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现代化，为何德国不同于英国，走向了国家主义？

自由与国家，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对悖论式的主题，其在20世纪演成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两股思潮的颉颃激荡。在走向现代的百年中国，自由与国家的变奏，亦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演进的一大特征。

自由是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个体主义，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即严复所谓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由亦为政治哲学的中心主题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焦点。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旨在守望英伦古老的自由传统，黑格尔国家主义以国家为自由精神的代表，无政府主义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则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自由的多歧性，表征着现代意识形态深刻的价值冲突。

国家作为一种拥有主权的国民的政治共同体，在理论上属于现代的政治概念，它是博丹、霍布斯和黑格尔等人著作中的主题。在现代政治思想中，国家作为一个与自由相对的理念，在德国的后发展政治理论（如黑格尔政治学说）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正如自由在西欧政治理论中所处的地位。由此，自由与国家的对立消长，构成了价值各异的现代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国家观，如自由主义的工具主义国家观、国家主义的国家有机体论和国家至上论、无政府主义取消国家的绝对自由理想以及马克思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终极理想的国家消亡论。

在现代意识形态中，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皆为现代历史进程的产物。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将民族主义归结为走向现代的道路，并概括了英美个体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与德俄集体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两种对立的民族主义类型。英格兰式个体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和普鲁士式集体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表征着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深刻冲突，以及现代化之强社会模式与强国家模式的不同进路。

自由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哲学，代表了英美自下而上的演化型现代化模式。洛克与斯密之古典自由主义是对英国宪政转型、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理论总结，其自由主义逻辑是英国社会历史演化的产物。英国的自由传统源远流长，早在13世纪已形成了个人主义之社会秩序。由英裔移民组成的美国，更是一个“天然自由”的国度，沃勒斯坦以昨天的“自由”、今天的“繁荣”和明天的“平等”概括美国社会发展之逻辑。“自由”可谓盎格鲁–撒克逊现代文明的基础。

然而在德国的后发展历史语境中，自由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19世纪，外寇凭陵、分崩离析和积贫积弱的德国，外交危机远甚于内政危机。由于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孱弱，德国内部政治革命的压力远不及西欧工业化的经济压力。国家建构由此成为德国政治理论压倒一切的中心议题，而国家学则成为一种与西欧启蒙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发展政治理论。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意志国家主义，代表了一种与启蒙运动对立的迥异于自由主义的后发展政治理论。德国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道路，表征着一种发展型国家的滥觞。其强国家模式后来居上而由弱变强，迅速赶超英法诸强而崛起，但其终因牺牲自由的专制主义而走向毁灭。20世纪，苏俄修改了马克思之去国家化的共产主义，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迅速推进工业化，成为另一种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西方政治哲学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共产主义之演变，伴随着现代化模式从17和18世纪英美强社会型至19和20世纪德俄强国家型的递嬗。

自由主义之源于基督教的消极国家观，视政府为保障个人自由之“必要的恶”和“守夜人”。马克思主义视国家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以国家消亡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人类解放理想，亦属另一种消极国家观。而与启蒙运动大异其趣的黑格尔国家主义则持一种积极国家观，将国家归为神圣的伦理精神的化身。以现代化之视域，自由主义之消极国家观与强社会模式相配合，国家主义之积极国家观则是强国家模式的理论。

关于政治发展问题，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指出：“政府的权力和效能，和公众对政府影响的程度，是两个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政治发展指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 国家发展与民主化，被归为政治发展的两大指标。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远古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指出，良好政治秩序必须具备三大关键要素：国家（the 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在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中，这三种制度元素结合成稳定的平衡状态。在福山看来，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11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革命和17世纪英国的宪制改革，分别表征着强有力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人类历史上首度集三种政治秩序要素之大成的国家，是17世纪经历内战后的英国，其后是荷兰、丹麦、瑞典等西北欧国家。中国虽然早在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已确立现代国家的形态，中国的政治秩序拥有源远流长的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传统，但其仍缺乏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中国政治由于国家这一支点发展得过于早熟，以至于法治和民主两个支点无法正常成长。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困境，既在于东亚农业帝国匮缺自由成长的社会历史条件，又在于自由主义之西方式的消极国家观难以因应后发展语境的中国问题。而国家主义对中国历久不衰的诱惑力，则来自中国问题与后发展之德国问题的历史亲和性。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使其消极国家观（阶级统治工具、工人无祖国、国家消亡论）在中国转变为一种积极国家观（反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化、国有制计划经济），从而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的政治理论。

