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如何评价仁井田陞和内藤湖南

【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曾自比为汉学的看门人，其书评享誉学界。最近，《汉学书评》（杨联陞著，蒋力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辑录了杨先生六十余篇中英文书评。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摘录了其中两篇，所评对象均为日本著名汉学家。

仁井田陞 :《中国身份法史》

杨联陞著 王存诚译

（ 东京 ：东方文化学院，1942年[第2版，1943年]，3+9+997+17页。）

仁井田陞是中国法律史的一位主要权威。他的早期著作《唐令拾遗》（东京，1933）是对唐代民法和行政法花了很大力量进行的重构，《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京，1937）是对唐代和宋代的法律文书的严谨研究成果。两者都是宏大的著作，前者有861 页，后者则有 856 页。这部关于中国身份法历史的著作篇幅更长，并且保持了同样的高标准。

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其他七章研究管理宗族、亲族、家庭（户籍）、婚姻、父母和子女、监护以及奴仆和称为“部曲”的半自由属从的法律。

包括的时期从汉朝到明朝，但重点在唐、宋两朝。本书结构明确，写作严谨。资料广泛征引自各种历史和文学著作，包括若干稀见版本和古老文书。

本书所讨论的法律问题大多关于大家族、大户。这很自然，因为大家族是传统中国的特征。不过，中国历史上的大户并不总拥有相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例如，将六朝和唐代的大户与后来的大户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重要的差别。前者构成“门阀”，或可称之为中世纪贵族。后者则产生了“士大夫”，或可称之为早期的现代知识分子。

中世纪贵族所包括的大户成员，有的世代位居高官。这种家庭的成员，即使作为生涯的起点，也会拒绝接受某些低级的职位。他们维持着家庭的经典学术传统，并以表现在“家训”中的自己家庭的行为准则而自豪。按照常规，中世纪贵族拥有巨额财产，而这些财产大多是免税的。他们的家庭驱使着奴仆和包括“部曲”在内的各种半自由的属从。通过与同等阶级的人通婚以及仅与同类人交往，中世纪贵族结成紧密的集团。按照某当时人的说法，他们的地位与平民相比是天地之差。没有这个集团的承认，即使皇帝也无法将一位平民提拔成贵族。

与此相反，自大约唐代后期开始，统治阶级开始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他们中大部分是科举考试的成功候选者。他们的经典学识和行政能力需要得到皇帝的认可。他们并非总是来自富裕和有势力的家庭，不过经常属于中上阶层。功名和官位给予他们荣耀、财富和种种特权，例如靠皇帝恩典将子女推上官位以及减免赋役。

这一统治集团的招募基础是相当宽的，因为科举考试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开放的。为在强烈的竞争面前保持优越的地位，这些早期的现代知识分子特别关注家庭和家族的团结。他们保存和刊印宗谱，建立族祠供奉祖先，指定福利田和祭祀田，并记录在宗谱中。这种做法从宋通行至清。

考虑到中世纪贵族和早期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仁井的讨论更有意义。例如，在六朝时期也保存宗谱，不仅大户，而且政府也这样做。它们主要用作家庭地位的记录，在任命官员和安排婚姻时就要查阅这种记录。而另一方面，宋朝及其后的宗谱则主要为保存关于族系和公共财产的资料。另一个例子是，管理部曲的法律在唐代很重要，在宋朝就微不足道，而从元代以后就完全从法令中消失了。这或许表明，这个半自由的从属阶层，也随着他们的主人，即中世纪贵族，而逐渐消失了。

本书引用的汉语文本有数百节之多。引文都加了标点，偶尔还做了翻译或释义。总体上，作者对汉语的掌握是出色的，只有少数地方有些错误。例如，在第 557—558页，他讨论了 5世纪时的一桩婚姻，一方是高等家庭，而另一方则地位可疑，于是贵族里就有人称之为骇人听闻。在讨论中，作者把人名“满璋之”误当作“满璋”了。第 118—119页，他引用了《燕翼诒谋录》（序作于1227年）中的一段，说的是浙江一个裘姓家庭，由于已经共同生活了19代，在相当于1011年的中国农历年底（实际上是1012年）受到了皇帝的旌表。原文说，从受旌表那年到此文写作之年已经过去了236（应为216？）年。作者把这二百多年误认为十九世同住的时期了。这些失误是次要的，并不影响本书作为有关题材的宏大著作而具有的巨大价值。

