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三部曲之二｜贫民窟是问题还是解决方案？

里约奥运会让我们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南美的贫民窟：它看起来有些残破，房屋建造的并不规矩，马路也弯弯曲曲，行车十分不易。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贫民窟。在南亚、非洲的很多城市里，我们会看到更加触目惊心的生存环境，那种穷困与绝望让人忍不住想伸出援手。这也许是媒体想让我们看到的“贫民窟”，不过当我们对这些场景感怀时，也就落入了一个认知上的圈套，就是将物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的认知途径：难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贫民窟的街边讨食，就可以认为整个贫民窟都是乞讨者吗？

那么究竟什么是“贫民窟”？要找到标准答案似乎也不那么容易。

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贫民窟的挑战》中说：“贫民窟太复杂，无法用一个独立参数来衡量。”不过总体而言，联合国将“贫民窟”命题建立在几个基本指标基础上：1、他们缺乏抵御极端天气的耐久房屋；2、缺乏充足的居住面积；3、缺乏安全便宜的水源；4、缺乏可达的卫生设施；5、缺乏居住权保障。稍作考虑，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指标并不是贫民窟的充分必要条件。一个遭受了地震灾害的城镇也可能满足上述标准，但你很难将它称作是一座“贫民窟”。

正是因为“贫民窟”一词缺乏有效的定义，又带有很强的贬义色彩，许多学者拒绝使用这个词，以避免产生误导。

从词源角度看，“贫民窟”一词的确带有根深蒂固的价值判断，知名学者、《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作者迈克戴维斯推断，贫民窟——英语“Slum”一词1812年首次在一本描述犯罪俚语的典籍中出现。当时Slum一词指代室内盗窃或作案房间的入口。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学术界一直谨慎使用这个词汇，直到联合国人居署在1999年成立“城市联盟”并提出“消灭贫民窟”的计划。这个计划被150个参与联合国新千年计划的成员国认可，于是“贫民窟”一词突然登上大雅之堂。

即使这样，人们也未能就贫民窟的定义达成一致。当然现在文献积累已经相当丰富了，所以虽然我们不能清楚查到贫民窟的定义，但我们至少可以找到贫民窟的一些特征：贫民窟数量巨大、生活条件极差，而他们的数量仍在持续增长。

像联合国人居署这样致力于消除贫困、改善人居环境的组织已经存在了近半个世纪，贫民窟的人口在如今却仍在增长。针对人类居住的普遍问题，联合国人居委员会于1977年应运而生，2002年更名为联合国人居署，致力于帮助人们实现合适居所的目标；1999年联合国设立的千禧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Agenda）中也设立了这样的指标：“2020年前实现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改善。”然而从数据来看，联合国的这些雄伟的目标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南美最典型的贫民窟城市——圣保罗，1973年该城的贫民窟人口占总人口的1.2%，而在1993年达到了19.8%，在整个1990年代则以每年16.5%的爆炸性比率增长。根据最新的世界银行的数据，2007年到2009年间，肯尼亚的城市人口增加了76.7万人，其中36.6万人住在了贫民窟中；尼日利亚的城市人口增加587.6万人，其中241.7万人去到了贫民窟；而在中非共和国，城市人口在两年间增加7.5万，贫民窟人口却增加了9.1万。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未来三十年间，全球贫民窟人口可能会增长至20亿人。

这样看来，贫民窟似乎是一个无药可救的问题。《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后记里描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末日场景：边界明确的资本主义社会再也无法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贫民窟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帝国秩序维护者之间每日展开混战 。这样的场景，我们也在《全面回忆》、《极乐空间》、《第九区》等科幻电影中看到，他们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未来。

不过，我们大多数人从骨子里无法接受戴维斯那种“悲催的世界末日”的设定。其实只要再重新梳理一遍就会发现，毁灭地球的并不是贫民窟，而是人类对资源的贪婪掠夺，贫民窟只是这种掠夺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对贫民窟的误读，也主要体现在这里：我们将“贫民窟”的概念过度图示化了。不论是联合国对于贫民窟的定义和特征归纳，还是信息爆炸时代通过多媒体传播的带有“贫民窟”标签的图片、影像，都将贫民窟一词与破烂不堪的环境、疾病和暴力连接在一起。这样的理解方式导致我们忽略了“贫民窟”概念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数量众多的贫民窟首先是异质的（彼此间在形态上存在很大分别），其次是动态的（它的形成与发展充满各种可能）。现实中的贫民窟，尽管生活环境质量有待提高，但居民的生活方式各异，收入水平也各不相同，而且都拥有一定规模的社区服务设施和管理网络。

贫民窟的另一种误读，是将贫民窟从城市脉络中剥离开来，当作独立单一的研究对象。事实往往截然相反。我们只要在工作日的早上站在内罗毕贫民窟基贝拉通往城市的小路口，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居民涌向城市的其他地方去工作。也就是说，大量的贫民窟居民在城市中的其他地方从事生产工作，这种移动将贫民窟与城市其他部分从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上衔接了起来。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基贝拉这样的贫民窟并不是城市中隔离的社区。

