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男女统称为“兄弟”是对男权逻辑的反叛？

近日，随着三辉图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系列陆续出版，以清华大学夏莹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和南京大学蓝江教授为核心的激进左翼学者进入了公众视野。三位学者在近几年来分别翻译了西方炙手可热的左翼理论家阿甘本、巴迪欧和齐泽克的著作，从而进入了对当代激进左翼思想的译介与阐释的浪潮之中。他们几日前成立了公众号“激进阵线联萌”，在学界引起了不少关注，而他们打出的口号“加入激进阵线联盟，一起来当兄弟”却为他们招致不少女权主义视角的批评。夏莹副教授和吴冠军教授分别撰文授权澎湃发表，详细阐释为什么对男女无差别地统称“兄弟”，无关歧视，反而是对男权逻辑的反叛。

一场男权世界中的性别“内爆”

（文／夏莹）

原本只是一场国内激进左翼思潮的小众联盟却带来另一场未曾预料到的思想“事件”。刚刚成立的“激进左翼阵线联盟”公众号中“无差别”的并列着三位学者，两位男性，一位女性。但联盟的公众号里的一句“集体无意识”的口号却引发了多个知识界朋友圈的讨论：“加入激进阵线联盟，一起来当兄弟”。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什么只有兄弟，而没有姐妹？”（言外之意，女性学者被排除了？）“为什么是兄弟，而不是姐妹？”（言外之意，不如来一场集体阉割，不是更富激进性？）“用同志，替代兄弟姐妹，不是更富有超越性？”等等。这一讨论突如其来，完全溢出了对这一激进思潮联盟内容本身的关注。但它的“溢出”，恰又构筑了一个对当代激进思潮中关于性别研究之反思的最好契机。而笔者作为激进联盟中的女性学者（兄弟身份的溢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种溢出最好的阐释者。

性别研究，以非主流的方式成为了后现代思潮的“主流”。这一思想变身几乎成为了所有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命运：越边缘，越主流。但性别研究较之其他思潮更为特殊。性别研究，从其诞生之日就充满了战斗性。它在政治与哲学之间游走。从早期的女权运动到中期的女性主义，直至今天的性别研究，这一思潮通过不断克服其思想内部的逻辑悖论而前进着。这是一个有着独特视角的思想立场。它以一个性别——女性为视角——去审视世界的组织结构。它以两种预设的逻辑——第一，女性与男性的对立；第二，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操控——去判定所有问题的性质。早期的女权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思潮，不如说是一场政治运动，它在对女性权力的争取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自身却无可避免的陷入了一个理论的困境：女权主义所倡导的男女平等最终却带来了女性的男性化。在对社会性别（gender），而非生理性别（sex）的强调中，男女平权意味着女性要求去做与男性一样的工作，李香香（《王贵与李香香》中的女主人公）式的女性形象成为了女权运动胜利的典型范例。今天政坛上的女性政治家们，德国的默克尔，美国的希拉里、英国的梅姨不过是李香香的政治翻版。她们身着男性服饰，言说着充满男性色彩的政治话语，因此，她们的胜利，在我看来，从来不是女性的真正解放。她们至多不过是一群“另类”男性。因此男女平等的结果是女性对男性逻辑的彻底臣服。为了消解这一平权斗争所带来的困境，女性主义应运而生。这一改头换面的女权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包括了英国的托丽·莫依、法国的埃莱娜·西苏等人，她们搭乘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列车，让差异逻辑侵入到女性主义的研究当中。只是当我们重新凸显了男女差异之后，女性主义理论却不得不陷入到另一类困境不能自拔：如果女性不同于男性，不以男性为理想模板，那么女性的本质又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这显然是其自身为自己设定的一个陷阱，不对此有所回应，无法表达女性的差异，而一旦对其作出回应，最终的结果却往往是无法逃避男女性别之间的生理差异：而对女性生理结构上特质的强调几乎瞬间消解了早期女权主义思潮所取得的所有推进：女性之为女性的特性决定了女性的本质存在就在于其相夫教子的那一面向。从社会向家庭的退守成为了晚近女性主义所倡导之解放的最终宿命，极富有悲剧色彩。

在我看来，今天的性别研究或多或少得益于晚期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对于以上两种女性主义所持有的尖锐批判。在鲍德里亚的《诱惑》一书中，他指出女性解放理论的危险性就在于女性的设定“被封闭在一个结构当中，当这个结构强大的时候，女性遭到了歧视，当这个结构弱化的时候，则获得一种可笑的胜利。” 换言之，只要我们还固守着男女性别之间的二元对立之中，那么其所能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是悖论性，正如女性主义一路走来所经历的理论演进。在此，我很想去追问那些义正言辞地为女性争取“话语权”的女性主义者们：你们到底要什么？男女平等？好吧，给你们平等的权力，但你们却紧接着惊呼，女性陷入了男性话语结构；男女差异化存在？好吧，让女性回到女性本质吧，但你们却紧接着发现，女性在这个时候只能回家去相夫教子。那么女性主义者，我想追问的是，你们能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女性解放的美好蓝图，并告诉我，哪一条道路会通向你们所梦想的天堂？