（原载《远东研究季刊》第11卷第3期，1952年5月）

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和《中国史学史》

杨联陞著 王存诚译

（《中国近世史》东京：弘文堂，1947年[第2版，1948年]，10+247页。

《中国史学史》，东京：弘文堂，1949年[第2版，1950年]，7+7+656页。）

这是日本最伟大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的两部遗著。两书都是他克绍箕裘的贤嗣乾吉编辑的。（更早的遗著《中国上古史》[东京，1944年]也是内藤乾吉编辑的。）就《中国史学史》而言，编者感谢了著名书志学家神田喜一郎给予的许多帮助。

两书都是以学生所做内藤的讲课笔记为基础编成的。神田在《中国史学史》的跋语中说，内藤上课是从来不带讲义的，只是非常偶然地会带一张小卡片作为提示，课程都在他脑海里。这位教授不带讲义，却总是用一个布包袱把参考书带上课堂，大多是大大小小的汉文书籍。（这使人想起陈寅恪教授，他在清华大学上课的方式与此完全相同。）在讲课当中，他会不时地一边继续讨论，一边打开这些书诵读其中的段落，有条不紊且轻而易举。从这些描述中，读者就不会奇怪，学生在他课堂上做的笔记就能编成这样优秀的书籍。内藤乾吉在前言中说，《中国近世史》所根据的是从1920到1925年的讲课笔记 ；而《中国史学史》则是依据 1919 至1921年和1925年的讲课笔记。

《中国近世史》包含的是对于宋代和元代历史的概述。书名字面意思是“中国近代史”，似乎会被某些学者所误解。然而，此书的意义恰在于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时期——更确切地说，“近代”若干时期 ——所做的定义。为了证明他使用“近世”一词的合理性，他指出了宋代以来各时期的下列特征：（1）贵族的衰落与绝对皇权的崛起；（2）人民地位的上升（从贵族的奴仆、佃户变为皇帝的臣民）；（3）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它至少在理论上是对任何公民开放的；（4）出现了以政策主张或知识背景的差异而划分的政党；（5）货币经济的增长；（6）出现独立诠释经典的趋势；（7）平民文化伴随着文学艺术新形式、新媒介而兴起。内藤承认，这些特征有的起源于唐代，但他们只是在宋代才成为主导，并在明清两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之他又建议把宋、元两代的中国历史称为“近世前期”，而称明、清历史为“近世后期”。这种分期法在日本广为流行，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与《中国近代史》仅为概论不同，《中国史学史》是一部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事实上，这是现代学者在这一课题上最宏大的著作。汉语的标准著作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重庆，1944），有329页。而贾德纳（C. S. Gardener）博士的《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1938]）有120页，目前仍是唯一的英语著作。

内藤关于清代史学的论述（第375—584 页）尤为透彻。其中包含许多有用的评论和有趣的细节。或许是因为内藤太熟悉他所讨论的这一时期了，以致对于某些他的同代人不免过于严苛。例如，他认为王先谦（1842—1918）的《汉书补注》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只是利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第456页）。这似乎文不对题了，因为称作“补注”或“直解”的注疏集成之类，其主要价值恰在于它们是一些便捷的工具书。在这一段论述结尾，有几行谈到“史评”（第583页），我发现下面这些话相当奇怪：“梁启超，不知其意而妄作者。”这指的显然是梁启超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桑原骘藏在《支那学》2.12[1922]第883—900页上有对此书严格而比较公正的评论。）尽管有某些错误和遗漏，这本著作至少对初学者还是有用的。内藤的批评似乎不必这样粗暴。另一个疑点是关于较早17世纪的一位学者胡承诺的。他著作的《绎志》（包括在《湖北丛书》中，第79—86卷）分19章，包括65篇论文，涉及哲学、政治、文学等各种题材。第54篇题为“史学”，内藤拿来和王夫之（1619—1692）的历史论文做了对比（第391—403页）。在一定意义上，胡承诺和王夫之是可比的：胡是湖北人而王是湖南人。而且他们的著作都是在清代中叶，在他们死后许多年，才得以刊布的。不过，胡承诺关于历史的意见在独创性方面似乎远逊于王夫之，因此其影响也小得多。恰巧，恒慕义博士编辑的《清代中国名人录》（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1944]）中，“王夫之传”占据了接近四栏的篇幅（第817—818页），而胡承诺和他的《绎志》提都没有提到。

（原载《远东研究季刊》第12卷，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