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与研究|两代人的西藏班

17岁的藏族姑娘曲措2010年来到内地读西藏班初中，9月开学就是高三。这个夏天，她和本校西藏班的其他同学一样，回到西藏家中过暑假，然后再从拉萨坐48小时的火车返回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开始新的学期。

微信中的曲措，与普通90后汉族孩子没有太多区别，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表情包、同样的逗逼，显得活泼而开朗。

不久前闭幕的里约奥运会，曲措几乎全程关注，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张继科、宁泽涛这些“国民老公”同样也吸引着她的眼球。微博上，除了搞笑图片和视频外，她转发最多的就是奥运新闻。

曲措的爸爸布穷是1985年全国首批赴内地上学的藏族孩子之一。1996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林芝市的西藏农牧学院工作。他和女儿不仅都是西藏班学生，而且还是江苏省常州市西藏民族中学的初中校友，而这所中学也是全国最早开办的一批西藏班学校之一。

中国女排时隔12年后在里约奥运赛场上重新夺冠，布穷激动地发了两条微信朋友圈，盛赞女排精神和“铁榔头”郎平。他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自己刚到内地上学时，躺在医院病床上观看女排比赛的情景……

争取下一代

布穷出生在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的一个农牧民家庭，上了三年小学之后，他通过统一考试成为1985年内地西藏班的首批学生之一。由于是新政策，西藏班的前途未知，包括布穷父母在内的许多藏族家长并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人地生疏的内地去，幸亏布穷自己的坚持，最后才得以成行。不过，他当年只是单纯想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因此改变。

根据教育部1985年颁布的《关于内地16省市为西藏办学的几项具体规定》，西藏班的入学资格要先经过西藏各地市教育部门组织的统一考试，自治区内成绩合格的藏族小学毕业生（含初中预备班学生）均可报考，最后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被西藏班录取的同学，在内地上学期间，均可享受包吃、包住、包学费的“三包”政策。

首批内地西藏班的招生名额一共是1300人，分配给山南地区的是200人。

西藏班这个特殊的教育政策是改革开放后，新一代中央领导班子对藏区政策调整的产物。

1983年4月，流亡海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印度开办学校，免费接受西藏边境地区的藏族孩子，吸引一部分边境藏民前往印度上学。为了争取藏区下一代，中央加快了西藏班政策的出台。

针对西藏人才匮乏和教育事业落后的情况，1984年8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西藏，在制定援藏计划时，特别强化了教育援助。随后，中共中央印发22号文件，决定在内地举办西藏班并筹建西藏中学。

经过教育部、国家计委、西藏自治区研究并与有关省市协商，确定在北京、成都、兰州三市创办专门的西藏学校。在上海、天津、辽宁等16个省市的中等以上城市各选条件较好的一两所中学创办西藏班。

1985年，全国16省市的首批西藏初中班同时开学，1300名学生被选送到内地不同的对口支援省市学习。山南地区的200名学生被平均分配给辽宁辽阳和江苏常州，考试成绩较好的前100名去常州市西藏民族中学，剩下的100名去辽阳市第一中学。

由于1985年开学时常州西藏民族中学仍在筹建，所以布穷这批学生就先被安排在常州第二十中学作为过渡，100名学生分成两个班级，一年半后才迁入专门为藏族学生筹办的西藏民族中学学习。

从西藏到内地，对于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首先要面对的是语言沟通和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

布穷至今难忘的是，虽然小学也学过汉语，但他刚到常州的时候，师生之间根本无法用汉语交流。开学第一周，学校就用当年常州市小学毕业会考的卷子为他们安排了一次摸底考试，结果布穷的语文考了零分，“压根儿就不会”。

面临考验的不仅是学生，还有老师。

秦慧萍是原常州第二十中学的政治教师，当年被学校任命为西藏二班的班主任，布穷就是她的学生。带西藏班之前，秦慧萍并没有当班主任的经验，她一直从事少先队和共青团工作，普通话也不好，接到任务时“内心自然有点恐慌”。然而等这些藏族孩子真正来到学校之后，秦慧萍才改变了之前的印象。

秦慧萍平时在学校都是说常州话，为了适应与藏族孩子们的日常交流，她自称“赶鸭子上架”，硬是从与藏族学生的交流和广播电视中练成了现在的“奶油普通话”。

汉藏之间的习俗差异也是秦慧萍要补习的功课，也因此闹过笑话。

有一次组织班级大扫除，秦慧萍将扫把递给一些藏族学生，结果他们死活不肯接。最后还是其他同学告诉她，原来藏民在使用扫把时，不能直接用手传递，必须先放在地上，然后由另一个人捡起来，因为他们认为传递扫把是不吉利的。

