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中国书籍史研究有何新动向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梳理书籍的历史脉络，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种研究趋势。在这一方面，对欧洲书籍的社会文化史考察，已经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参照；同时，对中国书籍的社会文化史书写，在英文世界里也相继有新成果问世。笔者在此选取三部与中国书籍史有关的英文近著，略作引介，并附上笔者目之所及的其他相关著作题名，不尽之处，还望同好继续补充。

Burke, Peter, and Joseph Peter McDermott. 2015. 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 1450-1850: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彼得·伯克、周绍明：《东亚和欧洲的书籍世界，1450-1850，联系与比较》，香港大学出版社，2015年。

本书是2009年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举办的一次会议之后整理而成的论文集，由八个章节组成，包括导论、结语、以及六篇专题论文，书后还附有一篇简短的文献综述，回顾英文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关东亚和欧洲的书籍史著作。本书的一个主要看点在于，作者们试图在东亚和欧洲的书籍世界中搭建对话平台, 通过比较的视野，分析书籍在不同区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情况。本书把考察的时间段限定在1450-1850，也是基于比较的考量，因为这一时期传统上被认为是“欧洲扩张的年代”（第5页），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东亚印刷对外传播的重要阶段，有理由推测，在东亚和西欧接触的四个世纪里，书籍曾是不可或缺的沟通媒介。本书力图展示，像白银、茶叶、瓷器等物品一样，书籍也能够在全球史书写中占有一席之地。

本书的对话性，首先体现在编者的组成上。作为欧洲文化史领域的专家，彼得·伯克已有不少专著被译介到中国，而同样任教于剑桥大学的周绍明，亦因其对中国书籍史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为国内史学界熟知。就笔者所见，本书是两位学者的首度合作，他们共同完成了导论、结语、以及一篇专题论文《工具书的涌现，1450-1850》（The Proliferation of Reference Books, 1450-1850）。其次，书中的每篇专题论文都未局限在对一个国家或是一种文明的讨论，而是穿梭在东亚和西欧的书籍世界里，对同类出版物进行横向比较。例如，彼得·伯克和周绍明比较了几种常见的工具书在中国和欧洲的发展与区别：年表（chronologies）、地图册（atlases）、书目（bibliographies）、字典（dictionaries）、百科全书（encyclopedias）。最后，作者们也不同程度地论及了比较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仍以工具书为例，这种挑战直接体现在找出东亚和欧洲的对等性出版物、选择具有兼容性的分析术语、评估两地出版物之间潜在的相互借鉴程度等。

