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60周年：《中华文史论丛》创复刊始末

陈寅恪先生曾在一篇论述晚清清流的文章中说，黄濬所论迄于光绪中晚，而光绪之末至清之亡，则未述及，因此他再续述黄氏所未言及者。顷见蒋维崧先生撰文谈《中华文史论丛》改刊的故事，但未论及创刊及复刊始末，我东施效颦，追论蒋公所未言及的这部分前史，刚好与陈先生相反。

据钱伯城先生回忆，1961—1962年，那是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一扫前两年绷得紧紧的政治气氛，大家又活跃起来。于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下面简称中华上编）趁此机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下面简称《论丛》）。他推测创办这个刊物“主意肯定是从上面来的”，因为“政治空气即使如何宽松，一个小小出版社也是不敢自作主张出这么一个‘厚古薄今’刊物的”，“所以《中华文史论丛》的创刊，想来也有来头”。（钱伯城：《问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章培恒先生则说，《论丛》是时任中华上编副主任兼总编辑的李俊民与该所的几名编辑共同策划的：1961年2月至8月，学术界的一大批专家被组织起来集中在上海浦江饭店修订《辞海》。当时，李俊民和刘大杰先生共同主持中国古代文学条目的修订，章先生与中华上编编辑金性尧、吕贞白先生都是这一组的成员。在修订会之余，李俊民跟金性尧、吕贞白讨论办一个学术刊物的事。李先生的主张是“只发学术文章，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实际问题的，还是对一些具体问题作考证的，只要实事求是、论据充足，都应该发；但不发那些谈空理论的。更不发‘批判’文章；组稿的对象主要是专家学者，受过批判的一样欢迎，无论批得多厉害也无妨”。他也把这事跟刘大杰和有时来聊天的上海出版局局长罗竹风说，他们都表示赞成。这样，该刊物就在李俊民的决策下，“紧锣密鼓地筹办起来了”。（章培恒：《我与<中华文史论丛>》，《文汇报》2006年7月30日）

但根据档案记载，《论丛》的筹办早在1959年就开始了。这年的12月6日，中华上编假锦江饭店11楼1号室召开出版《中华活页文选》、《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华文史论丛》征求专家意见的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专家共29名，分别是李平心、王知伊、徐群法、王运熙、万云骏、赵景深、瞿蜕园、罗竹风、刘大杰、魏金枝、吴杰、胡云翼、陈守实、杨宽、马茂元、魏建猷、朱东润、郭绍虞、傅东华、叶□□、蒋孔阳、吴文祺、周谷城、束世澂、谭其骧、章荑荪、周予同、关德栋和陆树斋，均为一时之选，几乎囊括了当时沪上最为知名的文史学者；中华上编出席者10人，他们是金兆梓、陈向平、刘拜山、吕贞白、洪嘉义、于在春、吴铁生、陈嗣英、富寿荪和杨友仁。

会议由中华上编主任金兆梓、副主任陈向平主持。金兆梓首先发言，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今天请各位先生来，向各位讨教三个方面工作的意见。这三个工作就是《中华活叶文选》、《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及《中华文史论丛》（不定期刊物）。各位先生都掌握了许多资料，我们的工作必须依靠各位先生的指教、协助。这三件工作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要求，请陈向平同志来谈。” 陈向平随即说：

我们中华上编的主要任务是整理文史哲三个方面的古籍，请大家来指教的就是金老所提的三项工作。我们寄给各位先生的三个方案是草案，只提供参考，可以全部推翻，希望各抒高见，协助我们做好这些工作。《活叶文选》它的读者对象，我们初步打算是广大干部和知识青年（包括大学学生）。整理的方式，分段、标点、注释，并加以说明；发行方面已经得到新华书店的大力支持。《中华文史论丛》，打算提一些报章上所不能容纳的文史研究论著，加以组织出版，以推动学术研究工作。如何着手、读者对象、版式大小、论著与资料的比重等等，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希望能够以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作为指导，介绍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怎样搞法，我们也要请大家指教。今后，我们不仅在办法上要请求指教，同时在稿源上要求同志们大力支持。

陈向平先生的发也言简意赅，干脆利落，把时间留给了与会专家。座谈会从上午8：30持续到下午2：10，各位学者畅所欲言，气氛非常活跃。下面将有关《论丛》的部分摘录出来，以飨读者：

刘大杰：《文史论丛》是提高的东西，对学术的繁荣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我看也要有编委讨论、解决具体问题。它的稿源较难，在座的都是大学教授，希望都能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文史不能分家，这个刊物如能办得好，那一定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至于刊载的分量，我看不论资料或理论，只要好，能够体现“古为今用”的精神，都需要；每期的字数可多些，也可少些，要以稿件的质量为伸缩的标准。