在学校度过第一个学期后，布穷生了一场大病，高烧始终不退，常州当地医院怀疑是癌症。校长找到秦慧萍说，想把布穷送回西藏，秦慧萍则坚持要把他再送到上海的医院检查，结果被诊断为肺结核。于是从1986年3月到9月，布穷的全部时间都在医院中度过，最终得以痊愈。

在学校时，布穷和同学们交流都用藏语，但由于上海医院的医生、病友都是汉族，这就等于逼着他学习用汉语交流，结果半年下来，“汉语基本就通了”。如今想来，布穷颇有些因祸得福的感觉。

除了语言问题之外，胃的“乡愁”同样存在。

藏族的饮食习惯更多偏向川味，主要是肉类和糌粑，但像常州这样的江南地区，口味偏甜，同学们也只好慢慢适应。布穷记得，有一位来自山南洛扎县的同学，由于此前从未吃过蔬菜，当他第一次看见食堂里的蔬菜时，就对老师表示抗议说：“我们不吃草！”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1989年，四年制（包含一年预科班）的初中毕业后，布穷考入新成立的成都西藏中学读高中。1992年他考取西南农业大学，填报农学专业，理由是“自己从农村里来，将来也要为西藏农业发展做贡献”。大学毕业后，布穷服从分配，来到西藏农牧学院工作，今年正好是他在这里工作的第20个年头，生活幸福而美满。

扩大的棋盘

西藏班自创立之始就不只是普通教育问题，更是一项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如果将西藏班政策比作中央在国家战略上走的一招棋，它显然是一张随着时间不断调整扩大的棋盘。

2015年是内地西藏班创办30周年，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毛力提·满苏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内地的办学省市已由最初的16个增至22个，共有17所初中、68所高中、48所中职学校举办了西藏班。年招生计划分别为初中1500人、高中3000人、中职3000人，在校生达2.1万人。

不断扩招带来的自然就是各地财政投入和办学规模的扩大。就内地西藏班而言，除了西藏自治区的投入之外，各省市地方财政也要单列专项经费，用以解决学生学习、生活和医疗等所需费用。据统计，截至2010年，上海市共投入西藏班专项经费合计人民币1.5个亿。

相比父亲上学时的经历，到了女儿曲措这一代，西藏班政策在藏区的受欢迎程度可谓今非昔比。曲措从小就被告知将来一定要考上西藏班，无论学校还是家里，都是如此。她记得自己小学毕业时写同学录，大家互相之间的留言也都是祝愿对方考上西藏班。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内地上学的优惠政策和投资回报早已改变了大多数人的观念。“现在的家长都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送到内地，”布穷说，“我记得我们1985年那一批录取的学生中有一名最后家里不让去，为了不浪费这个名额，大家还是到另外一个考试成绩紧随其后的同学家里动员他去的。这种情况要是放到现在，早就被人自动顶上了。”

和父亲一样，曲措11岁到常州上学时的火车票是由教育局统一安排，她和同学们坐硬座，布穷和妻子不放心，便又单独买了卧铺票，一起送女儿去内地。

曲措从小在家，父母就和她使用汉、藏双语交流，在上初中前，她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因此也就克服了父亲刚来内地时最大的语言障碍。

孤身一人来到内地，孩子们想家、躲在被窝里哭是常有的事情。1980年代的通讯只能依靠写信，在布穷的记忆中，家书往来周期基本都是一两个月，“对方收到信的时候信封都已经烂得不行了”。但对于女儿来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发条微信就可以联系到家人。

多年来，西藏班为了保证教育公平，一直在招生政策上向农牧民子女倾斜，一般70%的名额必须是农牧民子女，其余30%是城镇户口人员。从1996年开始，内地西藏班还将一小部分名额拨给汉族进藏干部子女。

布穷的初、高中都是在新办的藏族学校中度过，半军事化管理使得他们几乎没有接触汉族社会的机会。对曲措来说，这种汉藏区隔的情况已经大有改善。

曲措在常州西藏民族中学时，学校为他们举行了与当地汉族家庭“结对子”的活动，这样每个藏族同学都有自己的汉族“父母”。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有些结对父母还可以把他们接到家里去。曲措现在就读的高中每年还会举办西藏文化周活动，为的也是加强汉藏同学之间的交流。

在和汉族社会有限的接触中，曲措感到很多校外的叔叔、阿姨们对西藏充满误解，比如他们会认为藏族人的肤色一定都很黑，西藏都是高山草原、没有汽车和楼房，大部分人都是“藏独分子”等等。每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她都十分无奈，只得耐心为其解释。

