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李伯重:天气寒冷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石志杭

2016-09-23 10:4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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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伯重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作了题为《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清易代》的讲座。
讲座现场
明清易代: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
1644年,中国发生了剧变,不仅是朝代改变,连中国人的外形都变了,从过去的束发变成留辫子。明清易代,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灭亡了,一个新的少数民族朝代开始,统治了中国二百七十年,把中国的疆域扩大了一倍,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主要就是继承大清帝国的疆域,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
史景迁在其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书中第一章就介绍:“1600年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十六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得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
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所以,哥伦布、麦哲伦才会千辛万苦绕过半个地球寻找到中国之路。但是,接下来史景迁先生说:“谁也没有料到,明朝的统治者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将混乱的国家重新带入有序轨道的,既非反叛的农民,也不是与朝廷离异的士大夫,而是越过明朝边境的自称‘满洲’的女真人。”
当时的女真作为一个很落后的部族,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旗人入关之初共有兵丁约16.5万人,能把一亿二千万人、疆域辽阔、经济文化非常发达的明朝征服,看上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明清易代,经济文化繁荣的明朝为什么就被当时所谓的半野蛮人接管了?甚至于明朝还没有最后灭亡,大家就在反思了。崇祯皇帝在遗诏写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认为是大臣误国。李自成包围了北京城发布了一道劝降檄文:“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也是归咎于大臣。
接着大家又反思清朝为什么可以取代明朝。清代所修《明史》代表了清朝官方的态度,认为崇祯皇帝并不是一个亡国之君,而是当亡国之运。明朝的气运已经不行了,天命转移到大清,所以被取代是必然的。
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后半期,我国的历史学家如翦伯赞先生就认为,一方面是统治者贪污腐化,荒淫无耻;一方面是百姓饥寒交迫,流离死亡,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说明朝灭亡是必然的。影响更大的是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也是从阶级斗争史学的角度来说明朝的腐朽统治必定被农民起义推翻,但他并没有提到农民起义马上又被清朝一扫而光的事实。
李文治先生的《晚民民变》则讲到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城烧杀抢掠,说明农民起义军本身问题也很多,所以灭亡有更多的原因。复旦大学的樊树志在《明史十讲》一书中表示:明清易代是必然与偶然并存的,代表了国内主流的看法,即明朝灭亡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根本在于阶级斗争的问题。
北京大学赵世瑜先生总结了海外学者对明清易代的讨论,总共有:王朝更替、民族革命、阶级革命、近代化和生态——灾害史五种解释模式。另外网络上还有一些新颖的观点,如明朝粮食短缺论和明末鼠疫论等。
十七世纪全球危机
“十七世纪全球危机”一词来自于美国的杰弗里·帕克教授的《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一书,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以至于作者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
他在文章里讲到,十七世纪特别是前半期,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变更,而且全球性比过去或者随后任何时代都多。明代中国人口最多,国家崩溃了;东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也崩溃了;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法国波旁王朝都走向了崩溃。特别是到了1648年,俄国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城市叛乱。在伊斯坦布尔,苏丹被绞死;在伦敦,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君士坦丁堡
伦敦威尔康图书馆藏十七世纪治疗鼠疫病医师服装彩绘
从中国一直到北非到欧洲甚至到南美和北美,全球都出现这么一个大动荡的局面,人类历史上直到二战为止发生的社会动荡没有比得上十七世纪中期的。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如果我们只看中国,就不会了解到在明清易代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动荡其实是遍及全世界的。
西方学界很早就认识到了对于十七世纪危机的种种现象,但作为历史学命题的“十七世纪危机”,是霍布斯鲍姆于1954年发表的《十七世纪危机》中正式提出的。相关文章又在1965年以《1560—1660年的欧洲危机》为题结集出版,当时对于危机的讨论还只是着眼于欧洲。此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类似的危机现象。
1973年,阿谢德率先将“十七世纪危机”的研究引入中国研究,发表了《十七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一文。魏斐德的研究更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十七世纪危机表现及走出危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的《清史译丛》第十一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再次把这个理论引入中国。中国的危机是十七世纪危机的一部分,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全球气候变化:十七世纪危机的主要原因
