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荣新江：行走在丝绸之路上

9月27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了一场题为“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学术讲座。

古代世界存在一条“丝绸之路”吗？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中国》一书中，首次将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n，英文the Silk Road）。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称为“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荣新江认为，我们在讨论“丝绸之路”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它的基本内涵。中国在进行丝路申遗时，所用的文本也是以上述概念为基础进行讨论的，即第一要以丝和丝织品为主要货物，第二要以中国为主导。虽然“丝绸之路”的概念在不断扩大和发展，但一定要注意它的基本内涵不能随意改变。在当时人的印象中，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交易物品还是丝绸。即使是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在宋元明时代的出口账单中，丝绸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只不过丝绸无法在海洋的环境中保存下来。“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初的意思，就是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强调的是贸易路线。因此我们理解丝绸之路，更应当从这条路线上运载的贸易商品来理解它。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从中原地区不一定能够一路走到罗马，但从中原运载出去的丝绸，却可以经过不断的转运、贩卖，最终到达了罗马。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常态是中转贸易，只有通过周转和倒卖，才能获得巨额的利润。而粟特商人，就是丝路上贸易的主体之一。

中国史书中对于西域诸国地理的记载，一般会有三个数字：一是该国到长安的里数，这是进贡的记录；二是该国到安西都护府的里数，这是出于军事意义上的考虑；三是该国到周边国家的里数，这是出于交通贸易的考虑。也就是说，关于丝路具体道路的记载，实际上被分割到了不同的记载体系中。我们只要根据《沙州图经》记载的两个州之间的道路里程，就可以知道唐朝所有州的图经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记载的，再根据《皇华四达记》和《新唐书》中西域各国的传，综合起来可以知道一条完整丝绸之路的具体走向。另外，阿拉伯地理书也是可资对照的重要材料。因此荣新江认为，丝绸之路不仅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就是一条“丝绸”之路。

碎叶城——不止是李白的故乡

今天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在古代被希腊罗马作家称为“索格底亚那”，也就是中国典籍中的“粟特”。狭义的粟特是指以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为中心的地区，后来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史书将这些绿洲国家称为“昭武九姓”。“九”并不实指九个国家，它们的数量时有变化，“九”实际上是“多”的意思。在这些国家中，最主要的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以布哈拉为中心的安国和以塔什干为中心的石国。中国姓氏中的康、安、米等姓氏就来源于粟特。古代粟特人操东支伊朗语，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粟特文化受波斯文化的影响，隶属于整个大伊朗文化系统，其中也受到希腊化文化和贵霜佛教文化的影响。粟特地区是文明的十字路口，粟特的绿洲城市也是典型的丝绸之路城市。

碎叶城是粟特地区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也是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时，就曾得到了胡人石槃陀的帮助。石槃陀其实就是一个粟特人，槃陀是粟特语仆人的意思。粟特人习惯于用“某某槃陀”起名，意思是“我是某某神的仆人”。宁夏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发现的粟特人史射勿墓志，称墓主人姓史、名射勿、字槃陀。实际上他的名字原本叫“射勿槃陀”，粟特人入华后须按照唐朝入籍的规定进行登记，于是将他的名字拆为两半，记作名射勿、字槃陀。石槃陀应该也是按照这种方式记录的粟特人姓名。玄奘到达高昌后，高昌王麴文泰想把玄奘留在当地，玄奘不肯，绝食以明心志。最终高昌王不仅答应让玄奘继续西行，更为他配备了二十余名手力、三十匹马以及大量的钱币、绫绢等物品。玄奘出高昌后，先向北行，绕了一大圈到达碎叶，拜见西突厥可汗。玄奘记载碎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表明这是丝绸之路上商人经商的所在，碎叶城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商贸。玄奘在得到西突厥可汗的保护之后，一路畅通行进到撒马尔罕，继而南下，经铁门关进入到吐火罗斯坦（今阿富汗一带），随后到达印度。

