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长征研究者编纂长征地名录，已梳理遵义辖内621处地名

贵州是红军长征历时最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从中央红军第一次突破乌江算起，红军在贵州大地上转战两个多月，经历了数个生死一线的瞬间。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曾写过，如果将红军在贵州的转战路线一笔笔画出来，那将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因为那些路线像是一团缠绕难解的线团。

“光是遵义下辖的14个县区，其中就有12个县区是红军到过的，其中11个县区是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遵义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铣近日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这样介绍到。

不过，曾祥铣也透露，有些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其地名已发生变化，“许多文献里、回忆录里出现的地名，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了。”为此，从去年8月开始，曾祥铣开始联系遵义辖内各县区相关人员梳理这些地名，编纂《长征地名录》。截至目前，他已经梳理出遵义辖内的621处地名。

曾祥铣今年80岁，看上去却毫无老年人的沧桑乏累感，讲起红军和长征的故事总显得神采奕奕。他的脚上穿着一双手工编制的草鞋。外人仅从这一个细节，便能窥见曾祥铣与长征研究的不解之缘。

在曾祥铣的学生、遵义长征学学会副会长黄先荣眼里，曾老是个“工作狂”，他办公桌上的台历很多页上都被工作提示填满。而据说曾老退休后用过的十几本台历，皆是这样的“勾勾画画”。

2014年1月21日，遵义市长征学学会正式成立。曾祥铣当选为会长。彼时，他在成立大会上作了“以长征精神研究长征”为题的讲话，他字字铿锵地说道：“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长征丰厚的精神财富不光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某种意义上说，曾祥铣是国内首位提出“长征学”概念的学者。曾祥铣总是跟与他一起工作的学者讲，研究长征，除了推动长征学理论架构研究，还不能忽视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地名问题。

曾祥铣正在组织编写遵义辖内的长征地名录。“一些地名在历史文献、回忆录里出现过，但可能和现在的地名有出入，如果搞不清楚，研究可能也会出现偏离。”

曾祥铣举了一个例子，《红星》报（红军长征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报纸）曾报道过“狗坝会议”。朱德发过的电文也用的是“狗坝”，但现在“狗坝”已成历史，只有叫“苟坝”的地方。再比如，红军老战士肖华在长征组诗里写的“雄狮刀坝告大捷”，“刀坝”这个地方，在遵义也找不到。曾祥铣说，这个地名也是当时就搞错了，事实上经过调研发现，红军经过的地方应该叫“刀把水”。

“所以，我们走访长征经过的地方，把当时的地名和现在的地名做一个对照，看看都是怎么变化的，现在还有没有红军当年留下的遗迹。这是一个基础工作，算是历史地理学的范畴。”曾祥铣告诉澎湃新闻，他希望能起一个带头作用，先把遵义的长征地名录整理出来作为工具书，然后联系长征沿线的其他省市，以县为单位去做，最后完成汇总。

曾祥铣透露，去年8月开始，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就联系各县区，动员各县区成立考察小组，带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实地走访考察，凡是红军到过的地方都走访一遍，找当地年纪较大的老人咨询了解并详细记录地名的变化，再找党史研究的人员进行核对。曾祥铣说，目前已初步梳理出遵义辖内621处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名，很快会整理成书。

70岁的黄先荣也是这项工作的参与者。黄先荣生长于遵义仁怀市茅台镇。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中的一渡就是渡茅台河，就发生在他们家附近。黄先荣小时候总去渡口边玩，从小就在老辈人对红军传奇的描述中接受长征文化的熏陶。有时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名、村名也能唤起他埋藏于心的长征情结。

很难想象年过古稀的两位老人周末还会“加班”，忙的时候他们一天要参加3个研讨会，但他们总是精神饱满侃侃而谈。在他们看来，这或许也是一种长征精神：永不停息，传播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