从2002年开始，内地中学西藏生散插班逐步开放招生。所谓“散插班”，即中考成绩优秀的西藏生可自愿选择与当地汉族学生混合编班，分散到各个省市的重点高中去学习，这就打破了原来汉藏学生相对隔离的教育管理模式。

曲措现在就读的复旦附中是上海重点高级中学，高考一本率在全市名列前茅，当然也接受西藏高中散插生。不过曲措介绍说：“虽然散插是自愿的，但很少有人想去。和汉族同学在一起学习，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老师讲课讲得快，可能听不懂。最后只有极少数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会选择散插。”

复旦附中西藏班不用交学费，校服也是学校发。“我们学校的校服很多，很漂亮，一买就一千多。我们不用另外交钱，除非自己要买第二套。”此外，曲措的学校饭卡里每月都会收到660元的补贴，等到毕业时，饭卡里没有花完的钱还可以提现。谈起这些优惠政策，曲措有时也会替其他汉族同学感到不公平，“国家可能有点太宠我们了”。

西藏班的日常学习并无特殊之处，除了较多补课、考试难度系数较低之外，使用的教材和课程设置基本都和普通汉族中学统一。

当被问及最喜欢的课程时，曲措的回答是“政治课”，理由“可能是从初中培养起的兴趣”。原来常州西藏民族中学每天晚上七点半，会组织同学们在教室集体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不管风吹雨打，每天都坚持收看。”提到前段时间的“南海仲裁案”，她坚定地站在维护中国主权这一方，反感菲律宾的所作所为。

曲措承认自己的汉语水平现在要远高于藏语，这也是内地西藏班同学们的普遍情况。因为初中虽然都开设了藏语课程，但到高中后只有有条件的学校才会开设藏语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考的藏语科目成绩一般不计入总分。迫于升学压力，很多学生也会自愿放弃学习藏语，留下更多时间专攻考试科目。

不变的返藏路

由于西藏班的高考采取的是依据总分单独划线、录取的原则，因此在高考过程中，他们与西藏自治区内的学生并不存在竞争关系。这也就是说，只要能被内地高中班录取，就等于获得了大学的“准录取通知书”。上海招收西藏散插班生的几所学校负责人表示，2010 年之前，学生被“985”或“211”高校录取的比例基本为100%。

提起内地西藏班，布穷至今都充满感激，尤其是那些照顾他们日常起居、学习的老师。直到毕业工作之后，他们都还保持着联系。“我每次到内地去，都要回母校去看一看，这种感情是一辈子的。如果没有西藏班，我今天可能还在农村放牛。”布穷自信地认为他们第一批西藏班学生和汉族老师结下的感情是他女儿这代孩子无法体会的。

秦慧萍也表示，当年为了带好西藏班，她早上六点出门上班，晚上十一二点回家是家常便饭，为此也产生过很多家庭矛盾。退休后她曾三次去西藏旅游，受到当年学生的热情招待，这让她倍感欣慰。

关于西藏班学生大学毕业后的去向，根据记者询问和多位学者的调研案例，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还是会选择返回西藏。

“我们到常州读书的100个初中同学，除了一个人后来留在内地发展之外，其余的同学都回来了，十有八九都成为西藏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布穷说。

以布穷为代表的早期毕业生返藏时，中国是包分配工作体制，毕业生基本都能进入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到了曲措这一代，国家虽然早已取消统一分配工作，但基于现实考量，大多数毕业生还是会选择返回生源地参加公务员考试。

虽然在内地上学已经五年，对现代化大城市的生活也很适应，曲措表示将来大学毕业后肯定还是回到西藏。

汉藏社会、经济发展毕竟存在差距，如果留在内地，藏族毕业生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而返藏工作无疑能显示出他们在内地接受教育的竞争优势，多数人都能在体制内找到稳定工作。

此外，加强与父母的情感沟通也是促使他们自愿返藏的理由。“孩子很小就被送出去，连续十几年在外上学，虽然有时放假可以回家，但总体上和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明显感到孩子跟父母的感情比较欠缺。”布穷说。

谈及未来的道路，曲措表示以后想学法学专业，“一是自己喜欢，二是也好找工作，比如法院这样的单位，比较稳定，父母也是这样想的。”

如今，曲措仍在朝着布穷期望的方向努力，准备大学毕业后返藏当一名公务员。在两代人看来，这就是理想的归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本文部分参考赵靖茹：《我国藏族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基于“内地西藏班”的实例分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