玄奘在战争状态下西行求法的事实，一方面表明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外交之路，更是商业贸易、思想文化的交流之路。商人、僧侣的往来并不因为政治的因素而终止。正是因为有政治的对立，才有其他途径的传播。此外，走私和黑市贸易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交通。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并非真的是“通少断多”。传统的汉文史料对丝绸之路的记载并不完整，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虽然很多地方没有发现具体的资料，但我们可以根据其他资料进行合理的推断。荣新江强调说，人文学科不能完全科学化，我们的确要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有的材料，可以让我们说三分、甚至五分话。

651年，大食灭亡萨珊波斯，萨珊波斯国王菲鲁兹带着儿子到了长安。658年，唐朝灭亡了西突厥汗国，整个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地区都被纳入到唐朝的版图之内。679年，唐朝派裴行俭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回国，以攻打突厥叛乱首领为幌子，实际上在打下碎叶后，派了一支小分队将波斯王子送至吐火罗斯坦，继续抗击阿拉伯势力。之后，裴行俭回国，留下王方翼驻守。史载王方翼“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荣新江认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碎叶城景象，应该就是王方翼所筑碎叶城的样子。与此同时，唐朝也将在塔里木盆地北沿的焉耆镇废弃，将碎叶设为“安西四镇”之一，与龟兹、于阗、疏勒并列。碎叶刺史安车鼻施的姓名，还被记录在乾陵六十一藩人石像上。碎叶曾出土一块唐代残碑，荣新江认为这块碑很有可能是裴行俭立碑纪功而还时所立的碑。在比什凯克斯拉夫大学博物馆所藏唐代造像碑，造像两边的线刻图与唐代长安大雁塔的线刻图都可以进行对比研究。该造像下方还有漫漶不清的汉字。

碎叶也是中亚地区景教东传的重要据点，城内的景教遗迹非常丰富。陈怀宇曾把吐鲁番地区的景教寺庙房址，与伦敦大学在阿拉伯半岛挖掘的一座景教房址、碎叶发现的景教房址做过对比研究，发现三个寺庙的基址图一模一样。这说明景教寺庙是严格按照寺规寺仪来进行规划建设的。

751年，中国与大食发生了怛逻斯之战，唐军溃败，《通典》的作者杜佑的侄子杜环被俘。之后他到阿拉伯世界游历，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个去麦加的中国人。肃宗宝应元年（762），杜环经海路回到广州。有趣的是，贞元元年（785）唐朝曾派一个名叫杨良瑶的人，从广州出发走海路出使大食，意图联络大食夹击吐蕃。荣新江认为，杨良瑶到广州去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去找杜环，了解大食的相关情况。杜环《经行纪》虽然已经不存，但部分内容保存在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中。《通典·边防典》记载说，碎叶城是昔日交河公主所居住的地方，建有大云寺，杜环去的时候这座寺仍然存在。1979年，张广达考订碎叶城今址的时候，其中一条重要材料就是当地考古发现的一座佛寺遗址，中有弥勒像。众所周知，武则天利用《大云经》作为登基称帝的政治宣传品，颁令在天下各州建立大云寺，存放《大云经》。碎叶城虽是羁縻州，但也要执行中央政府的政令，在当地建立了大云寺。而考古发现的大云寺基址，与杜环《经行纪》的记载完全吻合。

撒马尔罕的武则天壁画

如今的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中心，国立考古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荣新江介绍了阿伏拉西卜（Afrasiab）博物馆大使厅所藏的一幅壁画。壁画西壁上半部分绘有披长发的突厥人形象，但最上部已经残损。法国学者格瑞内根据壁画题记和中国史籍的记载，将最上部复原为康国王，并认为这是658年康国附属于唐朝后所绘的壁画。西壁使者中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应是萨珊波斯的使者，他所穿衣服与《步辇图》中禄东赞身上穿着的衣服，同属于“波斯锦”。西壁右起第三位使者身着白袍，是来自撒马尔罕南边、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迭脑（Denau）城的一个名为支汗那（Chaghania）的小国派来的使者。他所说的话被绘图者用粟特文写在了袍子上：“当出自Unash家族的拂呼缦国王靠近这位特使时，特使开口说道：‘我是来自支汗那名叫Pukar-zate的大臣，我来撒马尔罕是为了替支汗那国王Turantash来拜访撒马尔罕的统治者，现在我满怀敬意站在撒马尔罕统治者的面前。至于您，国王啊，不要对我有任何怀疑，我很熟悉撒马尔罕的神灵以及撒马尔罕的名字，我不会给统治者带来任何伤害，国王啊，祝您健康快乐！’来自Unash家族的拂呼缦允许他离开。来自石国（Chach）的特使开口说（以下残缺）……”支汗那使者所说的话，与当地钱币上的铭文以及《新唐书》中所记康居都督府都督（同时也是康国王）的名字完全吻合，也说明格瑞内的复原较为合理。

