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亮瞻局丨从越战遗产看中美两国的南海竞争（上）

弗兰克·施纳普亲眼见证了西贡的末日。

当他终于挤到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时，眼前如希腊悲剧般的一幕是那么不真实：城市在烈焰中燃烧，曳光弹划破天际，直升机像蜂群在红色的夜空中乱舞……施纳普勉强爬上了直升机，坐在他身边的同事——另一名中情局特工面无表情地说：“我们上演了一次比敦克尔克还惨的大败退！”

施纳普知道自己永远回不来了，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表，时间被定格在1975年4月30日19点30分。

地球另一边。清晨的阳光透过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玻璃。杰拉尔德·福特面前的电视屏幕里，陆战队直升机正从美国大使馆屋顶仓皇撤离，现场的每个人都近乎歇斯底里。这个美国前总统后来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我亲眼目睹了美国人被一脚踢出越南。”

他不应该为这一幕负责。福特的总统生涯才刚刚开始9个月，而西贡的崩溃只是华盛顿20年东南亚政策的终章罢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也许还有麦克纳马拉、威斯特摩兰、基辛格……这是属于他们的战争，他们几乎让美国变成了一个“东南亚国家”。

讽刺的是，40年后，一个“被踢出越南的美国人”又被那些踢过他的人请回来了，他的名字叫约翰·克里，现任美国国务聊；还有更“怪异”的事情发生，金兰湾——这个原先外来强权在越南军事存在的象征，2016年竟然陆续又迎来了俄罗斯、法国、美国和中国的军舰（《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19日报道）——它们曾经在这片土地激烈争锋。

显然，美国的“越战旗手们”预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没有出现，而美国现在仍然可称为一个“东南亚国家”。

东南亚的霸权诱惑与风险

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达到目标？白宫和五角大楼没能给出这三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对美国来说，这是导致一场军事和地缘政治灾难的真正原因。

从地理上看，越南所在的东南亚由位于欧亚大陆上的中南半岛、散落在西南太平洋上的东印度群岛两部分组成。当1945年日军投降时，这里的战略地位已经在一场全球战争中凸显：东南亚“阻隔”了印度洋与太平洋，把在二战中“觉醒”的澳大利亚与北方大陆国家相“连通”。在石油能源时代，东南亚又是中东原油进入东北亚工业国的必经之地。东南亚拥有数亿人口，这意味着庞大的市场以及一个地跨海洋与大陆、占据地球枢纽位置的新强权有可能在这里崛起——旧日本帝国曾经无限接近这一目标。

因此，战后东南亚的权力真空是不被允许的。反殖民浪潮对那些觊觎该地区的大国来说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很快，印度尼西亚赶走了荷兰人，却迎来了苏联人；日不落帝国试图重新整合远东势力范围，却立刻遭到受苏联支持的苏加诺政权的强硬挑战；菲律宾在美军“保护”下率先独立；越南则必须在“回归”法国还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做出抉择。我们还不应忘记与东南亚关系紧密的另外两个大国：印度即将独立并展现出强烈的大国雄心；中国也在1949年结束内战。

总之，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内外均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当地有独裁、有民主；有殖民者、有反殖民者；有暴力革命、有君主立宪；有穆斯林，有基督徒，有佛教徒，还有儒家文化……冲突在此背景下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自从1940年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以来，东南亚的战火就从未停息过。当1964年8月美越战争全面爆发时，越南已经打了8年的抗法战争和10年内战， 英国在马来亚的丛林战争也已持续近两年。

东南亚局势的脆弱、复杂让任何大规模军事介入都面临极高风险，对此美国人是很清楚的。但这里的战略价值毋庸置疑，面临冷战零和博弈的美国并没有在1955年接法国人的盘，它在谨慎地等待着机会。

肯尼迪的组合拳

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联系可以追溯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此后，拥有马尼拉的美国即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东南亚国家”。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作为控制东印度群岛的门户是很有价值的，但美国在中南半岛上的主要基地泰国却与中国和越南均不接壤，这让其难以阻止受苏联和中国支持的越共武装在奠边府取得决定性胜利。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仍然保留了南越政权，这也许就是美国一直在寻找的机会——中南半岛出现了新的权力真空，而且它就紧临新中国“脆弱的软腹部”。

其实一直到1961年第三次柏林危机结束前，美国对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兴趣都是有限的。欧洲火药桶随时可能引爆，艾森豪威尔和刚刚上任的肯尼迪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在美国国内“鹰派”看来，美国在冷战中表现软弱：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权被推翻，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1956年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倒向苏联，当年底苏军坦克进入布达佩斯，1959年古巴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而两年后美军竟眼睁睁看着登陆猪湾的古巴亲美力量被碾成齑粉。

