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首府巴中的脱贫攻坚：贫困户不摘帽，帮扶干部不升职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名篇《夜雨寄北》，是许多人对巴中的第一印象。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血与火的洗礼，又为这片土地平添多少壮烈激怀。

这里曾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赤化全川”、“平分土地”等巨型红军石刻标语，至今巍然屹立于巴山之颠；这里被誉为架起“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西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446位将军留下战斗足迹，12万巴中儿女参加红军、4.8万人壮烈牺牲。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际，川陕苏区也面临国民党100余个团30万军队的“川陕会剿”。次年3月，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此后撤出川陕苏区开始长征，在经历张国焘“南下”错误路线的周折后，最终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古镇召开的党政工作会议上统一确定的十六字全军训词，如今已成为巴中脱贫攻坚的誓词，时时挂在党政干部们嘴边。

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易地扶贫搬迁、“一本账”精准扶贫……多个“最早”、“最快”、“最好”，令连年人均GDP全省倒数第一的巴中成为省内脱贫攻坚战线“领头羊”，今年以来受到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肯定，并批示经验全省推广。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记者跟随中宣部“重走长征路”采访团走进巴中。

改革“红”利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从通江县两河口入川，1933年初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存续近三年时间。辖区版图一度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余万。

巴中现有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题词的“刘伯坚烈士纪念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等。作为红色革命老区，巴中被列入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和30条红色旅游线路之一。

“红”与“绿”是巴中最鲜明的两条主线。接受记者团采访时，市委书记冯健津津乐道于巴中57.6%的森林覆盖率、全省第一的空气质量。但紧接着与之相对的则是巴中的极度落后与贫困，至今所辖三县两区都是贫困县，三个县更是国家级贫困县。

近5年来，巴中贫困人口由87.1万减少到31.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7.2%下降到10.5%。冯键说，两个数据分别位列全省第四和第三，但去年巴中经济总量在全省是倒数第三，人均GDP更是全省倒数第一（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倒数第7，仅为全国三分之一），因而2020年脱贫“摘帽”任务“压力非常大”。

不过，“红色”巴中的隐性资源不少，从不缺领导人的关注——

通江县曾是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联系点，其在地质部的老领导胥光义也是巴中平昌人，参与了红四方面军长征。在考察参观川陕革命根据地将帅碑林时，温家宝还曾专门到胥光义的石碑前驻足悼念；

十八届中央委员、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前后三次到巴中考察，其岳父、前国家主席李先念曾是红四方面军重要将领，指挥过多场决定性战役。据李先念的遗愿，其骨灰分洒在他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是其中之一，巴中现有多处“李先念同志骨灰撒放区”纪念碑，其夫人女儿也都曾到此悼念；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随红四方面军参与长征，解放后曾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今年9月21日至23日，川陕革命根据地与红军长征研讨会在巴中举行，刘延东的姐姐刘延淮等多位红军将领子女出席；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任四川省委书记时，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南江县东榆镇槐树村是他的两个“挂包帮”联系点……

多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和人大代表们多方呼吁争取制定实施《川陕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如今终于成为现实。

今年6月2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促进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7月底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

继陕甘宁革命老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左右江革命老区之后，川陕革命老区成为第四个上升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巴中作为文件中明确的“川陕苏区核心区”，站到了改革“红”利的风口上。

贷款“先干”

有人曾测算，按照投入2万元解决一个农村贫困人口，巴中31.8万人脱贫需要63亿多元，相当于2015年全市财政收入总额的3倍。“地方财力薄弱，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几乎是所有贫困地区的通病。

2014年9月，国土部提出支持巴中市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等6条措施；今年2月17日，国土部再度加大扶贫政策力度，规定“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地区开展增减挂钩的，可将增减挂钩结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

政策刚一落地，巴中就“抢抓机遇”，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土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省内跨市流转的地区。3月下旬，巴中与成都高新区在国土资源领域建立对口合作，首批达成交易4500亩指标流转，收益13.28亿元，全部用于脱贫攻坚。

“没有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是建不起水宁寺镇枇杷村这3个新的聚居区的。”站在一排崭新的农村新居前，巴中市国土资源局巴州分局副局长吴冬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介绍，2014年巴州区在枇杷村试点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综合实施土地整理和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拆旧和新建聚居区后节余的挂钩周转指标162.35亩，从指标跨市流转交易中获得4789万元资金，解决了项目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资金短缺“瓶颈”。

不过，吴冬坦言，全省需要建设用地指标的主要是成都市，而2016年四川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和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有68个，省内跨市流转土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可以说是供大于求，如果能跨省在全国交易就好了，土地“卖”到沿海地区价值就不止每亩20多万元了。

据冯键介绍，目前巴中仍有5.2万户贫困群众居住在高寒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洪水淹没区，“任务量占全省的14%多，任务非常重”。在年初专项资金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巴中市向省农发行贷款40亿元，平均每个县区8亿元，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启动资金。

截至今年9月底，巴中今年计划实施的10953套住房全部开工建设，明年的计划也已提前开工，项目开工率达165%，已建成的房屋有9000多套，90%多的完成率为全省最高，预计年底3.86万人可全部住进新房。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四川有的市、州直到今年7月，异地扶贫搬迁建房开工率还是0。有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感叹，要抓紧推广巴中的14条经验，“巴中那么穷的地方都能做到，相信其他市州也都能做到！”