这种追问，作为女性学者的我无法回答。因为我陷入了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本身当中，并确认其是一道无解之题。我因此赞赏鲍德里亚的批判。这一批判带来了当代西方性别研究的最新动向，学界也普遍将这一动向视为激进思潮在性别问题上所给出的一种可能的回应：即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nce），抑或酷儿理论。它的代表人物当然是激进阵营中的朱迪斯·巴特勒。通过这一理论，性别的二元对立被调侃，被游戏。在其中性别，男性抑或女性、同性恋与双性恋都失去了固定的存在样态。一切处于流变当中。性别不仅没有生理性的固定规定，同时也没有社会性的确定规定。换言之，性别的差异化并不意味着性别之间存在确定的“不同”，而是意味着对性别的界定始终在流动当中。性别的问题需在延宕中不断获得新的说明。这是性别研究激进化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回到引发这一思考的“事件”本身来看，或许女性主义者们会说，当我们以“一起来当兄弟”的话语作为激进阵线联盟的“集体无意识”的口号之时，它至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女性学者的去性别化实践，而这一实践不过是早期女权主义的基本诉求的现代翻版，换言之，女性的去性别化实践等同于对男性逻辑的顺服。因此，其结果必然意味着女性被男性的“收编”。因此这种反叛是落后的；第二，热衷于用“兄弟”，而耻于用“姐妹”来表达这一联盟的主张，已经暴露了宣言者（三位激进左翼联盟的同盟军）思想背后的权力结构从始至终都是一种男权逻辑。因此这一宣言本身似乎根本没有达到激进思潮酷儿理论的思想高度。

不得不说，以上批判是精彩的，在“某种视角”下（性别的二元对立）也是准确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一视角之后，面对这一说法（“一切做兄弟”）是否会感受到完全不同的理论效应？

首先，如果超脱于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转而将性别自身视为一种流动性的内涵，那么作为“集体无意识”中的“兄弟”一词就需要特别的关注。因为联盟中女性个体的存在使得兄弟作为一个概念发生了能指与所指的错位，所指成为了能指原初内涵的“溢出”，这一“溢出”只能说明了“兄弟”概念自身已经转变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它成为了一个带有领导权（拉克劳与墨菲意义上）色彩的观念体系。这意味着，“兄弟”可以整合任何一种力量，它是形成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之力量的概念关节点。它的空洞性正是其内涵有待丰富的前提条件。

其次，如果按照这一视角的逻辑，难道用“姐妹”不是较之“兄弟”更富有激进性吗？两者是否能够同质调换呢？为什么我们要乐于做兄弟，而耻于做姐妹呢？在我看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会带我们进入到激进左翼思想的“现实性”维度之上。在我眼中的激进思想，不是任意设定理想状态的一种思想体系，激进思潮会将更多的目光投注于现实世界的批判与改变世界的可能性行动之中。这一现实性的特有关怀使得激进左翼思潮从不无视当下既存的社会现实的基本存在样态，钢铁丛林的现代城市高耸而坚挺，诠释着男性社会的全面统治，以优衣库、MUJI为代表的现代流行服饰的男性化趋向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在镜子面前的自我认同。这是一个男性时代已经获得全面胜利的时代，即便女性主义者如何挣扎，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性。酷儿理论努力的告诉人们，忘记性别，抹杀差异，但这一理想之光在照入现实的一瞬间就化为了无有。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忘记性别的差异化存在，大约也因为男性社会的普遍化，才如此强烈的激发了与之对立的女性主义的繁盛。后者变得如此敏感，对于任何一个可能“无害”的词汇，都会做一种“有害”的解读。正如当年李银河炮轰赵本山一样，今天做“兄弟”还是“姐妹”之辩，亦是如此。然而，当这个原本处于“集体的无意识”的表述自身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却也激发了我们有意识的自我剖析：当然我们并非完全无辜。在我看来，在今天的男权社会普遍化的现实性前提之下，我们的确认为用“兄弟”反而较之“姐妹”更具有反叛性。“姐妹”与男权社会天然具有对立性，将一个男性与女性共在的团体称之为“姐妹”具有极为强烈的对抗性，只是这种对抗性失去了逃离二元结构的任何可能性。在男权社会中，“姐妹”的使用反而失去了“游戏性”色彩，它成为了该既存体制下清醒的自觉，是一种有意识的挑衅。然而性别的游戏性的魅力却恰不在此，它的魅力恰是在于它的不自觉的对抗性，它对于对抗本身“无所谓”的基本态度。兄弟，是这个男性社会内在逻辑可能容纳一个概念，后者对于前者完全不设防，因此当我们将这一在男性社会可容纳的概念掏空之时，其猝不及防的“批判性”反而强化了对这一性别逻辑的内在爆破。