本书收入的另外五篇专题论文，两篇由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周绍明和包筠雅（Cynthia Brokaw）撰写，前者曾著有《书籍的社会史》，后者也有讨论福建闽西书籍交易的《文化贸易》一书出版。在本书的专题论文中，周氏主要考察了“非商业性出版”，即家刻、寺观刻以及官刻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活动，他以徽州的研究为例，指出在明清时期，宗族社会的兴盛促进了当地非商业性出版事业的发展。他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些出版活动对明清时期的文化政治产生的影响。他提到，当时文人对印刷出版的兴趣，部分来自于他们可以藉此抒发己见，而一旦他们的观点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可，就可能受到出版商青睐并通过市场得到更大程度的传播。他认为，由亲属或是门徒负责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物，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作者本人的声音和身份，从而强化了作者对出版物的控制权（即便有些出版物等到作者身后才问世），而明清时期的这种有熟人介入的雕版印刷活动，在20世纪则渐趋式微（当然，20世纪的书籍生产和文化政治的关系是另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而本文显然无意深究到底）。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包氏主要关注了江南地区以外的商业性出版活动，着重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雕版印刷工艺在明清时期的书籍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出版业的版图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的扩展过程，读者渗透到经济条件差、教育程度低的百姓，清代的书籍分配路线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得到传播的商业书籍文化的内容，以及上述书籍出版和流通模式所引发的文化和政治的反响。她提到，在17-19世纪里，中国和欧洲的印刷出版核心地带有明显的不同，简言之，在中国有一种去中心化的趋势，即在远离江南和北京的乡村和内陆地区，涌现出不少重要的出版地；而在欧洲，大城市则始终在出版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主要的出版地包括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法兰克福等。而这种区别，与当时中国和欧洲在交通、金融、印刷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差异有直接关系。其他三篇专题论文的作者，来自剑桥大学的不同学院，都有书籍史方面的专著出版，不过目前国内的介绍不多。来自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David McKitterick教授关注历史目录学的问题，提醒研究东亚书籍的学者注意避免西方书籍史学者在处理研究资料时遇到的陷阱，例如用印刷本和手稿的统计数据来讨论识字率、贸易、流动性等问题；来自莫德林学院（Magdalene college）的James Raven研究员关注书籍的流通问题，其对出版物的“公开”程度、书籍分配的代理人、地域和社群的覆盖范围等方面的论述，与包氏有直接的对话；来自罗宾逊学院（Robinson College）的Peter Kornicki教授关注中日韩越（受资料所限，关于越南部分的讨论比较少）的女性读者及读物，其中论及的读物，主要是具有教化性质的行为读本（conduct book）。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列女传》和《女诫》为例，分析了中国著作在韩国、日本和越南的传播和演变。Kornicki是日本书籍史领域的专家，此前曾出版过《书籍在日本：一部从起始阶段至19世纪的文化史》（Kornicki, Peter. 1998. The Book in Japan: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一书，还曾与包筠雅合作主编《东亚书籍史》论文集（Brokaw, Cynthia Joanne, and Peter F. Kornicki. 2013.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East Asia.）。虽然其研究区域集中在日本，但其文章涉及到不少中国书籍向外传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这倒是值得对中国书籍史感兴趣的读者关注。

Dennis, Joseph. 2015.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戴思哲：《帝制中国的地方志编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15年。

对于地方志的重度使用者而言，本书无疑是值得期待的。以地方志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作为结构主线，全书分三大部分，分别考察了地方志出版前的编纂动机，出版中的编辑、印刷和筹款，以及出版后的流通和阅读使用，系统梳理了与地方志有关的方方面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引入了当前史家关注的不少议题，例如，特定文献的历时演变、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基层社会的运作机制、知识体系的建构与规范、书籍生产与使用、印刷技术的应用与刻工的流动网络、消费与物质文化等，从而展现了地方志以外的更为广阔的中国社会文化图景。

作者的中文名是戴思哲，现为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和教学兴趣主要包括中国的社会史、法律史和书籍史。在导论部分，作者简要地介绍了本研究的出发点、方法以及材料。首先，在他看来，现有的与地方志有关的研究，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趋向，即研究者习惯于从地方志中摘取自己所需的信息，却往往忽视了地方志作为整体的存在。为此，他以“何为方志”（第3页）的设问开场，强调地方志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并指出将地方志作为整体来考察有助于深化对如下三个议题的认识：帝制晚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地方社会（包括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以及出版业的运作。其次，作者综合了书籍史和社会史的方法，并致力于将中国的出版实践与欧洲的经验进行比照，尤其是运用地方志的出版费用、售价、融资渠道等方面的数据，强化了中国书籍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经济”维度。最后，作者称这项研究参考了宋元明三代的地方志，数量超过五百部，其中的副文本（paratexts），即序、跋、注释之类的信息是考察的重点。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的方志在引用度上明显占优势。除此之外，作者还使用了族谱和时人的笔记、游记。值得注意的是，散见于时人文集中的地方志信息，是作者在《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和《四库全书》数据库中通过对地方志名称进行检索之后得到的，充分展现了数字化时代史学研究的新可能。