李平心：《文史论丛》，这是很急迫的工作，到目前止，北京和上海都没有一个这样专门性的学术刊物，能够及时的提供资料，反映学术研究动态，以促进和繁荣学术研究工作。这种情况，当然与祖国的大跃进不相称的。目前，许多国际友人都很注意到我们祖国的文化，时常向我们索取文史方面的资料，因此，我们自己必须急起直追。《文史论丛》采取不定期出版很好。但最好能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如有条件，可采定期与不定期两者结合进行的办法。每期内容，应考虑到“考古”、“训诂”、“辨伪”、“校勘”、“音韵”等文章，不能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不敢过问；认为这是乾嘉学派的东西，胡适曾经提倡过的，就不敢过问。其实胡适是根本不懂乾嘉学派的。乾嘉学派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他们尤其在考据方面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东西，没有他们，有许多书我们简直无法读懂。考据很重要，有时一字之失，影响整个问题的探索，如“家”字我们在殷墟甲骨、金文中误认为“奴”字，就发生了许多问题。考据（尤其是训诂）很重要，这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的条件比乾嘉时代好：①我们有党的领导，②我们有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③有新出土的文物，因此我们一定能超越前人。刊物的主题，似可放在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等方面，范围广些，不要拘于一门。

周谷城：《中华文史论丛》刊物很好，它应该担负两个任务：①做现代化的工作，把古籍做现代化的工作很重要，外国人也承认我们有文化，而我们过去的学者都不敢做这项工作，使我们的古籍为今天社会主义服务，具体地体现“古为今用”的精神；②我们缺少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阶段，因此在学术发展史中也缺少这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补课，做好那个阶段里应该做的工作，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课。我们读历史，不要年青（轻）人回复到古代，而是要把古代的东西化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为社会主义的今天服务。当然，我们在补课中，最要紧的是要体现社会主义的精神，要以这种精神去做补课工作，去体现“古为今用”的原则，所以今天要求我们的任务更艰巨，要求我们两步并作一步走。《文史论丛》的重点应该放在这里，论争的文章至多不超过1/3；最后能定期，两月一次；论争可以由小争到大争，篇幅不在多，质量要求高，每篇文章应该要有自己的见解。《中华文史论丛》应该是一个争鸣的期刊。开头的销路不要管它，我看能销到300份就是成功。

马茂元：篇幅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开本大小可以研究。

赵景深：《中华文史论丛》可以定期，一定期就有督促作用，内容也应报导一些学术动态。

魏金枝：《中华文史论丛》不应多注意考证、训诂，首先应该解决历史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资料、考证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当前的重大问题，这是目前的迫切任务。它要配合学生的需要，而不是单给专家服务的。

谭其骧：《中华文史论丛》重点放在古籍或历史、文学的重大问题的论争上，这是值得研究的。假如放在后者，那末与《历史研究》及各大学学报应有明确的分工。我认为可以放在前者，多做些整理古籍的工作，但与刊物名称不相称。论争，在学术研究上很重要，也可以促进学术的研究工作。……整理古籍的工作很重要，如清代的考据工作，在训诂、校勘方面有的甚至超越汉人，做得很出色；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我们现在的条件比他们好，工作一定可以超过他们。如《水经注》，清人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地理知识毕竟不足，如果要依靠清人来追究那条河的方位及今古名称的演变，就无法解决了。因此，我们有信心超越他们的工作，这在学术上应该提高一步。

杨宽：《中华文史论丛》很重要，很需要。苏联对史料学很看重，我们也应该赶快建立马列主义的史料学，这个任务应该是《中华文史论丛》的主要工作，因此它选刊的文章，应该有以虚带实的理论文，也应该有以实带虚的专著。总之，史料和理论都需要。

魏建猷：《中华文史论丛》可以把整理和研究古籍作为重点，地方也要注意，尤其是上海地方史的问题。史料学应有一定的分量。

刘大杰：《中华文史论丛》应刊载带有批判性的理论文章，不要太坚持提高，过分专门性，应该刊登年青（轻）人的文章。刊物要有战斗性，编辑应该胆量大些，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要负责任，要认真严肃对待问题；对学术问题如有不同看法的文章，不要采取四平八稳的态度来处理，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周谷城：资料与理论不要对立，其间有辩证的关系，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依据，有些人空空洞洞地能写上几千字，这种文章就差了。我的意见，要写理论文章必先把资料整理出来。整理的过程中，也能使年青（轻）人在优秀的古典遗产中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

吴文祺：我同意杨宽同志的意见，今天整理古籍应该有异于乾嘉学派，我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立马列主义的史料学，理论和资料并重，但资料应该为理论服务。

