陆地区，而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内陆地区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和贸易往来，商品更加丰富便宜。19世纪前期在铁路网络形成之前，不列颠的邮件只能通过马车运送，耗时耗财耗力。18世纪中期开始，道路质量有所改善，马车速度也有所提升，邮件运输速度也随之提高。1790-1830年间，马车在主要城市之间花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随着铁路的出现，不久之后取代马车成为邮政新的运输工具。整个19世纪铁路网络迅速扩展，19世纪前半叶，不列颠铁路总长度达7,500英里，到1912年增至23,441英里，邮路网络随着铁路的修建和汽船的航行路线不断拓展，邮政服务亦随着邮路网络延伸至它所经过的每个角落。信息流通范围的扩大对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农场工人聚集在旅店中，他们的谈话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地方法院的非法狩猎案例或者燕麦和干草的收成，他们开始谈论伦敦的剧院和政治，他们对那里的生活了解很多。邮政系统通过铁路、汽船运送的报纸和书籍极大地促进了知识、新闻在帝国的传播，在这个没有广播和电视的时代，议会新闻以极快的速度传送到英帝国的各个角落，即使最穷的人也能知晓最新的消息。即便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工人也能在咖啡馆、酒馆或者工人协会够获取最新的资讯，学到更多的知识，那种与世隔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是19世纪的一个小说家，生活在英格兰西南部，出生在多塞特郡，那时他的家乡还没有火车。当他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目睹了火车进驻英格兰西南部，邮政利用火车运送邮件，这给当地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1840年希尔实行邮政改革之后。通信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邮件的数量相较以前迅速增加，乡村地区邮政寄送信件的频率也从一周三次升至一天一次；普通民众的识字率普遍提升，阅读报纸和写信的热情犹如洪水一般势不可挡，他们在酒馆或咖啡馆大声谈论报纸上的新闻，尤其是政治新闻；商人利用报纸和书信获取所需商品的信息，利用邮政网络进行商品贸易，来自帝国各地的商品出现在市场上；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们可以乘坐火车去城市，火车有明确的时刻表，农村民众开始有了统一的时间观念。最迟在1860年代，在邮政总局的倡议下，基本所有铁路公司都采用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而乘客为了能够及时赶上火车都调整了当地时间，采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19世纪中期一个来自偏僻的西部城镇的妇女可以乘坐火车到达伦敦丽晶大街或者肯辛顿，每周还能收到从伦敦威格摩尔大街寄来的书籍。村民可以乘坐火车到市里购物，也可以通过邮政提供的包裹服务获得来自其他地方的产品，乡村集市逐渐消失。书信和火车缩短了时空距离，“乘坐马车从爱丁堡去伦敦的乘客，可以在这条路上的任意一个地方等待，整个旅程需要13天，每个乘客需要缴纳4镑10先令的旅费，马车于早上6点出发”，以上是1712年的一个传单的内容。但一个多世纪之后，随着铁路时代的来临，乘坐铁路旅行已经成为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从伦敦到爱丁堡只需10个小时。1830年9月15号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开通火车，只需要1小时45分钟，车费只有3先令6便士或者5先令，而以前的两地之间的马车单程车票就需要10先令，需要花费4个小时。由此铁路和通讯时代的来临使人们可以冲破距离的束缚，感觉随时随地可以到达远方亲朋的身边。

以19世纪的伯明翰为例，这个城市位于英格兰中部，地理位置不如一些海港城市，比如利物浦和布里斯托。但随着邮政的繁荣，伯明翰被纳入覆盖英国及其殖民地的邮政物流网络之中，随它延伸到英国各个角落，在书信、报刊等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准确地把握市场供需信息。19世纪中期，它与殖民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1860年代，伯明翰人可以自豪地宣称在半径30英里内，“全世界对五金器具的需求几乎都能够在伯明翰得到满足”,“几乎每一件金属制品，无论是在工厂使用还是家庭使用，无论是国内销售的还是出口至国外的，都或多或少与伯明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到1860年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球形门柄绝大部分来自伯明翰，印度铁挂锁几乎都产自伯明翰。此外，在不列颠居民向殖民地移民潮期间，伯明翰也有大量人口移民海外。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家庭离开伯明翰前往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加拿大翻开新的人生篇章，或者前往印度、牙买加、马来亚和新加坡等地从事传教活动。由于邮政通讯的发达，大多数人通过信件、明信片或电报等沟通交流媒介与英国本土的亲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许多人要么是自己通过旅行、各种报纸书籍的介绍，要么就是通过亲朋好友的叙述、各种邮件了解这个空前庞大的英国。如《时代报刊》对西印度的描述：有许多乌龟和飞鱼、朗姆酒、草编的帽子、巨嘴鸟、刺鼠等。这些通过依托遍布整个英国的邮政网络建立起来的个人联系，这些在各个角落传递的信件和物品，提供了一个可以感知和触摸关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的的知识网络。英国本土与殖民地之间这种亲密的联系在构建英国身份认同中扮演这重要的角色。

