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如何建构大屠杀记忆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记忆潮”以来，记忆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大屠杀记忆则是记忆研究中不可忽略的模块。大屠杀记忆暗含了国家认同、身份认同、集体记忆与内政外交等政治文化的特点，因此，大屠杀记忆研究有益于我们探寻大屠杀历史观在国家建构中的动态呈现与政治变迁。以色列自国家初建，积极形塑大屠杀记忆，建构犹太国家的政治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大屠杀创伤记忆逐渐发展成文化记忆，以一种文化符号的形式发挥着认同效应。大屠杀历史在映射到国家、社群与个体记忆的进程中却是千姿百态的，探讨这三者之间历史记忆的互动与对抗，可以帮助我们揭示以色列社会的大屠杀历史观。

政治导向的国家记忆

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对内面临国家重建与新移民接纳的问题，对外应付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它强调“国家主义”至上，否定与“国家主义”相异趣的犹太流散史。颇为重要的是，以色列从大屠杀中寻找源泉，塑造国家英雄主义神话，刻画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英勇抵抗的形象，以此唤起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生存抗争意识。

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英雄主义充斥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以色列政治精英把控大屠杀记忆的脉动，作为大屠杀见证者的幸存者则大多沉默地生活在以色列。其原因复杂多样，有些幸存者主动诉说苦难故事，渴求他人的同情，但多数以色列人不愿倾听。有些幸存者为融入新生活，适应新挑战，不愿揭开大屠杀创伤，将大屠杀苦难冰封在自己的记忆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以色列在此时期对大屠杀创伤记忆尚未形成明确的态度，仅仅依靠英雄主义来评判大屠杀受难者与幸存者，服务于国家构建。纪念馆与纪念日的初设亦是如此。195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法》，在该法的授权下建立国家记忆场所——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1959年，议会又通过《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法》，以法律形式将大屠杀灾难记忆工具化。

60-70年代，大屠杀记忆得到长足发展。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被媒介大肆报道，改变了以色列人对大屠杀历史的初始看法与充耳不闻的态度，打破了大屠杀英雄主义纪念与记忆叙事模式，弥合了国家记忆与个体记忆在50年代产生的裂痕。幸存者逐渐敞开心扉，分享他们的受害故事，成为国家建构民族记忆不可或缺的素材。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加剧了以色列犹太人再次被灭绝的恐慌感，增强了他们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理心。为此，除纪念馆与纪念日的纪念教育外，国家多次进行课程改革，加强学校中的大屠杀历史教育。

80年代后，大屠杀历史与记忆在公共领域逐渐日常化。1977年，右翼政党的大屠杀幸存者贝京出任国家总理，大屠杀成为国家基本准则与政府政策的基石。在贝京看来，控制大屠杀记忆便能控制国家。教育部长泽乌鲁姆·哈默将大屠杀阐释为大屠杀主义，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一起作为以色列认同的核心。1980年，议会通过《大屠杀记忆法》，为铭记与利用大屠杀历史再添砝码。自80年代末开始，以色列每年举行“波兰之行”，政府高官与学生在大屠杀纪念日前后参观化身为大屠杀符号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体验“生命行军”，从历史记忆中获得认同感。

形态多样的社群记忆

社群记忆与国家记忆之间既存在合作也暗含冲突。社群的划分方式繁多，可基于民族、阶级、地域、性别等客观因素来划分，但大屠杀记忆视角下的社群划分没有既定的客观标准，大多以对大屠杀历史的认同程度来界定。在这里，以色列的大屠杀记忆社群可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阿什肯纳兹犹太社群。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原指东欧和西欧的德裔犹太人，以色列对此概念重新界定：所有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及后裔均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他们是纳粹屠刀下的主要受害者，也是以色列国家政权的掌舵者与大屠杀记忆的推动者。伴随大屠杀历史博物馆化、大屠杀纪念与教育活动的开展，该群体成员的受害故事在公共领域逐渐常态化，形成大屠杀记忆共同体，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体来看，阿什肯纳兹犹太群体的记忆与“国家立场”的记忆十分契合。

