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长寿之国日本的烦恼与对策

2016年5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新一期的全球各国平均寿命统计，其中中国以男女平均76.1岁排在194个加盟国中第53位，而日本以男女平均83.7岁连续第23年蝉联该项冠军。日本的百岁老人指标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63年总务省国势调查时日本百岁老人只有153人，而2015年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字是61568人，在50年内翻了300倍，仅次于美国。

通常来说，国民长寿意味着该国医疗卫生、社会福祉及经济的优越，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社会老龄化趋势严重，烦恼不断。

2016年9月27日，日本内阁府发布了《2015年日本老龄社会白皮书》：日本现有1.27亿总人口，其中约3392万是65岁以上人群, 老龄率26.7%。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评定标准, 超过14%即为“老龄社会”，21%以上则定义为“超老龄社会”。日本于2007年便超过了21%这条红线，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步入“超老龄社会”的国度，并正不停地刷新纪录。2025年前后，日本老龄率将逾30%，2060年破40%。这绝非夸张之辞，事实上秋田、青森、山口、岛根等16县老龄率已经超过了30%，即便年轻人聚集的大都会东京、大阪与横滨等地，老龄率也已经越过超老龄红线。

面对这一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极速老龄化浪潮，日本政府早在20年前便开始着手制定中长期对策大纲。然而，彼时日本深陷泡沫经济崩溃的漩涡中，政府与社会连眼前的烂摊都来不及收拾，自然无暇顾及日后。一直等到6年后的2002年，刚从低迷的经济中缓过一口气，才诧异地发觉日本老龄化问题已到沉疴宿疾的地步。现今，贫困、疾病、孤老是日本高龄者三项最大的忧虑，也是近年日本政府着重解决的课题。

“老后破产”危机与“消费税改革”

去年6月末，新干线上发生了一起惊人的自焚事件，导致包括自焚者在内的2人死亡，26人受伤。自杀者是一名71岁的老人，动机是存款枯竭，退休金不足，长期贫困下决意报复社会。这场惨剧的发生再次向日本社会敲响了高龄者贫困化的警钟。

日本老龄人口贫困问题自2007年以后日益严峻化，现有约3400万老人中，65岁以上者相对贫困率为18.1%，75岁以上者为25.2%。2016年领取国民低保费的216.5万户中，50.8%是65岁以上者，首次突破半数。

低保户中的四成是1947-1949年出生的“团块世代”。在日本大众普遍印象中，这一代的642万人是日本中产阶层的代表，是多金富裕的银发一族。但实际上，老龄贫困化问题最棘手的便是“团块世代”。这代人相对日本其他各年龄层,存款确实是最多的，但普遍四世同堂，上老下小都需要接济，是典型的社会三明治夹心层。2015年总务省《日本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显示，团块家庭平均赤字约6.3万日元（约4087元人民币）/月，银行余存450万（约29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收入补贴，到2020奥运年，大约270万团块世代将身陷“老后破产”的囹圄，而这代人又联结三代，如若崩塌，连锁反应带来的恶果可想而知。

日本国民认为“老后破产”的根源是养老金问题。而事实上，日本的社保支出已经连续8年以超过3%速度在增长，2016年达到了31.9兆日元，占到了国家总预算33%，但极度讽刺的是，人均退休金却已经连降了16年。造成如此囧境的原因一是老龄人口增加过快，二是年轻世代正式雇佣率低下，参保人数不足。

除了从2006年开始增加基础保费，日本政府也想了不少其他对策，比如2010年民主党菅直人上台后，力推以房养老，但日本房价基值低廉，半年后即遭银行唾弃。2012年安倍晋三复归，提出了国家每年在原基础上多增5600亿日元专项“扶助养老金”，计划实施后，月退休工资会普涨5~6万日元。

这听起来是好事，但实行起来却很难，因为此项政策是和安倍力推的“消费税改革”捆绑在一起的。消费税多1%，国民收入可多2.8兆日元，增加这点支出当然绰绰有余。但如今消费税增税被搁浅，这个计划自然也就泡汤了。作为政策补偿，今年1月安倍政府额外支出3624亿日元追加“福祉养老金”，主要面向110万低所得高龄者，月均可多领3万日元。6月又把原先的25年养老金保龄调降为10年，明年实施。预计日本现有的42万无保者中有17万老人可新获养老金。但总的来说，在人口缩减、财收日紧的大背景下，能够有效普涨养老金的办法委实不多。政府不给力，民间只能自救，所以这两年日本社会中“老人理财热”也忽如一夜春风来般流行起来，但在老人诈骗盛行的今天，谁又能保证最后不会又是场“庞氏骗局”？

成熟的护理保险制度与人员短缺矛盾

日本现行社保福祉制度中有一项极为特殊的政策：（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制度。护理保险顾名思义, 指以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为基础、为独立生活有困难者提供服务的公共健康保险政策，主要惠及中低收入国民阶层。