我将其称之为一种在男权社会中的性别“内爆”（implosion）。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首先使用了这一概念，后被让·鲍德里亚所承继。尽管有学者已经就两者的内爆概念做了诸多的区分性解读，但在我看来，他们对于这一概念的运用基本上是相似的：内爆与外爆（explosion）的概念相对。所谓外爆意味着商品、资本等现代性原则的拓展，其最终带来了社会、话语与价值的不断分化；而所谓内爆，则意味着这些分化之界限的消解，人与机器、媒介与信息，信息与其要表达的意义，所有这些概念之间的界限被内爆所消解，因此，内爆不是“收编”，后者意味着对既有逻辑的顺从，而前者则意味着对既有架构的爆破。身处男权社会，我们用被掏空了内涵的“兄弟”概念内爆性别界限，用错位的、因而模棱两可的所指调侃这个以确定性为基本特性的男权逻辑。借此，我们不再试图构筑任何新的与之对抗的逻辑（姐妹逻辑、同性恋逻辑等等），我们只是单纯地享受着这种内爆可能带来的剩余快感。

“一起来当兄弟！”

（文／吴冠军）

做一个公号（夏莹、蓝江、吴冠军的共同微信公众号“激进阵线联萌”），一句“一起来当兄弟”，触碰到了一块学术圈敏感礁石。批评是完全正当的，并且是来势汹汹的：为什么没有“姐妹”？

对此，我的回应（或者说辩护）是：当这个公号只有蓝江和我两位男性学者时，这句口号是极端反动的！但是，夏莹老师的存在，使这句表述充满了一个revolutionary paradox：她以其身体的存在在话语中撕出了一个裂口。

任何总体性的表述，是最容易的：兄弟姐妹们，brothers and sisters，ladies and gentlemen……这就是符号秩序之“自我总体化”操作的可怕：只需要在话语层面稍加修订一点点，就能化解真实秩序中的对抗。在同样意义上我一直强调，晚近“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者）这个表述的出现，本身便是一个意识形态秩序之总体化操作：以符号化的方式将反抗、例外、（除不尽的）剩余，旨在全部囊括进来。所以说，我要对我们这些批评者语重心长地说：在今天，光说“兄弟姐妹”亦是不够的，至少须加上LGBT里的BT，方可进一步降低触及敏感礁石之风险——为什么只有“兄弟姐妹”，而没有“双性者”和“跨性者”（既不完全是兄弟也不完全是姐妹）？

我是一个拉康主义者，一个拉康主义政治本体论意义上的激进左翼。对于意识形态秩序之自我总体化操作，一种拉康主义的激进对抗，就是在符号秩序中去插入真实——真实并不一定是一种前语言性的硬核性存在，而首先展现自身为符号秩序内的一个创口、一个撕裂、一种不连贯性。夏莹，是“一起来当兄弟”这个表述中的一个裂口——她的存在，构成了该话语表述自身的一个结构性撕裂。在艺术领域中，我们亦能找到对应例子：在现代主义绘画中，我们在画布里结构性地遭遇“污迹”、“败笔”、或莫名其妙的“涂抹”。这种策略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正是因为它阻碍了画布对“现实”的直接描绘，从内部打破了本体论层面上的虚假的连贯性与完整性。从那些现代主义画作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符号化了的“现实世界”，而是创伤性的真实。

我分析过几年前曾票房大红大紫的电影《狼图腾》。这部主流价值片的隐秘革命性在于，它自身恰恰呈现为一个无比荒谬的悖论：影片制作者们把一群狼驯化到了都能拍电影的程度，然后告诉观众狼是不能被驯化的，狼情愿自杀也不接受驯化……在这个意义上，该电影如同现代主义绘画，恰恰呈现出了对“狼”做出符号性界定之（本体论层面上的）不可能性。该片的两个逻辑，顺着任何一个走都能得出一个连贯性的画面（狼能被驯化；狼死也不能被驯服），偏生却在一部电影中彼此“有机”地扭结在一起，从而让人直接遭遇那荒谬的不连贯：并不是哪个关于狼的描述更符合“现实”、更接近“真相”，恰恰，两个逻辑撕拉出的那个裂缝，才是“比现实更真实”。

在电影《黑客帝国》中，墨菲斯曾向刚跳出“Matrix”（借喻符号性的日常世界）的尼奥说了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我们正是在相同的意义上向大家伸出我们同志般有力的手臂——

“一起来当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