在东南亚，南越的吴庭艳政府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上都已将自己的无能暴露无疑，北越随时有可能挥军南下完成统一。届时，老挝和柬埔寨都可能将纳入共产主义阵营，缅甸和泰国也恐怕难以幸免。英军此时正在马来亚与印尼的越境武装苦战，后者被认为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1961年，麦克纳马拉成为新的美国国防部长，他随即重拾艾森豪威尔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如果不能在越南堵住“共产主义扩张”，东南亚必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五角大楼与白宫一拍即合，华盛顿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绥靖者”的形象。

肯尼迪的反击堪称一组漂亮的组合拳——在1961年的第三次柏林危机稳住中欧局势后，次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在中东和非洲，以色列人和法国人可以让美国暂时退居幕后。

在当时的美国政府看来，只有东南亚面临的局势最为危急，而处于反共反华最前线的越南，则成为肯尼迪决心投入赌注的最重要战场。

美国一直到1961年才决定军事介入越南，应该说相关决策程序是足够谨慎的。从1961年到1964年，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逐步升级，却没能阻止越南局势恶化。我们无法假设肯尼迪没有被刺杀的话历史将如何发展。实际上，到1963年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尽管美国人发现西贡政府无论换谁上台都没用——其完全是一个失去人心，且没有任何希望的傀儡政府，对它的军事支持不仅不能在东南亚巩固美国威望，甚至还存在道德上的负面效应。但是，此时的东南亚和全球局势却没两年前那么“糟糕”：英军在马来亚的地位很稳固，雅加达也与莫斯科渐行渐远。即便越南这枚“骨牌”倒下，似乎也不足以产生致命的连锁效应。

有明确的史料证明，肯尼迪在1963年时正在考虑撤出越南。然而，一位名叫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美籍古巴人打断了历史前进的原本轨迹。约翰·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日被刺杀，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登上了舞台中央，麦克纳马拉则留任国防部长。

1964年，白宫与五角大楼制定了新的越南目标。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臆想的“中国威胁”

美苏关系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有所缓和。赫鲁晓夫在古巴的失败让其遭到党内和军内的强烈质疑。一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莫斯科都在忙于新的内部权力斗争。当时的苏联显然对古巴导弹危机式的直接军事对峙缺乏信心，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这一阶段的冷战目标都是取得与美国的战略平衡，而非发动一场毁灭西方的世界大战。

不过，麦克纳马拉很快就为“多米诺骨牌”找到了新的“推手”——中国。

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在东南亚都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利益。中国历代王朝外交政策的关键一环，就是保证东南亚与中国朝贡秩序的稳定。当中原王朝相对强势时，东南亚任何对朝贡秩序的挑战都会遭到沉重的军事打击。东汉、三国（吴）、元、明、清时期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在1949年后，特别是1953年朝鲜战争后，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已经重新崛起为亚洲大国，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否会重新对东南亚施加越来越大影响力？华盛顿自然“宁可信其有”。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对东南亚的反殖民运动给予明确支持，让西方国家重新感受到中国在该地区的号召力。接下来的一年，北京强烈批评了莫斯科在波兹南事件上的“软弱”。当1959年赫鲁晓夫从美国访问归来时，中苏关系实际上已濒临崩盘。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再次给了北京以零成本展示影响力的机会。同年，中国果断对越境挑衅的印度军队发起反击。另一方面，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中国尽管面临政治和经济困难，仍然尽力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与“苏修”不同的“决不妥协的共产主义斗士”。

此时，约翰逊政府似乎认为，中国已经超越苏联，成为输出共产主义的新中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按照西方战略逻辑，中国在东南亚存在广泛的现实利益，而东南亚有大量华人，他们掌握着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命脉，因此北京有理由“保护他们的利益”。

1964年6月1日，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美国政府召开了第10次越南问题会议，确定了“逐步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6月20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接替哈金斯担任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司令。6月23日，泰勒接替洛奇任美国驻南越大使。至此，美国完成了由“特种战争”向全面战争的政策调整和组织准备。随着8月2日北部湾海战爆发，“真正”的越南战争打响了。（未完待续）

（“宏亮瞻局”系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王宏亮为澎湃防务开设的个人专栏，力求在兼顾分析的深度和厚度的同时，在前瞻性、敏锐度上更上一层楼，每周一期，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