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想当年丨写在电视剧《大秦帝国》十周年
《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改编自孙皓晖的原著《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拍摄至今已有十年。孙皓晖的原著创作时间更长。第一部《裂变》以商鞅变法为主体，虚实结合，为观众贡献出一部精良的作品。值此十周年之际，说一些对该剧的看法。
这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剧，也是一部失败的历史剧。有趣的是，它成功和失败的地方都在于它对历史的虚构。
那么，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
一、秦国与法家
卫鞅是法家代表人物，秦国自孝公即位便广招天下才俊，最终卫鞅脱颖而出，为秦国奠定了法家治国的基本方针。从此，秦国日益强盛直至横扫六国。
《史记·商君列传》里面记载的是卫鞅先和秦孝公讲述儒家学说，秦孝公听不进去，接着讲述其他各家学说，秦孝公都不置可否。最后讲到了法家学说，秦孝公大感兴趣，于是命卫鞅在秦国推行法家学说。
但司马迁也说道：“秦国的基业无法和殷商相比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的这段话是暗含贬义的。为了贬低法家，他用了这样一个故事，并通过历史结果（秦国灭亡过早）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事实上，要想让秦国富强起来，只能用法家。
原因何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史记》和《淮南子》里记载过的两则史料。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淮南子·齐俗训》：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
西周伊始，周公受封鲁国，太公受封齐国。但由于周成王年幼，因此由周公的儿子伯禽去鲁国进行管理。伯禽在鲁国变更当地的习俗，将中原的举亲制度推广到鲁国；而鲁国旁边的齐国（如今山东又名“齐鲁”）则在太公的治理下，顺应民情，不轻易变更，举贤管理。
周公知道后，推测出鲁国后世一定会衰败，齐国后世一定会强盛但最终一定被他人篡位。果不其然，多年后，鲁国早已积弱，齐国却出了第一位春秋霸主齐桓公。而最终田氏代姜，取代了太公后人的齐国国君之位。
我们无法判断伯禽和太公哪种方式是最好的，一个逐渐没落，一个强盛过却亡了。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适应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治国办法是不同的。
天时和地利往往会对一个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治国思想起很大作用。
秦孝公时期，秦国屡败，六国在其东侧包围，整个秦国岌岌可危。此外，秦国地处偏远，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和文化水平都不如中原。《资治通鉴》卷一和卷二的商鞅变法前条目里，都有秦国屡屡战败方面的记载。
法家的集权主义精神，能够迅速以严令规范行为，集中力量提高生产力。史书上就记载了卫鞅为了贯彻新法而不允许任何人议论，无论赞许还是非议，违者斩。
这话现在听起来，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上，人类社会早期的生产模式就是这样。《诗经》里，西周早期的诗歌中就留下大量佐证，只是后来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了，个人的意识才逐渐觉醒，具体表现为齐国的稷下学宫和楚国的屈原宋玉。
但很明显的是，积贫积弱的秦国不可以，否则国灭。
因此，没有哪一家学说是一定对的，一定凌驾于其他学说之上，要看它的使用范围。秦国图谋六国时，法家是必须的；然而统一六国后，对六国旧地依旧施以法家政策，很容易导致“民不聊生”，最终烽烟四起。
秦以法兴，亦以法亡。
二、从小说到电视剧
花了这么多篇幅阐述了秦国和法家的关系。下面我们从《大秦帝国》说起。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刚建国不久，孙皓晖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三原县是名副其实的老秦地。这里的民风从秦朝起就一直流传至今。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就带有不少印记。
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初期，千古暴君秦始皇终于在官方话语权中换了一种评价。
这一切都使得孙皓晖对秦这个帝国产生了最初的兴趣。
八十年代初，孙皓晖开始进行法学的相关研究。一九八七年，他写了一部《金色的农业帝国——中国经济法制史》。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真正发现秦帝国的巨大魅力，并最终下定决心“正本溯源”，为秦朝正名。