如果说英国现代化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演化过程，那么后发展的德国现代化则毋宁是一个“发展型国家”的建构过程。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效仿英伦的现代化运动陷入三重困境：一、中华帝国与英美海洋文明之间的巨大历史鸿沟，使中国从强国家模式到强社会模式的现代转型殊为艰难；二、晚清内忧外患的危机导致了古老的中央集权帝国的衰落，辛亥革命后分崩离析的北洋乱局，更凸显了国家秩序重建的历史课题；三、匮缺自由和市民社会传统的后帝制中国，不能不赋予危机中的国家以抵御外侮与推动工业化的双重使命，此即中国社会转型之路径依赖。

中国问题的两难在于：“自由”为现代文明之基础，但盎格鲁模式却可欲而难求，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最匮缺实现自由之条件；另一方面，普鲁士模式的威权“国家”虽因其后发优势而与中国复兴之路径需要相契，但却蕴含着反自由的专制主义的巨大危险。此即中国问题最深刻之吊诡。这一“自由”与“国家”的悖论，自始贯穿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之中，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知识分子之两大吊诡的思想主题。这不仅表现为自由主义、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国家主义等思潮的颉颃消长，而且表现为各派知识分子徘徊于“自由”与“国家”之间的左支右绌。对“自由”与“国家”的不同选择，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之复杂光谱。

自由与国家的两难，源于非欧民族后发展政治之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指出：“坦率地说，在工业化的竞赛中，公民社会的价值何在？由于德国人创立国家学（与‘政治学’相对）领域并不是为了解决工业化时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问题，而是要解决19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问题，或者更重要的是解决赶超英国的问题，简言之，这就是后发展的政治理论，将困扰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人民意志、民主代议制、公与私或国家与公民社会的问题拖延到了遥远的未来。”

如果说自由是启蒙时代西方政治学的核心主题，那么，德国人创立的国家学则以国家建构为要旨。政治学与国家学的分歧，不仅表征着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与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而且凸显了现代化之盎格鲁模式与普鲁士模式的对立，以及后发展政治的深刻困境。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欧洲现代革命归结为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联袂的“双元革命”。在现代早期，英法面对来自市民社会的主要政治压力和经济挑战，是自由问题。自由在洛克、斯密和卢梭等人的思想中无不居于中心位置。而在19世纪，分崩离析和积贫积弱的德国面对的则首要是工业英法的经济军事压力，富强问题压倒一切，且幼稚的资产阶级无力担当政治革命。此即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与后发展政治的国家主义的不同历史语境。富强、工业化和赶超西方，不独为德国问题，亦为一切后发展国家的中心问题。如果说经历“双元革命”的英国列车一并配备了引擎和制动（国家发展和民主化），那么，后来的德国列车则只以引擎问题（国家发展）为当务之急。而当获得国家之强大引擎的德国列车汲汲于赶超英国时，其拖延自由的制动失灵则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此即普鲁士模式的后发展陷阱。德国和俄、意、日等国的现代化历程，无不经历了这一后发展困境。

在中西文明激荡的百年中国，自由与国家的变奏，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化进程，亦深受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两股思潮的影响。“自由”与“国家”是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具张力的一对主题，它们每每困扰着晚清以来各派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使其面对中国现代化问题之理论思考与路径选择，不免陷于左支右绌的困境。迄于当今转型社会，此思想难题仍深刻地困扰着国人。近30多年来，中国随着经济腾飞而大国崛起，但高速发展亦凸显了国家富强与公民幸福、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失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界之市民社会与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新国家主义的兴起以及新世纪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争论，其要害无不在自由与国家问题。因而，总结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自由”与“国家”学说及其价值冲突，对于推进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总结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具有颇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于德国一脉的中国国家主义思潮则关注不够，迄今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亦颇为冷寂，而缺乏理论新意。关于自由与国家之理论，学术界多限于思想家和单一思潮的个案研究，而缺乏关于现代中国诸思潮之自由理论与国家学说及其价值冲突之综合的整体研究。本书旨在围绕“自由”与“国家”两大母题之悖论，探究维新派、革命派、自由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价值冲突与两难困境。此一政治思想史与现代化进程视界融合之问题取向的思想史研究，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项新的理论探索。

本书属于问题取向的思想史研究，旨在围绕“自由”与“国家”这对悖论式的政治主题，分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各派政治思潮因应中国问题之价值取向的两难困境，揭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独特逻辑结构，进而总结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遗产。

【《自由与国家：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论》，高力克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6年7月出版。本文系该书导言，澎湃新闻获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