西壁壁画最中间部分是唐朝的使者，绘有突厥侍卫的形象。按照阿拉伯波斯的制度，国王的贴身护卫既能充当翻译，也能以武力保护国王的安全。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曾与突厥颉利可汗结下“渭水之盟”。当时太宗与颉利可汗在便桥设盟时，护卫之人正是既能充当突厥语翻译又能作护卫的粟特人安元寿。壁画中的唐朝使者，手中拿着蚕茧、生丝以及织成的丝织品，表明丝绸是朝贡贸易的最重要象征物。同样的，在莫高窟第45窟胡商遇盗图中，放在强盗面前的物品，也是一捆一捆的丝绸。

壁画东壁绘有卫士和东北亚使者，其中戴羽毛的人物，在敦煌壁画《维摩经变》中也有提及，可能是高句丽人、靺鞨人或者渤海人。上部披发坐着的人是突厥使者，最左边的突厥使者拄着两根手杖，它的构图方法与形象与唐朝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胡人将领一致。日本学者影山悦子认为，这应该是当地用汉地的粉本，来绘制粟特宫殿中的壁画。

壁画北壁绘有坐在马上的唐朝皇后和射猎的皇帝形象。其中最高大的人物形象，构图是典型的波斯式，为狮与人狩猎的图案，但人物穿戴幞头，表明这是一位汉人。左方有一条船，船中央有一位高大的女性人物，旁边是一群侍女。而按照西方学者关于壁画时代的推定，北壁所绘皇帝和皇后的形象，就应该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画像。

壁画南壁绘制的是本国国王的出行图，基本上体现出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内涵。图中有戴口罩的祆教祭司和鹅，他带着一匹没有人乘骑的马，马身上有波斯锦，与安伽墓、虞弘墓的构图完全一样。

壁画进门的一面破损非常严重，有的学者认为这一面画的应该是有关印度的内容。整幅壁画实际上是粟特人关于世界观的反映。

在撒马尔罕国立历史文化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的粟特瓮罐。粟特人死后实行天葬，将尸体放在一个祭台上，让狗把人的尸体吃掉，再把骨头收集起来放在瓮罐里。粟特人从汉末三国时期起大量进入中国，但目前所发现的按照中国葬俗埋葬的粟特人墓，最早只能追溯到北周时期。早期粟特瓮罐的绘画不甚精美，陶罐的制作也很简单，且陶罐放在地面的庙中，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逝，但有部分也会因塌陷等原因被埋入地下。

此外，法国人在撒马尔罕北30公里的库克忒坡（Kok-tepo）还发现了一座完整的墓，墓中出土了一面非常漂亮的汉镜，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属于当时统治撒马尔罕及其周围的撒尔马特氏族的公主。在撒马尔罕东70公里的塔吉克斯坦片吉肯特（Panjikent）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琐罗亚斯德教神殿遗址以及贵族宅第的壁画，画中绘有印度《五卷书》的故事、娜娜（Nana）女神、唐人形象、出行图、宴饮图等内容。当地还出土了大量汉式铜钱，保持方孔圆环的形制，但上面的文字已经不再是汉字，表明了汉式铜钱的地方化。2006年，伟大的粟特学家马尔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就在片吉肯特遗址去世，并按照当地习俗埋葬在遗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