一九九六年，他向学校申请了两年假期，希望利用空闲的两年时间，写出《大秦帝国》的剧本。谁知，剧本写了整整两年都没写完。深思熟虑后，他决定用小说形式把它写完。这一写，就足足写了十六年（2012年，《大秦帝国》的小说才正式出版）。
小说出版后，反响颇大。曾投资《铁齿铜牙纪晓岚》的著名制片人焦阳，第一时间取得了《大秦帝国》的改编权。由于原著篇幅过长，起先预计拍摄六年，一年一部。谁知，因种种原因，到如今已是第十个年头了，第三部《崛起》还没播出。
而这时，焦阳已经成立了西安曲江大秦帝国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把这部系列剧的出品当作毕生事业来做。
这一切的开端，就在十年前。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大秦帝国》举行开机仪式。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剧组正式开机。
演员王志飞，和陈道明、陈宝国几乎同时出道，却没有什么有知名度的代表作。《大秦帝国》给了他机会。
演员侯勇，多次饰演军人，因而气质和老秦人相符。不同于雍容华贵的焦晃和陈道明，也不同于王霸之气的陈宝国，侯勇是秦孝公的最佳人选。
此外，本剧的好演员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中生代的王辉、尤勇、卢勇，老戏骨李立群、孙飞虎、许还山、杜雨露、吕中、午马……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剧组。
由于《大秦帝国》本是剧本形式写的小说，所以第一部编剧便由孙皓晖担当。考虑到观众会不适应原剧本的半文言式台词，剧组还邀请了《走向共和》的编剧之一张建伟进行文字润色。张建伟也是第二部《纵横》与第三部《崛起》的编剧。
他润色的标准是：“演员自己要先能读懂。”演员读懂了，绝大多数观众才可能会理解。
《大秦帝国》是发生在战国时代的故事。为了营造出时代感，细节上得贴近那个时代。为此，剧组斥巨资打造各类道具。同时，台词上也要进行修正。现代化的台词过多，就会和胡玫的《汉武大帝》一样被人诟病，所以台词必须要有战国气息。
这可难倒了不少演员。饰演秦孝公的侯勇曾说：“台词既不是现代生活中的语言，也不全是文言文，偏偏我和王志飞的台词最多，要把它很自然地讲出来，实在有些难把握。”
为此，剧组为每个人准备了一本《新华字典》。台词中还频频出现生僻字，基本上每页都有。侯勇等人不得不拍戏时随身带着一本字典，遇到不熟的，就赶紧查字典恶补。这一点，值得现在很多剧组尤其是年轻演员学习。
第一部拍摄了三年。导演黄建中花了八个月查资料，足足写了三十多页的笔记。
为了表现出秦人的血性、艰苦卓绝以及一往无前，剧组特地请来国内首屈一指的作曲家赵季平先生为该剧配乐。
战争场面不靠特效，而是真人上场。先由排兵、布阵率先设计出大型效果图，然后再让几十辆战车、几百骑兵、几千士兵进行“真人表演”。
二零零八年，《大秦帝国之裂变》在搜狐视频开播，日点击量过百万。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该剧在电视上播出，备受好评。
三、“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大秦帝国》是兼具群众基础和戏剧规律的。
在非历史爱好者眼中，能有兴趣观看的历史剧大都是知名人物，这类知名人物往往集中在九年义务教育课本里，否则就没有太多人知晓，也就没啥兴趣观看了。
例如，讲述汉武帝、唐太宗、清圣祖等帝王的电视剧，观众大多耳熟能详。而陈家林的《贺兰雪》、苏舟的《万历首辅张居正》等，都因题材的局限性而少为人知。
“商鞅变法”的故事，虽然前因后果可能知者寥寥，但这四个字却是如雷贯耳，这就是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以李白、杜甫、苏东坡等文人为主角的电视剧问世后，反响平平。对比后发现，相较于那些帝王波澜壮阔的故事，这几位的生平颇为平淡，难以引起大多数观众的青睐。
《大秦帝国之裂变》则不然，它非常符合戏剧规律：
一、秦国积弱，秦献公中毒箭而亡；秦魏交战，秦国惨败，不得已割地求和。这是国难，是孙皓晖原著里特地加在老秦人身上的那句歌谣“赳赳老秦，共赴国难”里的“国难”。
二、卫鞅在魏相公叔痤座下，他空有一身本领与抱负，除公叔痤外无人赏识。郁郁不得志时，正遇秦国求贤，于是欣然前往，希望能帮秦国强大起来，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
某种意义上，这两条线索是息息相关甚至一致的，可以让观众有足够的代入感。深挖其故事模式，其实只是一个弱者逐渐变强的故事。但这样的模式本身就能引起绝大多数观众的共鸣。
另外，本剧虽然出场人物众多，是一部群像戏，却不像《大明王朝1566》那样不断进行人物塑造，而是始终紧紧贴着一条单线发展。因此，观众观看时不吃力，情绪也随着故事情节和激昂的配乐而不断起伏。
当然，如果它只是一个单薄的故事，可能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的好评了。作为一部制作精良的历史剧，它的优点不只是符合戏剧规律。
第一，细节十分到位。细节包括但不限于道具、服饰、建筑、礼仪。对普通观众来说，这些没有大的差错就行，他们更关心的是故事人物能不能立在自己心中。
故事第一集，就从卫鞅口中侧面提出了秦人血性：“赳赳烈士，天地难泯。魏军强在战力，秦军强在人心。”
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同一种东西，得到的就不是平面的、单一的形象，而是立体的、复杂的。本剧通过三个小细节将秦人朴素的形象丰满了起来，没有绝对的褒贬，非常真实。
