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薄复礼眼中的红军：这支被宣传为“共匪”的军队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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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电视编导贠凌婧很惊讶：红军，英国，长征，传教士，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词汇，怎么可以连缀起一个历史事件？

2016年7月25日，为拍摄电视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而来到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寻找史料的她，听到了一段前所未闻的录音，虽然声音苍老，但舒缓沉稳的英语却很清晰：

“被俘4天之后，我才看见萧克。他那时25岁，他很忙，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军官。我很钦佩他。他为了心目中对祖国有益的理想事业，放弃一切，甘愿牺牲。”

录音中提到的萧克，是当年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而录音中的讲述者，是出生在英国的瑞士人阿尔弗雷德·勃沙特，中文名叫薄复礼。

1922年，他作为传教士被派到中国，在贵州省的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1934年10月1日，他和妻子前往镇远途中，与正在贵州转战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第二天，红军又俘获了新西兰传教士海曼及其家眷。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红军释放了妇女儿童，而将薄复礼和海曼作为间谍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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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面对根据地日渐缩小的严峻形势，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曾考虑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派红七军团先行北上，红六军团向西转移。1934年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奉命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在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中左突右杀，转战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寻求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萧克与薄复礼就是在这种战争状态下相遇的。

当时，刚刚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只有一张中学课本里的贵州略图，根本不能用于指导行军作战。到了旧州，红军在一座教堂里找到一张差不多1平方米的贵州省地图，可上面的地名标注全是外文，无人能识。于是，萧克叫人带来了粗通中文的薄复礼。

2015年6月，曾任萧克将军秘书的张国琦接受我们采访时说，那天晚上，萧克问薄复礼能不能看懂这张图？薄复礼回答：这是法文地图。萧克便让他翻译，包括山川、江河、城镇、村庄、道路等。薄复礼一边译，萧克一边注，整整忙活了大半夜。

凭着这张地图，萧克找到红三军的准确位置。经过几番苦战，红六军团终于冲出湘桂黔三省敌军的包围，于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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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段经历，萧克在1984年回忆：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时，我对传教士的印象不好，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但这位传教士帮我们译出了这张地图，而且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这张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两支劲旅携手向湘西转移。从11月下旬起，为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的湘江战役，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取得很大胜利，1935年1月创建起湘鄂川黔根据地。

这期间，薄复礼一直随红军行动，虽然自由受限，但也得到一些照顾。走不动路时，红军会为他提供骡马；生病时，战士们会用担架抬着他行军；而当红军利用休整时间开展娱乐活动或者改善生活聚餐时，也会让他参加。

红二军团警卫营战士魏国运曾近距离接触过薄复礼。据他回忆，这个外国人比较高大，但并不凶恶。“对他的生活，我们是照顾的，基本上单独给他做饭。他吃饭还是外国人的习惯，比如吃鸡肉，我们炖着吃，他可以烤着吃。”

通过与红军的朝夕相处，薄复礼发现，这支被外界宣传为“共匪”的军队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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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红军的是蒋介石。面对在湘鄂川黔渐成气候的红二、红六军团，蒋介石既指挥重兵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又从1935年2月开始，大举“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至当年9月，国民党军竟纠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对付这支长江以南的红色孤军。为了从根本上摆脱敌人， 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下达突围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当晚从桑植出发，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

1936年4月11日，部队转战途中逼近昆明。萧克告诉薄复礼，红军决定立刻释放他。此前，萧克曾向他宣讲过红军的政策，并说：“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没有订立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立租界，所以，我们决定很快释放你。”当时，薄复礼将信将疑，谁知红军果然兑现了诺言。当晚，工作人员发给他10块银元作路费，叮嘱他要等到天亮。

第二天清晨，薄复礼起床后发现，红军已经连夜转移了。

被红军释放后，薄复礼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神灵之手》一书在英国出版，比较客观地介绍了他看到的红军。后来，薄复礼定居曼彻斯特，晚年曾接受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专访，留下了这段珍贵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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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人物的传奇经历最能吸引人。2016年7月19日，在英国曼彻斯特城赫尔姆区的一座教堂里，贠凌婧和摄制组见证了一场关于薄复礼与中国红军特殊交往的讲座。

讲座的主持人是钱百斯神父。他说：勃沙特（薄复礼）认为，红军中很多将领和士兵虔诚地信仰共产主义，就像他信仰基督一样，尽管观念很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

红六军团在西进途中，几度陷入敌军的包围，先后牺牲了两个团长。尤其是甘溪一仗打得格外惨烈，担任后卫的红18师第52团几乎伤亡殆尽，师长龙云在突围中受伤被俘，始终坚贞不屈，最终因伤病交加死于囚禁中。

此战发生在薄复礼被扣留初期。这让他感受到，红军虽然与艰苦和危险相伴，但并不悲观，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情绪。

薄复礼在录音中说：“他们有来复枪，通常还在腰间别着一把刀，有的还配备左轮手枪。最明显的是他们的军帽，自己做的，大的帽檐做遮挡，带着一颗红星。军装非常简单，有口袋，一种绿色。”

有人曾问薄复礼：你认为红军不是土匪而是一支正规的军队，是否意味着他们纪律严明？

薄复礼肯定地回答：“是的。他们的纪律非常严明，组织非常有序。他们不准吸食鸦片。吸食鸦片在那个省份非常普遍。他们规定在穷人、教徒尤其是妇女面前，举止要得体。吃别人东西要付钱，借东西会打欠条，如果打碎了东西，他们会照价赔偿。”

他还说：“在这里，我们同样也看到红军的业余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这时连长往往自愿出来组织唱歌或进行摔跤比赛。每次表演后，大家都爆发出阵阵笑声。”

在他看来，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说：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

显然，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薄复礼对于红军的尊重，并非认同红军的信仰，而是赞赏红军对信仰的忠诚。

很多年后，萧克将军看到《神灵之手》的中译本后，感慨地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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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1984年春天，来华重走长征路的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萧克时，提到一个人。他问萧克：你还记得长征中有一个传教士帮你们翻译地图吗？萧克说：当然记得，1980年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件事。他请索尔兹伯里帮助找一找，“如能见到这位友人或其家属，请代致问候。”

同年秋天，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时，特意委托中国大使馆的同志也帮助寻找薄复礼。

不久，两个方向都传来好消息：薄复礼还健在，住在英国曼彻斯特市。索尔兹伯里亲自到英国与之交谈后，给萧克寄来了薄复礼的回忆录和他们在一起的照片；而薄复礼也托人带给萧克一盘有关他近况的录像带和两本书。

萧克将军的秘书张国琦学过英语，他比较了薄复礼的两本回忆录，选择1976年的版本翻译成中文，并由萧克作序，昆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

尘封半个世纪的一段传奇再次成为新闻。

1988年，萧克托人带给薄复礼一本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的大型画册，并让人转告薄复礼：这就是你当年见到的那支军队的今天。

1993年，薄复礼在英国去世，享年96岁。追忆往事的时候，他说过，和红军在一起的那18个月，是他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