“逗硬”考核

在“快”之外，巴中花了大量力气在贫困户的“精准定位”上，能做到这一点要靠帮扶干部“一对一”的谋划。

南江县八庙镇普照寺村是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帮扶联系点，现有贫困户27户104人。去年6月起，和全市所有党政干部一样，时任巴中市长冯键也挂联了两个贫困户，普照寺村的陈幸福和王结伟。

八庙镇党委书记杨文生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冯键分别去了两户人家6次，和村扶贫工作组一起，从住房、饮水、产业、就学、就医等各方面，为他们分别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规划。比如在住房问题上，一家5口的王结伟选择了重建新房，陈幸福则选择了翻新旧房。

杨文生介绍，陈幸福因体弱只能在家务农，十年前妻子离家出走，他独自抚养3个孩子读书，如今唯一的儿子还在上大学，每年近2万的学费加剧了家庭的贫困。

考虑到陈幸福目前独居，儿子未来回家常住可能很小，如果搬迁重建房子，一是浪费，二是资金负担重。冯键仔细看过他家房子后认为房子主体结构良好，只需要做一些维修和外立面翻新。

最终，陈幸福拿到了每户8500元标准的危旧房改造补助，还有新农村建设资金中的扶贫款近2万元，他自己出了5000元，便完成了房子的修缮。

杨文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根据市里统一部署，每位科级以上党政领导都要挂联两户贫困户，而贫困户较多的基层，有的普通教师、党员、干部也被要求挂联一户。

杨文生的挂联户是小竹岭村的一个四口之家，户主轻度智障在外打工，上有70多岁老父，下有两个上初中和小学的孩子，原配妻子跑了之后，和同村比他年长几岁的女子“搭伙过日”。杨文生费了一些工夫找到该女子，才了解到这户人家的基本情况和生活需要。

他家曾想在集镇买房，杨文生明确提出反对：考虑到老人习惯村社生活，加上集镇买房要花15万，即使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有10万元 补助（人均2.5万元），5万元负担仍然过大，而选择聚居点重建则只需再出1万元。

冯键在接受记者团采访时曾强调，巴中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确保每户贫困户搬迁建（购）房自筹资金不超1万元，杜绝举债建设。

四川方言里有个词“逗硬”，意思是动真格。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逗硬考核”的提法贯穿全省上下，对各级干部都形成了约束力。杨文生称，如果一个贫困户不能在任务期限内“摘帽”脱贫，挂联帮扶的干部就不能调岗升职，部门一把手也要负总责，其坦言全镇“任务严峻、压力很大”。

“挂图作战”

在普照寺村的一块宣传板上，澎湃新闻记者看到一份记录着普照寺村27户贫困户截至第二季度脱贫工作的进度表，官方称之为“挂图作战”。

该表公示了每户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及帮扶责任人，以及“一超七有”的脱贫标准，即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超过国家扶贫标准（四川脱贫标准为3100元，高于国家标准2855元）、有吃穿基本保障、有安全住房、有安全饮用水、有基本医疗保障、有生活用电保障、有闭路电视。

表格显示，27户贫困户中，除了8户住房还在建设外，其余“七有”表格均已打上密密麻麻的红钩；单个季度人均纯收入方面，最低的一户是815元，最高的有4590元。

这些账就是由挂联干部帮助每个贫困户，每个季度一笔笔核算出来的。这也是巴中的一项创新之举——“一本账”制度。冯键向记者团介绍，许多农民过去没有记账习惯，收入多少、花在哪里都不清楚，有了这本账就能持续观察扶贫轨迹，精确研判扶贫措施效果，从而引导贫困户养成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好习惯。

这本账更是脱贫验收的依据。“是2018年脱贫，还是2020年脱贫？记3年账，就能看清收入情况是否持续，年年几千元可以脱贫，有好有差就不行。”冯键说。

杨文生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每年对照“一超七有”验收一次，有的贫困户或许会为了继续享受政策补助而瞒报收入，挂联干部帮忙算账也是核账，“比如你家有标准劳动力，按月薪2000元的市场行情估算，如果数字对不上就有问题，要了解情况。”

在主题采访活动过程中，澎湃新闻记者走访了全市三县一区各一个村，采访了各村村支书，发现每个新农村聚居点附近都有配套产业。

平昌县驷马镇当先社区发展水乡旅游，58户开展农家乐，国庆等旺季一家农家乐平均每日收入有1.5万元，而坐落在驷马工业园区的西南最大清洁能源基地四川同凯能源有限公司就离社区门口不远，10%的简单劳务岗位留给当地村民，平均月薪两三千元；

巴州区水宁寺镇枇杷村、南江县八庙镇普照寺村、通江县民胜镇鹦鸽嘴村，均发展了特色集体种植和养殖业。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办专业合作社，普通村民通过土地流转的租金（每年每亩800元左右）、入股专业合作社分红（每年700到1500元不等）以及自由劳务工作（日薪80元左右，普通村民月薪可达1500元到2500元左右），大大改善了生活水平。

此外，南江县八庙镇普照寺村还探索出了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并向全省推广。在厘清“家底”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普照寺村按照集体股、贫困人口股、普通成员股各占1/3的方式量化分红到人。2016年村集体当年收益4.65万元，分到贫困户和普通户的每股分红分别是150元和17.2元，前者是后者的8.7倍。

“在新居布局时就要考虑产业发展问题，建在产业链上，这是很多地方发展的经验。”冯键说，“土地流转，大户进来复垦，小田变大田，种最适合种的作物，产出高出很多，还带动乡村旅游。”

他笑称，“别的地方是卖地种房子，我们的农民在‘种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