而在接下来的故事里，卫鞅巧妙地利用了秦人这样的善恶观，并加以引导。秦人强在人心，那就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秦国才会强盛。
秦国强盛靠的不只是卫鞅，还有秦人自己。这一点电视剧必须体现出来，不然卫鞅在任何地方的变法都将一样。好在通过对老秦人寥寥几笔的塑造，我们能够感受到了。
第二，这部剧对爱情的态度。不同于很多历史剧，或者完全避免男女情爱，以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如《贞观之治》；或者男女情爱着墨过多，沦为戏说剧，如《贞观长歌》；又或者将政治加在爱情之中，凸显爱情是政治的牺牲品，如《康熙王朝》。
但很少有《大秦帝国之裂变》这样构造男女爱情的。失去了儿女情长的卿卿我我，不让观众腻歪，这里面的爱情十分纯粹，甚至可以说男女双方是因为彼此灵魂的共鸣而互相吸引。
卫鞅去魏入秦时，和心爱的女子分别，一番话慷慨激昂，谭晶演唱的《风华绝代》奏起：“一只孤雁，万千寂寥。”男子心怀天下却又钟情女子，女子心系男子却能理解抱负。
第三，这部剧的野心不只是讲一个故事。要评价历史剧的优劣，首先看它能否资治，如《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等；其次是是否客观陈述历史，如《贞观之治》、《汉武大帝》等。
《大秦帝国》希望能够资治，但由于先天的缘故，没有达到最顶级的程度。饶是如此，它也无愧于一部想传达思想的历史剧。作为一部讲述“商鞅变法”的电视剧，它想讲述的是法家的思想。
第十三集，卫鞅会见申不害。法家三道，争论不休。慎道重“势”，申不害重“术”，卫鞅重“法”。限于这是电视剧，难以完全陈述，故而这一场景迅速地表达了申不害和卫鞅观点的分歧，简明扼要。
申不害：“论战虚名不足论，真正执一国牛耳推行变法，才是法家正道。二十年后见真章。法家三说，我的术治说，最受人攻讦，申不害不服，韩国变富变强，我的申氏术治说，便是法家正道。”
紧接着，卫鞅向秦孝公讲述了法家法治的核心：“法家强国，务求国家实力增长，务求激励朝野士气。魏齐楚三强范式，皆非根本之强，只强一时，不强长远：遇明君则强，遇常君则弱，遇昏君则亡。名为法治，实为人治。”
这是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两个理想主义者在那个战火纷争的年代，彼此间的惺惺相惜，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剧。
四、败笔：儒法结合的卫鞅
还是第十六集，卫鞅和秦孝公一番长谈，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秦国的特点，从而认为秦国当以法家立世。
“关中土地平坦，为天下列强所无，可为何在秦这数百年，却荒芜薄收，人烟稀少？渭水觞觞，在秦无险，可谓天赐佳水。可为何秦据渭水数百年，却坐失鱼盐航运之利？府库财货日见空空。老秦人朴实厚重，尚武之风深植朝野，可为何秦国就没有一支攻必克、战必胜的强大新军？守富饶土地而贫穷，拥强悍之民而兵弱，据山川形胜而沦丧……就在于没有综合混一的强大国力。”
可以说，《大秦帝国》里的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
秦国百姓尚武，血性毕露。因此卫鞅要好好利用它，让它可以在法家的集权下拧成一股绳，让秦国兴旺起来。
很多对《大秦帝国》的非议源自于该剧一直在宣扬法家思想，贬低儒家思想。这其实是无稽之谈。作为两派学说，法家和儒家本就不存在哪一方更优秀，只有哪一家更适用。而第一大段里也说了，适用与否要看所用对象的时间、地点。
所以儒家没有错，法家也没有错。只有不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人。
所以从秦帝国的立场出发，必须以法家为先，也必须对儒家进行攻讦，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大秦帝国之裂变》对法家的态度依旧是模糊的。我想，这和时代有关。
要知道，我们距离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已有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里，从周公时期的周礼，到春秋时期的混乱，以老子为代表的无为道家，再到孔丘疾呼儒家复苏，随后兵家在吴国兴起，脱胎自儒家的墨子创立了墨家，紧接着面对乱世，法家诞生了。
除了这些诸子百家，还有许许多多的学说，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总之，这些学说的出发点都是对世界、对人的看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存。
但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法家大行其道，焚书坑儒。同时，法家在某些地方上有悖民俗，导致民不聊生，因而秦国破灭。汉初黄老，汉武尊儒。从那时起，儒家名义上便成为正统思想。其后东汉道教兴起，佛教传入，却都在中国儒家的熏陶下世俗化起来。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纵使我们如何贬低传统文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模式依旧是传统的，更极端一点，依旧是儒家的道德观。
