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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名将︱为何拒降的将领有罪,投降的将领反而有功?

胡博
2016-12-09 14: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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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中涌现出很多著名将领,名将的诞生,总免不了士兵的大量牺牲。有两位同样以守城闻名的将领,一位拒降突围却被蒋介石亲批死刑,另一位在降日后反获青天白日勋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两次守城战役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两位名将所涉及的两次关键战役。

1943年11月23日,日军第116师团猛攻常德,遭到守军第57师顽强抵抗。经过11天的惨烈争夺,守军在弹尽援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仍然拒绝日军的劝降。12月3日拂晓,师长余程万决定率领百余人突围寻找援军,留第169团团长柴意新率领其余残部继续坚守。当天上午8时,日军攻入城内,团长柴意新等人力战身死,常德失守。六天后,第171团团长杜鼎率领82名第57师官兵引导友军新编第11师反攻常德,在得到仍然坚持在城内抵抗的残余官兵的接应下收复常德。

据第57师战报记载,常德一战参战官兵8529人,伤亡总计高达7869人。战后,第57师的英勇事迹被广为传诵,国民政府授予该师“荣誉旗”,“虎贲”之名随之响遍全国,作为师长的余程万自然也成为全国皆知的抗战守城名将。

半年之后,也就是1944年6月28日,日军第68师团、第116师团等部猛攻衡阳。守军第10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坚守达47天,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衡阳守军的英勇壮举得到全国军民关注,但终因外围友军未能及时赶至,至8月8日上午城破,军长方先觉为保剩余官兵的生命安全,率残部向日军投降。三个月后,方先觉成功脱险,受到重庆各界的热烈欢迎。

据第10军战报记载,衡阳一战,参战官兵约16000余人,阵亡约11000余人,负伤约3000余人。但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参战各军上报的伤亡数据汇编表显示,第10军仅阵亡1465人,伤3289人。两组数据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个中原因还无法得知。

余程万 资料图

拒降突围的余程万为何获罪?

余程万和方先觉同为守城名将,但两人在脱险后的待遇却截然不同。余程万成功突围后即被逮捕审判,蒋介石甚至主张枪决余氏。而方先觉在被日军俘虏脱险后,却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这使人不得不感到奇怪,突围出来的将军要被枪决,投降日军的将军反倒能够获勋。其实究其原因,关键还是在于蒋介石对待两人的态度。

蒋介石知道日军进攻常德是1943年11月24日,当时他正在开罗出席盟军三国首脑会议,商讨反攻日本的战略以及战后国际局势的安排,并制定盟军合作反攻缅甸的战略及援华方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蒋虽然对第6、第9战区发去若干指示电文,但重点还是放在开罗会议上。

12月1日蒋介石回抵重庆。据其日记显示,当天上午“查审常德战况”,下午即开始“指示对常德援应与死守要旨”。这一天,日军第3师团一部攻入常德,但在经过激烈的巷战后,被守军击退。

对于第57师能不能守住常德,蒋介石起初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他对余程万的印象十分糟糕,认为余是“胆怯无能,其状貌短小,不言而知其为非可托大事者”。但当他得知第57师已经死守常德9天,余程万还在11月29日的电文中明确要率部“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这使蒋介石对余程万的印象大为改观,认为余程万 “竟能固守常德,正以自思往日观人多以貌取为不当也”。因此,蒋不断命令第9战区派遣援军解围,12月2日又“电勉”余程万,“激励全体官兵固守常德,完成使命”。随即又“与薛伯陵(薛岳)、郭悔吾(郭忏)各通电话,处置常德增援要领,并令陈纳德空军全力掩护常德,掌握制空权”。

不料就在3日凌晨,“誓死为止”的余程万突围了。对此,蒋介石十分震怒,他认为余程万“竟不顾一切,只知偷生,并未发电报告,直至今日黄昏,始证明其脱逃。一月余将士英勇之牺牲,皆为其偷生之一念,而反荣为辱矣。彼明知各方援军已逼近常德,并知敌军已成弩末,巷战且已三日,而彼乃竟以一念之生,置国家军誉与职责于不顾,岂不可杀,应即宣布其死刑,以振纪纲也”。

此时蒋介石对余程万的印象再次产生180度的转变,认为他是“偷生”、“脱逃”,并“置国家军誉与职责于不顾”。这一重大转变,加上常德的失守,使蒋“心滋忐忑不定”,进而联想到“军队空虚,官长不学,指挥无方,军政委糜腐败,难期振作,殊为前途悲而痛也”。这或许就是蒋动了杀意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天后,当蒋介石通过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了解到余程万“已脱险到达黄土岭”后,立即命令薛岳将余逮捕,并“即日解渝审判”。据何成浚日记记载,蒋在12月7日出席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六期学员毕业仪式时还特地强调“深恨余师长程万,未与城共存亡,谓必处以极刑,毫无宽容之余地”。