书中形象生动的例子与深入浅出的文字，让笔者受益良多。简单归结起来，印象较深的大抵有两点。其一，是重新审视地方志中长期为人忽视的细节。经常翻地方志序跋文字的读者，大概对类似“国有史、邑有志、家有谱”的比附不会陌生；而这种读者司空见惯的“套路”，却引起作者的好奇，他发现，明确将三者相提并论的文字，直到15世纪后期才出现，他进而问道：“在何种程度上，这三种文献有相似之处？”结合第2章中对《新昌县志》的个案分析，他认为，这种表面上的无心之言，实则影射了家族势力对地方志编写的介入。再如，某地方志的版本流传情况，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查询线索，被登记在案；而作者却从大量的散失数据中，发现了背后可能存在的手写本和印刷本的区别：并非所有版本都有机会被刊印成书，而这些版本的最终命运与其物理形态密切相关。其二，是将地方志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加以理解。本书第1章的开头，提到正德皇帝南下（1519）之前，专门遣人搜集当地方志，让手下人措手不及的是，当时仅有一部1344年的旧志以及为1461年《大明一统志》收集的资料。为了交差，地方官们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从而引发一股修志风潮。虽然没有资料解释正德皇帝为何突然对方志感兴趣，但作者认为皇帝是要为旅行做准备。地方志作为“旅行攻略”的潜在可能，在第7章中有更进一步的论述。例如，作者发现大旅行家徐霞客游历时就随身携带着《大明一统志》的部分卷册，之所以选择通志，他推测，对于长途跋涉的旅行者而言，涉及面广的《大明一统志》要比内容具体的地方志更加适用。对于习惯在网上浏览各种“出行攻略”、出门依赖地图导航系统的今人而言，已经很难将这些高新技术与图书馆中厚重的地方志等量齐观，而且，要声明的是，地方志也绝非古代唯一的行路指南，但是本书揭示出，两者曾在某一历史阶段有所交集，这一点的确是妙趣横生。正如作者所言：“地方志中还有许多宝藏尚待发掘。”（第248页）如何将地方志不为人知的其他侧面公之于世，或许是我们应该继续思考的问题吧。

He, Yuming. 2013.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何予明：《家与世界：在16至17世纪的雕版印刷物中编辑“皇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13年。

本书曾荣获2015年度的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Joseph Levenson Pre-1900 Book Prize），作者何予明，现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的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戏剧表演和文本，文本和视觉文化，社会思想史，以及14至19世纪的中国书籍史。本书的灵感来自于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书籍的秩序》（The Order of Books），因此书中带入了不少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尤其探讨了明代书籍的阅读和消费。作者以《四库全书总目》对《异域图志》的批评开篇，提醒读者重新审视明代通俗出版物的价值。何指出，基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和政权合法性的考量，以《四库全书》编者为代表的清代人士对《异域图志》这类明代出版物嗤之以鼻，认为它们不过是“稗贩之学”，不能登大雅之堂，而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于明代通俗出版物的定位。尽管何并未打算推翻清人的这种先入之见，但她建议读者将问题的焦点从清代转移到明代，把这些读物放到其被使用、消费的具体语境中，理解大批雕版印刷物涌现的历史背景，例如人口增长，都市化发展，商业网络拓展，全球化浪潮的方兴未艾等。不过，本书的着力点并非在于铺陈历史；从出版物本身的文字、排版、图片、句读等方面切入，进行个案分析与交叉比较，追溯出一套有别于清人成见的知识体系，应该是本书的一大看点。为了顾及明代读者的立场、尽可能地还原其“用户体验”，作者别出心裁地使用了“识书（book conversancy）”的概念，取消识字率与否对读者的二元划分，提出无论读者的文化程度如何，他们都能够从结构一目了然、内容包罗万象的出版物本身汲取资源，并挪为己用。这个概念的提出，来自于西方书籍史学者达恩顿和夏蒂埃的研究之启发。