北半球的气候自十四世纪开始转寒冷,十七世纪达到极点。十五世纪初以后,出现两个温暖时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3个寒冷时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总的来说,明代气候寒冷干旱,进入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个冷期。另外,气温变化与降水变化有密切关系,十七世纪是近500年来3次持续干旱中最长的一次。明代初期全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差不多,两种灾害交替发生,全国性的旱或涝灾的趋向不明显。但是成化以后情况有所不同,明代后期全国进入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
明末的干旱引起了特大蝗灾,始于崇祯九年(1636年),地点是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崇祯十年蝗灾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然后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一年形成东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灾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崇祯十二年向北扩展到山西和陕西两省北部,向南扩展到江汉平原。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十四年华北蝗灾开始减退,但是长江流域蝗灾却继续发展。崇祯十五年由于气候发生大变化,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结束。
在天气剧变、食物匮缺的过程中,人的身体素质下降,再加上大量的流民,就会引起瘟疫的爆发。据《明史》记载,从1408—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浙江等。明末大瘟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北京爆发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史载崇祯十六年二月“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变冷、干旱、蝗虫、疾病,最严重的地方是华北,河南官员郑廉《豫变纪略》载崇祯以后,连年大旱、蝗灾,可见气候十分反常,民不聊生。更为严重的是陕北,马懋才《备陈大饥疏》记载延安府大饥荒以致人相食。这时候,流民开始相聚,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也就得到广泛的支持,因而,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就最先从陕北爆发。
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东亚政治军事局势剧变的主要推手
我们置身的现代世界始于1492年,对于研究全球史某一特定年代的历史学家来说,1492年是很显而易见的选择,但实情是这一年却反常地遭到忽略。说到1492年,最常有的联想是哥伦布在这一年发现了前往美洲的路线,这可以说是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
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副其实的全球历史和“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欧洲的帝国主义就此展开,进一步重新打造全世界。
美洲加入了西方世界的版图,大幅增加了西方文明的资源,也使得亚洲称霸已久的帝国和经济体系走向衰颓。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东亚国际贸易飞速增长,在其中,中国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把全世界联系得很紧密,人员交流、商贸往来频繁造成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知识、技术的传播变得很快,恰在此时,爆发了火药革命。火器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早是中国发明的火门枪,传到欧洲改进为火绳枪,又发展成燧发枪,火炮则从青铜炮变为铁炮,其传播路径是由中国经伊斯兰教世界传到西欧又反过来传回东亚。
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传统的威胁都是来自北方,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包括后来的蒙古。一直到明朝,蒙古还是最大的威胁。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知识、技术的传播导致新兴的东亚地区强权的出现,安南、缅甸、日本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还有后金,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十六、十七世纪,安南以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沉船中打捞起来枪炮作为样式,并雇佣欧洲枪炮铸造工匠,使安南能够获得欧洲火器的新技术,并用于火器制造。
十七世纪初,缅甸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沙廉(Syriam,今缅甸半岛部分)后,残存的欧洲俘虏及其后代成为缅甸军中火器部队的骨干。除外籍火器手,缅甸人也建立了自己的火器部队,莽应龙时,火枪与火炮已成功地融入缅甸步兵和战象的单位中。
日本学习了葡萄牙人的火枪技术,不断仿造和改进,十六世纪末时路上火器之精良和应用之普遍,已经超过英、法等西欧先进国家。织田信长在著名的长筱之役(1575)中能够彻底击溃武田胜赖,即是主要得力于埋伏在河边的上万名火枪手。
明朝也积极引进各种火器,学习仿造荷兰人的红夷大炮,万历年间,明军与首次来到广东沿海的荷兰武装船只发生海上冲突,便见识了红夷炮的威力。
火器的传播影响巨大,恩格斯强调,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而军事史学家富勒认为,火药的使用,使所有人变得一样高,战争平等化了。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崇祯十六年《火攻挈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周边的政权纷纷挑衅中国,烽烟四起的晚明东亚世界发生了四起大的战事:西南中缅边境战争(1576-1606)、东方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东北明清辽东战争(1616-1644)和东南中荷台海战争(1633-1662)。
明朝要应付周边战事,国防开支不断增加,从嘉靖十年(1531)到万历三十年(1602)间,13个边镇的官军数从37.1万人增加到61.9万人,再增至68.6万人,每年所编列的银两数量从336万余两暴增至827万余两,是万历六年太仓银库每年收入367万余两的2.25倍,把明代从张居正时代攒起来的积存全用完了,而到了崇祯元年,各边欠饷已达520余万两。
另外,经济全球化使得明朝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世界货币体系一体化日益加深。李伯重指出,白银输入的起落变化以及对于明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还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论。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李伯重,晚明,十七世纪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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