比如我们看到有人以自己的是非为标准，违背法律擅用私刑，必然不认同——这个时代对原生侠文化的排斥。
又比如我们看到尊崇帝王学说，一切顺应帝王，也必然不认同——韩非不适合这个时代。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如今看来会让人觉得“荒谬”。
那么法家呢？单以商鞅为例。
《商君书》里写道：“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君臣）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弱民）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俗。（赏刑）”
摘取了几段，分别讲述的是臣子要对君主绝对尽忠，百姓必须在法律下小心翼翼，一旦触犯了刑法就必须严惩。
说得再明白一点，这是完全地在站在君主一方的专制集权。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当时的秦国需要这么做，否则就会一败涂地有灭顶之灾。但在拍摄电视剧时，如果如实再现，在观众中会引起很大反弹。
《三国演义》导演沈好放拍过一部《东周列国·春秋篇》，非常尊重史实，可是得到的评价却是：非常黑暗。
黑暗吗？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来看，确实黑暗。电视剧是面向大众的，《大秦帝国》无法真正表现出法家对秦国的重要。
这是先天的缺陷，不拍就无法真实再现，拍多了观众会不买账（甚至无法播出，因为和当今的主流价值观完全相悖），权衡再三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来试图加以改造。
比如第二十集，卫鞅在渭水河边斩杀七百囚犯，史书上只有一句“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人，渭水盡赤”，没有提及前因后果。不需要提及，因为在那个时代，这种行为很正常，《资治通鉴》里动辄就是“坑几十万”这种句子。
但在本剧里却不得不为其套上一个适应于现代人价值观的理由。
陈凯歌的《赵氏孤儿》也犯了这个问题。不同的是，《大秦帝国》更能说服观众。因为历史上的变法不只有商鞅，还有被儒家影响了非常深刻的后世。比如向文官阶级开战的王安石和张居正，比如颁布“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而被史官抹黑的雍正。所以商鞅变法过程中有悖“常理”的事情，都可以借后世的事情来套用，在艺术创作上没有那么困难。
而为了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本剧对商鞅和秦孝公理想人格的塑造，其实是在儒家价值观的框架中进行的。比如将法家和现代法制的界限模糊，比如在结局时为了卫鞅的“伟光正”而虚构了一个结局。
这是本剧最大的败笔，却也是不得不这样的败笔。
理想人格和道德高尚是紧密相关的，当剧中的卫鞅和秦孝公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时，其实无论是妥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都是用的儒家的道德评价思维。
司马迁笔下的卫鞅刻薄寡恩，这个评价是带有道德的评价，在那个大争之世，道德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重要，所以会有杨朱学派那样“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想法大行于世。
无意去苛责这部剧在创作意识上的某种混乱，因为时代印记在我们脑海中。春秋战国时期人物的行为举止我们无法理解，甚至抵制，而创作是要有感情的。如果无法对人物产生认同，是难以塑造出感动观众的人物的。所以剧里的卫鞅，是“儒法结合”的产物。
如何在历史真实和现代价值间平衡取舍，是这部剧在未来创作时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大秦帝国》第二部《纵横》里，张仪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扬名，而历史上他也是这么做的。
结语 崛起
十年了，本来计划只需要拍六年的《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因为种种原因，至今只拍了三部。
第二部的口碑不及第一部，但某种意义上是因为第二部故事本身没有太大的高潮，加上张仪、苏秦的故事不如商鞅出名，观众收看吃力。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即便它本身剧情无法充分调动起观众的兴奋点，主创人员也没有学有的剧组“发明历史”。从这一点来看，第二部令人肃然起敬。
如今第三部命运多舛，播出时间未定，我们也只能翘首以待。最后贴一张图，是第三部《崛起》片花里的一句台词。
从“国难”到“崛起”，这是卫鞅的功劳。
秦昭襄王：“好生吃喝，纵情享乐，没有多少年了，六国，说灭，就灭了。”
本文作者微信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 ；微博账号：孔鲤。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