本书除了导言和结论之外，共有四章，第1章考察了集谜语、笑话、酒令为一体的《博笑珠玑》，讨论了其中的两种主要的文字分类：古文和俗语。何发现，此书穿插引用了经典之作（例如四书）里的语句，从而以一种轻松诙谐的方式，将一些具有声望的文本，例如官方的《大明律》、《千家诗》、《西厢记》、《古文真宝》等，传播到普通读者中间。她还以此书最后一卷的《皇明诗选》为例，探讨王朝和区域的认同如何藉由出版物得到塑造。第2章考察了从万历到清初风靡一时的“戏曲杂书”，何认为其对当时读者的吸引力，体现在这类读物的排版上，除了在显眼的位置呈现戏曲文字，还为与戏曲内容无甚关联的娱乐性和实用性的文本预留了空间，而这些“连带产品”多半是取材自其它类型的畅销书，例如《万宝全书》或是与地理有关的读本，她强调，戏曲杂书中插入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文本，对读者形成消费观、天下观、区域观等主观感受，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第3章考察了通俗读物中的插图，涉及到的读物包括歌本（如《玉谷调簧》）、戏曲剧本（如《西厢记》）和日用类书（如《万宝全书》、《万用正宗不求人》）。通过对比同类读物的插图，或是引入其他出版物中的插图，何提出明代的雕版印刷插图为调动读者的想象力提供了平台。她将同一故事情节或是雷同的图像在不同文本中的交叉使用，冠之名曰“误差的美学（the poetics of error）”，指出通俗畅销书不仅推动了知识的传播，而且还对知识以及知识得以形成的想象空间加以使用、转化并进行重构。第4章考察了一部图文并茂的出版物《臝虫录》，此书介绍了中国疆域之外的国度以及疆域之内的少数民族。通过分析此书的文本和传播史，何力图揭示“外面那个更大的蛮夷世界是如何被中国人调整、融合、传播和阅读的”（第203页）。本章已被译成中文出版（见《书籍与蛮夷：<臝虫录>的历史》，时文甲译，程章灿校，载《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何书以走街串巷的卖扇小贩收尾，采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将这些无名小贩与本书讨论的那些如今湮没无闻的通俗出版物相提并论，指出其对读者的影响力以及对社会文化的塑造作用。

笔者注：以上所引术语的中文翻译，得到何予明教授的指正，特此致谢。

附录：2010年以来出版的与中国书籍史相关的英文著作

Ashmore, Robert. 2010. The Transport of Reading: 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 (365-42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Bentley, Tamara Heimarck, and Hongshou Chen. 2012. The Figurative Works of Chen Hongshou (1599-1652): Authentic Voices/Expanding Markets. Farnham, Surrey, UK, England: Ashgate.

Brokaw, Cynthia Joanne, and Christopher A. Reed. 2010. 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Leiden: Brill.

Burke, Peter, and Joseph Peter McDermott. 2015. 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 1450-1850: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hia, Lucille, and Hilde Godelieve Dominique De Weerdt. 2011.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Leiden: Brill.

Dennis, Joseph. 2015.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Golas, Peter J. 2015. Picturing Technology in Chin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e, Yuming. 2013.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elman-Ważny, Agnieszka. 2014. The Archaeology of Tibetan Books. Leiden: Brill.

Li, Feng, and David Prager Branner. 2011. Writing &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Studies from the Columbia Early China Semina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eyer, Dirk. 2012.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Nugent, Christopher M. B. 2010. 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ark, J. P. 2012. Art by the Book: Painting Manuals and the Leisure Life in Late Ming China.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Queen, Sarah A., and Michael Puett. 2014. Huainanzi and Textual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Richter, Matthias L. 2013. The Embodied Text: Establishing Textual Identity i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Leiden: Brill.

Wang, Richard G. 2011. Ming Erotic Novellas: Genre, Consumption and Religiosity in Cultural Practic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ang, Yugen. 2011. 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