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我的老师蔡少卿，一位中国顶尖的社会史学家

蔡少卿教授是中国顶尖的社会史家之一，对于那些有抱负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他辉煌的学术生涯意义重大，堪称典范。因此，蔡先生孜孜不辍撰就这部信息宏富、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一份珍贵礼物。

和蔡师的其他弟子一样，我与先生有过多年的密切交往，从中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但是今天，有了这部回忆录，那些与先生素昧平生的人也能从他的学识和经验中获得教益了。

左起：裴宜理、刘广京、施坚雅、蔡少卿（1996年于施坚雅教授家）

我认识蔡少卿教授已经快36年了。第一次相识是在1979年秋，其时我刚到南京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中美两国恢复学术交流的第一年，并且令人高兴的是，作为华盛顿大学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我有机会在太平天国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工作。

南京大学周到地为我安排了两位博学而得力的导师：一位是蔡少卿教授，指导我研究秘密社会；另一位是茅家琦教授，指导我研究太平天国运动。

刚到南京不久，蔡先生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和他的夫人潘老师，多次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在无拘无束的聊天中渡过了许多个美妙的傍晚。那时候在中国，外国人还较少被邀请到私人家里去，因而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非常羡慕我有这种机会，能在这些愉快的场合与蔡先生及其家人进行非正式的交往。

在我们的友谊中，蔡先生当然没有忽略学术的方面。他给我介绍了许多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及其与农民运动关系的有用资料。他将自己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手抄来的资料与我分享。

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他为我找来了一套关于民国时期白朗起义的资料，当时这套资料还未公开出版。他还为我解释中国学者之间的一些争论，比如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哥老会、白莲教，以及晚清和民国时期其他秘密结社和秘密教门。

南京大学访学一年，给我留下了许多强烈而有趣的记忆，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恐怕还是1980年春我与蔡先生同去安徽淮北的那次田野调查。

1978年我在密歇根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淮北的农民起义及其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但在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美国学生还不可能访问中国大陆，因而我的研究是在台北（利用明清档案、国民党档案和调查统计局档案）和东京（东洋文库和东京大学）进行的。

几年来，我一直梦想着有机会访问自己论文所关注的皖北地区。这一梦想在1980年变成了现实，因为蔡先生非常慷慨，同意陪我去淮北作一次实地调查。那次访问的地方当中，蚌埠、涡阳和蒙城还未正式对外国人开放。

在蚌埠，我们访问了治淮委员会的官员，了解水利给皖北乡村带来的变迁。在蒙城和涡阳，我们访问了农民和当地的史学工作者，了解有关该地区自19世纪中叶捻军起义直至民国时期的民变传统。我们还欣赏了地方戏剧演出，以便对该地区的大众文化获得更清晰的感觉。由于当地大多数农民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我们那次访问引起了当地人极大的兴趣。有好几次，我和蔡先生不得不从众多围观者中夺路而“逃”。

蔡少卿与伦敦大学汉学家柯文南（1986年）

在整个行程中，蔡先生都是研究和旅行方面的极好搭档。我无法向当地人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他便接过话头，将我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白。有时候，当地的被访者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蔡先生便鼓励他们，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更友好。他尽量使我弄懂所讨论的内容，为我指点许多有趣的沿途景点。我简直想象不出，还有哪位老师比他更细心、更周到了。

几年以后，蔡先生再度陪我去皖北时，这种感觉依然一样——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去的是凤阳县，调查当地新近实施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对于我来说，能够观察中国乡村的局部地区，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外国人还无法轻易访问这些地区，它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地区确实非常贫困，但它们非常自豪于以往的历史——作为改革开放的破晓阶段，并为自己未来的可能性而激动。

蔡少卿（右二）与哈佛大学孔飞力（右一）、柯保安（左一）等知名学者（1980年）

我与蔡先生的友谊基础，不仅仅是我们在中国的许多讨论和旅行，还包括他在鲁氏基金会资助下，在华盛顿大学渡过的一年时光（当时我还在该校任教）。这一年里，蔡先生选修了好几门课程（包括我开设的一门关于农民政治的课程），努力提高英语水平，借助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他还周游美国，在各个中国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并且——或许也是他最难忘的——品味了一阵美国田园生活。

通过这次以及随后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多次访问，蔡先生为他在南京大学的学生们带回来了许多信息，使他们得以了解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他将中国和外国学术传统中的精华结合起来，把南京大学的社会史学科建成了著名的研究生培养基地，出版了一系列杰出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高度声望。

蔡少卿与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社会史学者布赖恩•马丁（1990年）

蔡先生自己的研究，由于开创性地运用了原始档案和其他档案资料，视野非常开阔（跨越了几个世纪，涉及秘密社会、民间宗教、农民起义、劳工运动、土匪以及中国近代社会史上的其他许多重大问题），分析熟练而富有新意、自然闻名于国内外。但与一些闭门造车的学者不同，他非常乐于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知识。

这些年来，我自己（关于中国劳工运动和农民起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离不开他在资料和阐释上耐心而睿智的指导。蔡先生的鼓励，不断燃起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热情。有蔡先生这样一位良师和老友，是我莫大的幸运。

我把最近出版的著作《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题献给于建嵘教授和蔡先生。在合作研究安源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我和于教授一道前往南京拜访蔡先生，就他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研究安源的情况进行了访谈。那时他还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

从我1979年第一次见到蔡先生，到这次南京之行，已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但在和他讨论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仍能感受到跟当年一样的知识亢奋和人格魅力。蔡先生异常清晰而又热情洋溢地回忆了他本人在安源煤矿进行的田野工作，以及在北京对李立三和其他安源工运参与者的访谈。

如回忆录中所说，蔡先生多年来一直鼓励我研究安源，把它作为一个发人深思的重要案例，去探讨秘密社会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因此，有机会在这本书的献辞中向他致敬，以感谢他这么多年来对我学术生涯的巨大帮助，我感到无比荣幸。

我知道，我是在代表许许多多的学者——中国的和外国的——对蔡少卿教授多年来始终如一的谆谆教诲表达由衷的感谢。蔡先生将自己作为社会史家的一生编为史册，令后世也能从他的经历和榜样中得到恩泽，这是值得我们庆贺与感激的。

（本文系蔡少卿自传《社会史家的学术春秋》一书序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