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中华上编”究竟是什么关系？

人们向来并举“中华上古”来赞誉古籍出版界的南北双雄。2016年适逢“上古”一甲子华诞，10月22日下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社长李国章、王兴康及现任社长高克勤、现任总编吕健齐聚“海上博雅讲坛”，回望上古社的发展历程。澎湃新闻节录部分讲座内容与读者分享。

上海古籍出版社有过3个名称，从1956年的“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到现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横跨60年。但若要追根溯源，则得从1952年成立的新文艺出版社说起。活动伊始，老社长李国章讲述了这段历程。

作为近现代中国的出版中心，上海曾云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诸多出版社与书店，民国期间全国出版各类图书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由上海出版业完成的。

解放初期，上海成立了十几家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其中包括1952年成立的新文艺出版社，由原群益出版社、海燕书店、大孚出版公司、上海出版公司等十几家原私营、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合并而成。

1954年，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迁到北京，这让上海作为中国新闻出版中心的地位有所弱化。更重要的是，这里没有了专业做古籍的出版社。

出于对古典文学的热爱，时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李俊民先生在社里成立了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后经上级同意，1956年11月1日，在这个编辑组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古典文学出版社，以出版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书为业务方向。当时全国共105家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堪称建国以后成立较早的出版社。

1958年，国家强调古籍整理的重要性，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领头。6月1日，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上编”。后来又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纳入进来，都由上海市出版局统一领导。

时至今日，我们说起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渊源，仍不得不提“中华上编”。“中华上编”名义上是中华书局的一个分支机构，但两者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从专业古籍出版的角度来说，“中华上编”和中华书局几乎同时起步。二者在选题规划上有分工，“中华上编”以古典文学典籍和普及读物编辑出版为主，历史、哲学等归中华书局。

“文革”中，上海市出版局及下属出版社包括“中华上编”均被撤销，重新成立一个“大社”，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大社”撤销后，又恢复了各出版社的建制。1978年1月，在原来“中华上编”和“大社”的古籍编辑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先生被任命为社长、总编辑，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了。

在“文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国担负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出版社，仍然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出版社纷纷扩展，由一家总社分为七八家出版社，古籍出版社也发展到18家。

大型古籍出版工程

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均为专业出版领域的翘楚，而与前者相比，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型出版工程更具特色。

据王兴康社长介绍，改革开放之初，上古社引进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恰逢学术界新入开放之势，1000多套全部出售。“李社长任职期间，为我们上古争取了一个大项目——《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这是一个艰难的工程。李社长顶着巨大的压力着力进行，我在任时对这个项目进行收尾，同时负责将这些书全部销售出去。这个项目的成功，为上古社带来了许多荣誉，提高了上古的品牌力度，也赢得了市场和丰厚的回报。”

 “‘团结敬业 开拓奉献’是李社长主政期间提出的口号，李社长将上古社交接给我时，我们正朝着文明单位冲刺。一些同志认为‘奉献’已经过时，但是社里经过商讨，保留了这两个字。现在回头看，保留这两个字太对了。没有奉献，我们的企业是发展不好的。”王兴康说。

上古社的学者型编辑

古籍整理出版是出版业中专业化程度极高的领域，古籍出版社曾经拥有傲称全国出版界最专业的编辑队伍，尤以学者型编辑著称。编辑既要掌握最新的学术动态，知道学术界哪些是执牛耳之人，同时也要发现有潜力的学者,这就需要编辑有专业的学术水平和发现的眼光,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

“古籍出版社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因为我们有一批既有奉献精神又懂业务的出版人，有一批坚持热爱古典文学的专家型编辑。”现任社长高克勤在活动上说。

上古社发展史中绕不过的人物是李俊民先生，圈中人尊称其为“李俊老”， 他奠定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学方向。他广纳人才，网罗了一批在古典文学方面颇有专长的编辑。中华上编的编辑队伍阵容（包括外聘人员）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强大的，其中有著名的文史学者瞿兑之、刘哲民、吕贞白、于在春、刘拜山、胡道静、金性尧、何满子、陈奇猷、富寿荪等；现在享誉学界的朱金城、钱伯城等先生，当年还是三十出头的青年编辑。“李俊老用人注重看学术成就，不计较其他问题。有些在历史上所谓‘有问题’的人，俊老不顾众议，邀请他们担当重任，发挥才学，像吕贞白、金性尧等，还有特约编审瞿蜕园先生。”高克勤说。

从“上古”成立到“文革”前的十年，上古社出书并不多。文革中，俊老被列为上海第一批打倒的对象之一，受到残酷的折磨。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后，俊老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两三年内出版初重版古籍500余种。

在李俊民之下，中华上编的领导团队中具体负责出版业务的是陈向平（1909 —1974）。1957 年7 月，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华上编成立后，任副主任、副总编辑。他的业务能力非常强，1959 年7 月，陈向平赴广州期间拜访陈寅恪先生，赠新印《古本董解元西厢记》线装本一书，并联系陈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的交稿事宜。具体负责党务工作的是戚铭渠（1914 —1990）。1957年12月调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华上编成立后，任副主任、副总编辑。他是老革命，老军人。作为出版人，他不是专业出身，但他发扬打仗的精神：“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工作中学习，用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刻苦学习，向行家学，向书本学，努力使自己从外行转变成内行。

 俊老和陈向平、戚铭渠是中共中华上编分党组成员，其中俊老是书记，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华上编领导团队的“三驾马车”（“文革”中被称作中华上编的“三家村”）。1978 年1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俊老任社长兼总编辑。他重新工作后，与老搭档戚铭渠一起，着力推进上古社的规划和发展，使古籍出版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在古典文学领域之外拓展

“我们在古典文学领域的成就非常突出，但是我们不会在这个领域停步不前。”上古社现任总编吕健在活动上说。

据吕健介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十年来的重大出版项目中，除传统的传世文献整理的项目外，出土文献、民间文献等内容的广义古籍整理方面的图书占有相当的比重，如甲骨文整理、青铜器铭文整理、墓志整理等，还有像家谱选编之类过去并不看重的资料。

“古典文学领域能体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坚守这个专业传统，同时也在努力拓展专业出版的范围，从《续修四库全书》，再到《清代诗文集汇编》，大项目一直在进行。还有敦煌文献的修订，英藏、法藏、俄藏、天津的、上海的等，我们应该是国内外做敦煌文献做的最多的。”

在古典文学之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几年前成立了考古编辑室，专业方向侧重考古与古文字；2014年建立了历史文献出版中心，以新史料为运作重点。以甲骨图书为例，从北大甲骨、中国社科历史所藏甲骨、旅顺的甲骨、俄国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甲骨、重庆三峡的甲骨，上古社都有涉及。

“在图书志编纂的时候，上古社不仅承担出版的功能，在编纂的时候我们还参与拍摄。我们对甲骨文做全面的专业的拍摄，青铜器方面，上古做了《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在集成基础上又做了续编。简帛制作我们也开辟一块新的领域。墓志方面，我们做了《唐代墓志汇编》，也在做敦煌文献以及西北的一系列文献如黑水城文献、西夏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等。”

据吕健介绍，今后上古社着力开拓的方向，除传统古籍整理方面如“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唐五代诗全编》、《清诗话全编》、《“朱陆异同”文献汇编》等之外，还有《山东省博物馆藏甲骨》、《甲骨文合集三编》、《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北京大学藏秦简》、《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俄藏龟兹艺术品》、《中国少数民族家谱通论与总目》、《民国上海市通志稿》、《格萨尔文库》（含藏文、蒙文、土族文、裕固族文）等项目，有些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有些已经进入编辑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