周予同：《中华文史论丛》的组稿对象，应该面向全国，使它成为全国性的刊物。

万云骏：《中华文史论丛》理论和资料应该并重，两条腿走路，资料应该为理论服务。今天到会的缺少年青（轻）人，是一个缺憾，我们对新生力量不能忽视，如第一部以马列主义观点写出来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年青（轻）人，北大的学生。《中华文史论丛》也应该注意新生力量，争取他们写文章。

朱东润：《中华文史论丛》，谭其骧先生（所）说似可考虑，与《历史研究》分工，重点放在古籍的整理方面。

陈守实：《中华文史论丛》普及和提高、理论与资料、专题研究与古籍整理、全国与地方等等，都不要对立起来看。同时，只要有东西给读者的文章都应该登，这样面可以宽些，编辑也容易些。周予同先生说，这个刊物应该面向全国，我很同意。

傅东华：关于争论问题，我想起一件事，有一位先生（姑隐其名）写过一篇讨论语法的文章，几乎把所有语法工作者都骂到，因没有给他发表，他大发其火。因此，我想破立之间还是立的多些。我同意周谷城先生的意见，辩论的文章不超过1/3，否则将影响某些老作家的投稿。某些老专家年纪老了，肚子里的学问应该让他们遗留下来。

刘大杰：傅先生所举的例子是极其个别的，《中华文史论丛》有编委，选稿时应有标准。刊登的分量不要规定，应该视质量而定。我不同意不展开辩论，理论与资料可以两结合，但资料必须为理论服务。凡事我们必须要抓主流，理论就是主流；谈创作，其主流应该是现代的作品。

杨宽：我们今天需要的史料学是马列主义的史料学。

周谷城：我所说的资料与理论，不是两者对立的东西，没有观点的、单纯的谈资料的文章是没有的。

李平心：材料中随处可见体现思想的。因此，我们搜辑资料，谈资料也必须政治挂帅。

魏金枝：傅先生的谈话味道不对，有些取销论争的意思，不妥当。这个刊物主要任务应该讨论文史两方面的主要问题。资料必须选择，这里也有论争，编辑应该发扬这种论争。

吴杰：希望办好这个《中华文史论丛》的刊物，理论与资料必须结合，否则不符合马列主义的精神；在史学方面，我们目前需要的是马列主义的史料学。

章荑荪：《中华文史论丛》假如定为双月刊，质量是否能够保证，很值得研究。这个刊物，应该把新生力量估计进去，这样可以扩大稿源。办刊物较难，我们应打破宾主关系，统（通）力合作，共同来搞好这个刊物。

王知伊：《中华文史论丛》应该展开论争，这样有些未解决的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我同意刘、魏两位先生的意见，我也同意周予同先生的意见，把这个刊物（办）成为全国性的刊物；每期也要注意书评，书评对书籍质量的提高起很大的积极作用。

周予同：《中华文史论丛》与《学术月刊》、《文汇报》应该谈一谈关于分工、合作的问题。《学术月刊》的重点恐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文汇报》像今天吴泽同志的《武则天》篇幅过长，是否可转给《中华文史论丛》发表。这点希中华上编考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关于“中华活页文选”等座谈记录的函》，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343-115）

上述都是各位专家的即兴发言，有争论，有点赞，也有相互补充和自我补充，其中有好几位多次发言，对《论丛》寄予厚望，也论及清代学术及相关史学理论和方法，内容丰富，激情四溢，至今读来仍觉得很受感染，心潮起伏。感谢当时的记录者陈嗣英、富寿荪以及记录兼整理者杨友仁，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碰撞材料，尽现那代学人的才情和学识。然而不知为何，《论丛》迟迟未能创刊，延宕一年半之久，仍在酝酿之中，以致钱伯城和章培恒先生都误认为是1961年才筹办的。不过，这份怀胎有年的刊物最终于1962年创刊，8月开始出版，主编由朱东润、罗竹风和李俊民担任，但“事实上的首任主编”是中华上编编审刘拜山，责任编辑为钱伯城。（钱伯城：《问思集》）

《论丛》创刊号载有《<中华文史论丛>编例》，首先提出办刊宗旨：这是一份学术研究性质的不定期丛刊，目的在于联系、团结研究文史、整理古籍的专家学者，推动我国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批判继承工作。其次明确刊物定位：以刊登研究我国古代、近代历史，古典文学以及古籍和古籍整理工作的专门论著为主；在时期上起自先秦，止于近代史的终结。再次发出约稿邀请：凡今人的论著，不论其为理论文章、研究著述、考证文字、图书评论或问题商讨、读书札记、资料钩沉等等，只要内容充实，见解明确，有助于总结旧说，发展新知的，均极欢迎。大体说来，包括以下几方面：关于批判继承遗产问题的理论研究；我国古代文、史、哲各项专题研究；我国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关于古籍和古籍整理工作的研究和讨论；我国文、史学术研究情况的介绍。复次亮明办刊风格：提倡踏实朴素、深入钻研的学术风气，资料与观点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用于提出心得、创见，虚心讨论问题、坚持真理的态度，以及准确、鲜明、简练、流畅的文字风格。