第二，赛法尔迪犹太社群。塞法尔迪犹太人原指西班牙裔犹太人，现在以色列主要代指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东方犹太人，又称米兹拉希犹太人。他们对大屠杀没有直接的体验与感知，对大屠杀记忆怀有天然的陌生感与疏离感。对此，以色列在修订教科书时将北非犹太社区的屠杀事件纳入到课堂历史教育中，强调东方犹太人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以此为认同纽带，建立大屠杀与东方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与阿什肯纳兹犹太群体相比，此群体的大屠杀记忆居于从属的“底层立场”记忆，在国家记忆中的话语权非常低。但随群际通婚与文化融合，以上两个犹太社群的记忆认同界限渐趋模糊。

第三，以色列的阿拉伯社群。此群体主要指在以色列取得公民权的阿拉伯人。他们虽享受以色列社会的各种福利，但面临着国家与民族的双重身份认同困境，对大屠杀存在无记忆或反记忆的问题。他们关注的记忆焦点是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迫害驱逐与阿拉伯难民问题，与以色列形塑的大屠杀主流记忆相悖。纳粹大屠杀记忆只活跃于以色列主体民族——犹太社群中，而作为边缘性的阿拉伯族群并不热衷纳粹屠犹的历史记忆。

异彩纷呈的个体记忆

与国家记忆和社群记忆相比，个体记忆显得更加纷繁复杂。因每个个体的生活体验与记忆动机不尽相同，因此，大屠杀个体记忆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界定。但这些个体记忆不可忽略，它们不仅为国家建构集体记忆注入了活力，也是研究大屠杀底层群体记忆的语料库。

首先，大屠杀幸存者个体。幸存者个体的记忆主要有两种：第一，普通幸存者的历史记忆。随时间流逝，幸存者的大屠杀创伤逐渐淡化，他们有勇气重拾那段悲惨的岁月跟他人分享，通过口述或书写呈现他们的大屠杀经历。自艾希曼审判后，这些幸存者的著述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公众视野。可以说，每一位幸存者都是一部活的历史档案。第二，特权幸存者的个体记忆。欧洲犹太委员会领导及集中营中的囚犯头在内的特权幸存者刻意回避或有选择地讲述他们在大屠杀期间的所作所为，存在美化记忆、为自己正名、彼此攻讦的行为，更有甚者选择遗忘或歪曲这段历史记忆。

其次，幸存者的后代。第二代幸存者大多生成长在大屠杀阴影下，背负着沉重的记忆负担，父母的焦虑、抑郁、不安全感等“幸存者综合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相比较而言，第三代以后的幸存者生活在大屠杀阴影下的机遇则大大降低，源于第二代幸存者不愿让子女重蹈自己的成长体验。因此，他们之间理解大屠杀历史的方式与程度也千差万别，明显体现了大屠杀个体记忆间的代际差异。此外，幸存者打破心中的坚冰后，会随子孙重返大屠杀故地，一起向始终萦绕他们的大屠杀悲苦记忆做一象征性告别，不再永远地活在大屠杀阴影下。很多幸存者的后代也通过著书立说的形式讲述他们的家族遭遇。

再次，未曾经历过大屠杀且不是幸存者后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唯有通过以色列共享的大屠杀记忆深化对大屠杀历史的认知，形成对大屠杀的自我思考与记忆。尤其在80年代后，受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影响，以色列社会逐步呈现出多元文化主义倾向，以色列人对大屠杀历史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大屠杀纪念馆的纪念教育、纪念日的仪式教育及课堂上被动接受的历史知识。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出现为他们深入了解大屠杀历史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因此，这些以色列人开始重视对大屠杀历史与记忆的自我理解，不再完全信服国家主导的记忆叙事。不可否认，大屠杀记忆呈现出私有化与碎片化的特点。

以色列繁复的个体记忆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再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社会对待大屠杀历史的态度。可见，个体记忆与国家、社群记忆是相伴相生的，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言：“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