以帕克斯（Parkes）一家作为例子，约翰·帕克斯（ John Parkes）是沃维克郡一个约曼农家庭的儿子，19世纪初在沃维克经营一家精纺织品工厂。1825年由于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事业陷入困境，于是与妻子一起来到巴斯顿（Edgbaston），这里位于伯明翰市郊，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化城镇。他们的女儿玛丽，嫁给了一名叫威廉·斯文森（William Swainson）的军人，好景不长，斯文森在墨西哥的投机买卖失败，财产损失大半，因此30年代后期他们一家决定移民新西兰。斯文森的女儿玛丽14岁时与家人一同踏上移民之路，她与住在伯明翰巴斯顿的外祖父母保持着书信联系，同时她还一直写信给童年时的朋友和亲戚。在她的书信中，新西兰土著毛利人的形象经常出现，她写给朋友伊莎贝尔·珀西（Isabel Percy）信中说，除了塔希提人，毛利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野蛮人。她说：“他们比其他澳大利亚或非洲部落中的人好看多了，他们的肤色比克里奥尔人深得多，有黑头发黑眼睛，通常有一口好牙齿，他们的身高差别很大，但我想想英国人的通常情况就释然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纹了身，其中一些人整个面部都有纹身，其他人可能纹了部分，他们的表情的确是充满智慧甚至狡猾的。看到他们学习读写速度如此之快真让人震惊……但他们是很肮脏的民族，我恐怕他们中这一代人是没办法变得干净些了。”写信给家里人是构建移民者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通过书信告诉这些关系亲密的人他们在殖民地的生活状况以及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将他们所在的地点描述为一个白人殖民地，这同样是一种申明自己与祖国母亲联系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些信件是英国本土民众关于整个帝国殖民地状况的重要知识和消息来源，这些内容的传播范围并不会仅仅局限于收信者本人，收信者的家人会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所在的社交圈相互交流，这样以此类推，社交圈不断扩大，甚至包括教堂中、小礼拜堂中用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人，他们会将信件中描述的殖民生活故事互相传播，甚至一些在城镇中比较著名的家庭收到的信件有时会出现在地方的报纸媒体上。如此一来，人们对殖民地的了解更加深入。

“我们都是英国人”

早期英国邮政通讯十分闭塞，英国人对与其距离遥远的殖民地十分陌生，在他们脑海中可能除了殖民地的名字其余都一概不知，甚至很多人连名字都不知道。距离造成了英国人与殖民地居民的隔阂，他们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和殖民地居民分为“我们”和“他们”。日常言语中都用“他们”来指代殖民地，比如“他们”奇怪的气候、新奇的水果蔬菜和怪异的肤色等等。但随着邮政改革的完成，通过书信、报刊、明信片和电报等交流媒介可以非常容易获取来自殖民地的资讯，双方的互动交流变得简单快捷。此外，铁路、汽船等新型邮政运输工具的出现使大众外出变得更加容易。随着交往的深入，英国人感受到了它所肩负的使命：对于英国人来说，殖民地的存在是他们优于其他种族的标志，他们为自己的这一身份感到深深的自豪，由此他们感觉自己有责任去教化他人，并且对这种任务的追求充满了道德优越性，这从玛丽信中对“他们”和“我们”、“野蛮”和“文明”之间的划分也能体现出来。玛丽·斯文森对此毫无怀疑即自己有权生活在新西兰，这是“文明人”改进“野蛮人”的权利。同样，作为英国人的意识既在母国的城市中也在殖民地中得以构建。在殖民探索和定居的过程中，殖民和被殖民者的身份都在重新塑造。

随着英国版图的不断扩大，邮政网络扩展到整个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通过书信描绘、报刊报道和明信片宣传等方式很大程度改变了不列颠和殖民地民众对英国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人们在咖啡馆和酒馆这样的公共场所就报刊杂志上的新闻提出看法，在异彩纷呈的言说商谈中, 在讨论和批判国家与政治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带有普遍性的“公共意见”，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认同，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探究英国怎样通过邮政来达成对社会一种无形的“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探究英国人民尤其是殖民地人民怎样无意识地产生了对英国的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