应该说这个编例是吸收了上述各位专家的意见，经过仔细推敲拟定出来的，特色鲜明，定位准确，因而《论丛》一经推出，就取得很大成功。章培恒先生说：“刊物出版以后，学术界反响很好，许多长期不愿或不能发表文章的老专家也发表了他们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例如我的老师蒋天枢先生，他是陈寅恪先生的忠实弟子，深恶曲学阿世，从上世纪50年代至“文革”爆发，他在公开刊物上只发表过两篇论文，一篇是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诗·大明>“缵女继莘”考释》，另一篇就是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楚辞新注>导论》，长达四万余字。”（章培恒：《我与<中华文史论丛>》，《文汇报》2006年7月30日）钱伯城先生也说当时“一些老学者巴不得有一个发表考据文章的地方，自然表示欢迎之不迭。最起劲的是平心，他为《中华文史论丛》写的文章也最多”。钱老甚至在其回忆文章中，将《论丛》创刊号即第1辑的目录罗列出来，很自得地称一眼“就可看出它的学术风格”，“相信有些读者会感兴趣”。其中章先生所言蒋天枢先生的四万余字雄文赫然在焉，而李平心先生不仅有论文名列首篇，还有四篇补白殿后。

到1965年，《论丛》已出版6辑，第7辑的稿子也已发排，并出了校样，但次年5月25日，中华上编主动向上海出版局提出暂停出版的请示报告，文曰：“我所编辑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原稿早于去年发排，现已打出校样。鉴于当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我们研究拟先付型，暂不出版（据北京来信，总公司出版‘新建设’所编《文史》，经文化部通知，也是这样处理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关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及天一阁明代方志影印工作暂停的请示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777-67）引文括号里的总公司是指中华书局，可见《文史》、《论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时暂停出版的，没想到“文革”持续10年，《论丛》暂停出版却达12年之久，至1978年6月才恢复刊出。此时上海各出版社恢复建制，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改名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8年1月1日挂牌成立。

与创刊一样，《论丛》复刊也召开了专家座谈会，请他们提意见，并赐稿。座谈会由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主持，与会学者有朱东润、周谷城、郭绍虞、顾廷龙、徐仑、吴文祺、吴泽、张世禄、徐中玉、蔡尚思、王运熙、陈旭麓、谭其骧、李培南、陈子展、徐震堮、章巽和魏建猷。其中朱东润、周谷城、郭绍虞、吴文祺、王运熙、谭其骧、魏建猷七人也参加了创刊座谈会。

或许是经历了十年“文革”，得以重获学术生命，大家有怨气要发泄，有决心要表达，或许是因为发言稿要在《论丛》复刊号上刊登出来，所以各位学者的发言冠冕堂皇，政治意味很浓，反而喧宾夺主，把《论丛》撇在一边了，只有顾廷龙先生所谈较为实在，具有建设性。他希望《论丛》“不拘题材，不拘形式，不拘文体，不拘字数”刊载今人著作，还希望《论丛》别辟一隅或干脆另出丛刊“专印前人的小篇幅稿子”，“就是说让古人的著作已有发表的机会，每年把今人的东西出四册，把古人的东西出一两册”。然后他枚举上海图书馆所藏关于日记、尺牍、传记、目录、图咏等方面珍贵资料，愿意提供出来，以便《论丛》整理出版。其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甫经成立，面对的是“文革”十年出版业务停顿所带来的稿源缺乏、家底薄弱等问题，顾廷龙先生的提议与表态无疑是雪中送炭，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缓解了燃眉之急。“随后，《论丛》陆续整理出版了由顾先生提供的《艺风堂友朋书札》、《忘山庐日记》，以及胡适关于《水经注》的遗稿等多种珍贵资料，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尤其“胡适文章在大陆公开发表，这在解放后还是第一次，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郭群一：《忆与顾廷龙先生的交往》，收入《春华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说，《论丛》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开风气之先，引发了后来大陆出版胡适作品及其研究著作的热潮。

作为一份偏重考证及史料钩沉的文史研究刊物，《论丛》是小众读物，在周谷城先生看来，“销到300份就是成功”，注定不能创造经济效益，但《论丛》团结了一批文史研究者，在为中华上编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和培育一批又一批作者的同时，也为它们开发和策划选题做出了不少贡献，实际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可这种效用是无形的，润物细无声，因而很容易被忽略，致使《论丛》一度败给了市场经济。之后发生了蒋维崧先生所论的改刊故事，才再次恢复刊号，又回到了正轨。《论丛》的遭遇是经济大潮下很多传统文化事业的缩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希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论丛》，能够含章继武，砥砺前行，不辜负创刊之前诸多学术名家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