护理保险制度起源于1960年代的美国，但在美国属于商业保险性质，至今参保人口不足百万，非常低迷。此项政策上，日本主要效仿另一个老龄大国德国，1997年立法，2000年开始实施，成为世界第二个以公共保险体制构建护理事业体系的国家。

护理保险支出负担为国家与个人55制，扣除保险个人实际支出为22~28%。起保年龄为40岁, 截至2015年4月末厚劳省统计，参保人口约7277万，日本40岁以上人口是7636万，参保率高达95.2%，比社保还高出35%。607.7万人群享受此项保险服务，其中高龄者占到了88.6%，现已成为日本高龄化对策的最重要支柱。

经过15年的发展，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相当成熟，以基层社区医疗体系为基础，形成了居家访问护理、养老设施护理两大服务体系。其中居家护理服务的使用人数最多，2015年使用此项服务的416.2万人中选择养老设施护理只有89.6万人。居家护理之所以成为主流，一是因为价格实惠，以东京为例，一般设施护理月支需要14.7万日元，居家护理则只需8.2万日元，二三线城市居家护理费用则在设施护理的一半以下；二来孝养传统的底蕴仍然存在，日本中老年阶层除非身体状况到了万不得已，子女都不愿把老人长期送养，所以日本大部分养老机构的服务以短期间歇式为主。

日本护理保险体系成熟，但并不代表没有问题。其中最大的困扰便是愿意从事护理事业的劳力严重不足。日本护理士需要国家资格认定，目前从事一线工作的护理士约78万人，缺口是20万，但取得执照但并未入行的还有53万，约占40%。这53万人不愿投身护理行业的理由非常简单，护理工作繁重，但工资却在最低保障线。护理士平均月休时间不超过4天，日均工作时间13.5小时，但工资比其他行业月薪平均低10万左右，仅勉强浮于生活保障线上。2015年护理行业离职率是23%，高于行业平均数2.1倍。护理行业劳动环境与报酬低劣化，也致使部分护理士心理失衡扭曲， 虐待、盗窃及诈骗犯罪频频发生。近年最为严重的案件是2014年年末川崎市老人之家的连续虐杀案，凶犯为该养老院护理士，在两个月内把3名入所的重症老人从4楼推下致死。

关于如何应对护理劳力短缺的问题, 日本国内出现两种声音。一类主张改善国内护理劳务市场条件。2015年安倍政府提出“护理离职零”政策，投入专款444亿日元，预计2020年新增从业护理士25万人。作为保障, 护理学校学员可以领到每年20万日元就职准备金，5年内不离职，合计100万免还，最低时薪上浮25%，年休假亦强制化。但此政策需要3~5年时间才能见效，护理学校能否吸引到年轻劳力尚有待观察。所以另一种急救对策也被列为议案，即从外国征募价格低廉的“即劳力”。今年7月后，相模原残杀事件发生后，厚劳省召开紧急会议，已经批准从菲律宾引入117名护理士，如果顺利，未来十年内日本将从东南亚引入7万余外国护理士。不过，低薪外国劳力大批进入护理市场很可能滋生新的问题。

共助社会构建

一国老人福祉事业，仅靠政府政策与财力上维系，没有全社会参与进来，是无法找到解决之道的。2012年，日本政府提出 “政府公助、家族自助、社会共助”三大相关对策。其中社会共助方针主要是以各地方政府为核心，积极协调当地职能部门，社区、企业及事业团体，共同扶助高龄者排解日常生活中的不便。历经四年，一些措施已卓有成效。

比如针对老年人孤独死等夜间突发状况，大分县于2008年发起“黄色平安旗”运动。当地孤老户会在门前或信箱插上一面黄色小旗，代表无事和健康，朝置夜收，如果有异，警察和邻里会第一时间得知，以便救援。这项运动2013年以后由公明党推广，逐渐从九州拓展至日本各地。

誓做“日本第一共助县”的埼玉，针对高龄者聚居的老旧团地公寓，2012年联合周围大学将其中部分公寓改造为廉租学舍，既解决大学生的房租困扰，同时引入年轻世代为老街区注入活力，形成新老共生。现在这种“官学连携的团地活性化推进事业”正在全日本扩大试行。

另外，不少日本老龄者退休后参与工作的意愿仍然很高，福冈县就在2013年提出“70岁也能工作”的配套服务，广泛和当地中小企业合作，两年内提供了4500个轻劳动工作岗位。日本第一老龄县的秋田，针对老年人文娱运动场所不足，通过改造废弃场地十五处，建成大型市民公馆，在解决老年人需求的同时也节约了市政经费。

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人口超亿的国家，预计2025年，我国将进入老龄社会，届时老龄人口将超过2亿。要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对外取经必不可少，作为老龄先行国的日本确实有值得借鉴学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