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二马》首次改编成话剧，11月亮相首都剧场

老舍小说《二马》讲述了1926年一对中国父子在英国伦敦的遭遇和经历。今年，它将首次被搬上话剧舞台，于11月16-17日在首都剧场首演，12月3日-4日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10月9日下午，小说原作者老舍先生的女儿、《二马》文学顾问舒济，剧本策划关纪新，该剧导演、编剧兼主演方旭携全体主创和演员在北京正乙祠戏楼亮相，讲述将这部融合了英式幽默和老北京韵味的小说搬上话剧舞台的因缘故事。

小说《二马》将以话剧形式与观众见面

《二马》写于1929年的英国，是老舍回国之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他早期小说的扛鼎之作。它与《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一起，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创者之一的地位。

在谈到《二马》的写作动机时，老舍曾说：“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

这部小说以从中国前往英国伦敦的老马和小马为主要人物，讲述了二马与温都太太和小姐的爱情以及华人在伦敦的境遇。老舍用充满幽默的笔墨描绘了老马和小马这两个标题人物。

老马虽然上过洋学堂，还入了洋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迷”。大哥客死后，老马和儿子小马前往伦敦接手马家古玩店。“官迷”老马不情不愿地变成了小商人。

与父亲相比，小马愿意融入新环境。年轻人的世界无非事业和爱情，小马执拗地努力着，却似乎都不顺遂。他们寄居在英国女人温都太太的家里。

异国生活中，二马父子与伦敦的房东温都母女产生了生活的冲击和情感的关联。房客与房东，中国人与英国人，父与子，母与女，鳏夫与寡妇，小伙与姑娘，老房着火的黄昏恋与失魂落魄的单相思……老舍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组组镜像般的意象，折射着人世间百态。

老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在这部小说里

老舍之女舒济

在发布会现场，老舍的女儿舒济表示，方旭用一个人演出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用两个人演了一出老舍的《 离婚》，用三个人演了老舍的《猫城记》，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舒济认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对老舍先生作品的极度喜爱，体会深，才能把这三个话剧演得出神入化，维持了、体现了老舍先生的原味儿。因此她对于这部全新的《二马》十分期待。

方旭则谈到和老舍的缘分。方旭说老舍去世那年他出生。他从小在四合院里长大，因此老舍的作品让他觉得很熟悉，“说到底是对老北京味道的一种迷恋。今天大家说的怀旧，其实代表了对从小生活的那个环境的一种迷恋，包括吃的、喝的和听的。”

而谈到老舍先生的作品时，方旭则表示老舍一直试图通过作品来教育国民，“人这辈子挺宿命的。老舍家庭比较贫寒，读的是师范学校，所以他一辈子干的是老师。他所有文学创作的背后都是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这个民族和国家。包括《二马》，其实也是在探讨民族性的问题。从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他对这个民族的生命和个体是有爱的，他希望这些个体能够摆脱贫困。老舍先生想通过最温和的方式——不希望是战争、也不希望是革命，而是通过教育。这个想法在他28岁时创作的这部作品中已有体现，并且贯穿始终。”

舞美造型偏写意，尝试“全男班”

在整体呈现上，方旭从原作中的幽默出发，以游戏的态度进行二度创作。他以英文报纸为贯穿全剧的元素， 二维漫画与表演的结合，让所有的故事发生在一张英文报纸里。

同时，方旭表示，道具、舞美和造型都契合全剧的风格，整体上比较偏写意而非写实，除了帽子、雨伞等必要的道具外，全剧并没有太多实物道具。

在引人关注的温都母女的选择上，方旭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两名男演员反串出演。其中被媒体誉为“姿才冠世最美男旦”的青年乾旦演员刘欣然，将出演温都太太，与方旭本人饰演的老马上演对手戏。

《二马》导演、编剧兼主演方旭

除了剧中的九个具名人物，五个“全男班”演员将轮流扮演甲乙丙丁戊几个串场角色。演员的选择，让这部戏成为一部十足的男人戏，而这也是这部话剧的一大看点。

方旭表示，启用“全男班”是希望多一些尝试，从戏剧创作的角度来说，这绝不是恶搞，而是十分严肃的探索。“全男班”既给演员带来了新鲜感，也能让观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马》邀请到当今炙手可热的独立服装设计师苏广宇担任服装设计，为该剧打造兼具英伦风情与“京味儿”的服装。

与此同时，老浓、秦奇、杰力三位乐手也将助阵演出，为这部话剧带来别具一格的现场配乐。

地域而非民族的隔阂构成了《二马》的当下性

被问及为何《二马》之前一直没有被搬上舞台时，方旭表示老舍笔下出人物胜于出故事。读老舍的作品，会觉得他笔下的人物在眼前晃来晃去，但是故事性却没那么强。在多次的改编中方旭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可能是老舍的作品较少被搬上舞台的原因之一。

因此从《我的一辈子》开始，方旭就一直在探索一种和人物的思想、精神内涵比较契合的形式，把他的作品搬上舞台。

另外，在将《二马》搬上戏剧舞台的时候，方旭首先想到的是这部创作于近百年前的作品的当下性与普适意义。在方旭看来，当下性并非民族性上的差异，即老舍创作时中国和遥远的异域英国之间的差异。全球化时代，这种民族上的差异和陌生感已慢慢消弭，这给剧组提出了一个挑战：一部近一百年前的小说，如何在舞台上呈现英国？当下性将如何体现？

方旭给出的答案是，现在的中国人对西方已经不那么陌生，但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当时老舍写到的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往大说是种族歧视，往小说是地域歧视，这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比如对于特定地域人群的刻板印象。

“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和歧视产生于相互的不了解，这点是共通的、不变的。所以我们没有选择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点，而是选择了一个人与人之间隔膜的碰撞点，这个更有共性，也更能引起共鸣。”方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