贫民窟不仅从空间上与城市无法割裂，从历史上更是与城市紧密连接。

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是一位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名社会活动家，他的出版物《与贫民窟之战》（The Battle with the Slum）可以称作是第一本明确提出对抗贫民窟的著作。这本书在开篇时提到：“贫民窟”与人类文明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是的。在城市（人类聚居）和贫富差距（商品社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贫民窟。古罗马苏布拉（Suburra）是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古代贫民窟。它位于古罗马市区的一片低地，夹在两座小山之间。它在很多著作里被形容为“又热又多病又脏又潮” 。这里也是臭名昭著的红灯区，底层是商铺，上面住人。这里的居民主要由外来人口和奴隶阶层以上的底层人口组成。古罗马城市基础设施是出了名的先进，但书里是这样描述苏布拉的：“总之，在最需要的地方，偏偏最缺少机械化卫生设施。虽然广大居民在白天可以花一点点小费光顾附近的公厕，但在家里解的大小便则倾倒在它们人口拥挤的公寓的楼梯井底有盖的粪池中。”不过更让人意外的是，就在苏布拉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诞生了古罗马最重要的人物——尤利乌斯•凯撒。

高密度的城市更有可能造就贫民窟。很多研究表明，中世纪早期村镇居民的健康状况比16世纪富裕的村镇居民要好，因为当时的村镇规模比较小。但是到了18世纪，情况似乎不一样了，这时候人口达到20万的城市有莫斯科、维也纳、圣彼得堡和巴勒莫，突破10万的有华沙、柏林和哥本哈根。到18世纪末，巴黎和伦敦人口都突破了50万。土地的商品化、生产制度的结构性转变，这些发展共同促成了新的“贫民窟”。

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有“寒冷、肮脏、疾病、愚昧、贫困”的圣安东尼贫民区，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有小男孩加夫洛许（Gavroche）成长的圣米歇尔贫民区，这些诞生于19世纪初期的传世名著都为我们大致描绘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城市中贫富分化的极端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底层人口聚居场所的混乱不堪。恩格斯完成于1845年的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生存情况调查》就描绘了这些现象。恩格斯当时居住在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心——曼彻斯特，他的报告中提到，在人口集中的城市，天花、荨麻疹、猩红热、百日咳等流行病的致死率是乡村的四倍，由于居住环境恶劣、密度过大，许多住在贫民区的工人不到40岁就死了。

在贫民窟的问题上伦敦并不孤独。在欧洲，拥有四百万人口的巴黎和一百六十万人口的柏林也都有贫困居住的问题，巴黎的居住密度甚至是伦敦的两倍，有14%的人口生活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之中。纽约的贫民窟也是伴随城市化诞生的：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许多移民从“旧世界”来到“新世界”，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聚集在了纽约的贫民窟。一本书里写道：纽约的意大利人有那不勒斯的一半，德国人和汉堡一样多，爱尔兰人是都柏林的两倍，犹太人是华沙的一半。当时一个叫“五点”（Five Points）的地方堪称史上唯一与伦敦东区齐名的贫民窟，连狄更斯也为写作专门到五点踩点。在这里，不仅生活环境差造成疾病流行，死亡率高，还形成了非常有名的当地黑帮组织，也引发了几次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动。

就在人们刚刚开始习惯“布满贫民窟的伦敦”和“布满贫民窟的纽约”时，欧洲的达官贵人们发现，他们不用继续呆在这岌岌可危的当代城市了，因为他们发现了另一片更广阔的热土：殖民地。

殖民者们在新大陆建立新的商贸中心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提供廉价的服务，然而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实行了“不准农民进入城市”的政策，于是，当年的第一批“进城务工人员”，实际上在城市里谋求生路，却不具有城市的身份，更没有城市人权。尽管如此，城市人口增长的事实不可否认。在加尔各答，英国统治的两个世纪里，加尔各答的内城人口增加了50倍，而住房提供却只增加了11倍。可以想象那些“剩余人口”的居住情况。即使是允许进入城市的当地人，殖民者仍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在尼日利亚的殖民者在1919年的日记中写道：第一件事就是要隔离英国殖民者和当地人，因为当地居民常常带有疟疾或黄热病毒。卫生是一方面，“维稳”是另一方面。社会学家认为将当地人聚集在一起有助于提供安全感。于是我们看到印度本地人被聚集在军营中，他们和白人统治者之间是无建筑区或者是绿带。在非洲，许多城市是这样造起来的：城市中央是交通枢纽，在其周边设立商业和政治中心，一侧设立殖民者的住宅基地，其外以绿带或者围墙包围，本地居民被拦在某一区域之外，在某些地方则会慢慢生长出贫民窟。

在印度贫民窟泛滥的时期，贫民窟现象同样波及中国。在中文的近代文献中，1920年代首先出现“贫民窟”一词，此时正是欧洲殖民者在上海发展最为兴旺的时代。1935年《中国漫画》中出现“上海贫民窟”一文：“都市的享乐主义者，绝不会想到这样安乐和繁华的大上海销金窝里，还有什么贫民窟的。”继而提到“闸北的太阳庙、沪西的曹家渡，南市的斜桥一带，全都有无数的贫民在这所谓’原始人窟穴一般的房屋’里蛰伏着啊”。

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我们已经很少讨论贫民窟了，但在历史上、空间上贫民窟都与城市发展紧紧绑在一起。这并不是说，贫民窟的存在天经地义，我们应该置之不顾、任其发展，而是要在制定策略之前就深刻地反思，贫民窟究竟是一个物理空间，还是一个社区？它代表的是一种治理方式、生活状态，还是收入水平？只有问对了问题，才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换言之，以上的长篇大论只是要证明，贫民窟并不是一个问题。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困是一个问题，贫民窟只是这些问题的一个载体。甚至有人说，“贫民窟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解决方案”，它提供了城市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廉价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