对余程万的审判,先是由第6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取证,随后上报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余程万的罪名有二条,其一为战前“未作市街防御准备,逃出时对所部又无适当处置,师长走后一日,部队猷不之知,仍继续抵抗中,迨察觉师长业已逃出,始悬白旗降敌(注:这一投敌事件在日军步兵第6联队史也有记载)”;其二为“毫不顾及民众,且约束不严,民众出城避寇,守军须每人勒索数千元,否则不肯放行,因此受害者甚多”。从这两条罪名可以得知,余程万的离开,不仅涉及到他自己的“偷生脱逃”,甚至还影响到所属一部主动投敌。不仅如此,他还纵容部队勒索民众钱财。

何成浚在核审此案时虽然认为余程万“遇此千载难逢之良机,而不肯死,致受军法制裁,诚中国军人之耻辱也”,却也罪不致死。不仅如此,余的上级、同僚、部属等也都纷纷上书认为余无罪,请求从轻发落。因此,何成浚所签呈给蒋介石核准的判决结果是五年有期徒刑。不料被蒋介石否决,蒋仍然坚持枪决余程万,对此,何成浚冒险拖了下来。

方先觉 资料图

投降日军的方先觉缘何授勋?

时间推进到衡阳保卫战。从7月1日开始,蒋介石就特别关心衡阳战事,并对第10军官兵“能沉着应战,本阵地屹立不摇,足以自慰”。尽管蒋介石不断命令其余部队解衡阳之围,但战局日益恶化,直到8月4日接到衡阳守军电台的“初报救急,继报危急,最后则报‘不好了’以后,即不通报”。虽然这一天守军成功击退了日军,但已伤亡惨重,随时有城破危险。

蒋介石因此极为忧虑,进而导致失眠,他在8月5日凌晨一时起床祷告,此后数日皆在凌晨祈祷。7日下午三时,蒋介石接到空军电话转报,称“方军长率各师长具名,以城西北被敌突破,我兵力已尽,无法堵击,惟有来生相见等语”。蒋“不胜忧焚”,以至深夜“前后起床祷告三次,请求衡城战事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8日凌晨四时再次起床,“向天父默祷,保佑我衡城及方军长等之能转危为安”。但仅过了一个多小时,衡阳电台即告中断,上午十时在接空军侦察报告后“乃知衡城已无望矣”。蒋对此“悲伤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

对于衡阳守军的结局到底如何,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第9战区都不清楚。但蒋介石素闻第10军战绩优良,并对方先觉颇有好感。在这个基础上,蒋介石根据方在7日下午通过空军表达的“来生相见”之意,断定方先觉必在城破之际殉职。于是蒋在8月9日下午即“修正方先觉事略与校阅事略”,11月下午“修正衡阳守军成仁之通电”,准备为方及守军树碑立传。即便当蒋介石通过日军广播得知方先觉“自动树白旗乞降,其方式如星嘉坡(新加坡)英军乞降时相同等语”,并从脱险返回官兵的回报得知方先觉确实投降之后,仍“深信先觉决不至乞降,但其不能以身殉国,竟被敌所俘而屈,使我军誉与军校皆蒙此不白之污辱,殊所不料也”。

由于宣传机器已经开动,蒋介石只能继续通过宣传去树立正面形象,并进而将衡阳失守的责任归结为“两广部队战意消失,实际空虚,更无任务与解围之决心”,为方先觉等被俘官兵开脱。也就是说,蒋在判断方先觉战死失误之后,仍然坚持为方竖立正面形象,并在方脱险返回重庆后,颁授其青天白日勋章。

1944年12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接见了脱险后的方先觉,他在见到方后“不禁如隔世重逢,悲喜交集”。有趣的是,就在同一天,军法总监何成浚第三次向蒋签呈余程万一案,何认为“桂林守将不战而溃,未受处分,余程万在常德苦战二十余日,兵尽弹绝,反不免于罪,外间颇多疑议”,要求蒋再次考虑余程万的刑责。

或许是方先觉的归来影响了蒋介石,又或许是失城的桂系将领无一受刑,蒋终在21日正式批复,同意判处余程万“有期徒刑五年”。及至抗战胜利之际,余程万又被予以赦免,终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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