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关于鲍勃·迪伦的纪录片，讲述了他生命中巨变的六年

十一年前，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拍了一部关于鲍勃·迪伦（Bob Dylan）的纪录片《没有方向的家》（No Direction Home: Bob Dylan）。

该片讲述了他从1961年初到纽约，至1966年完成英国巡演期间六年的时光。之后，鲍勃·迪伦骑摩托车时遭遇车祸，停止巡演8年。

这六年，对鲍勃·迪伦来说，是变化巨大的六年，是他像海绵吸水一样、从乡下男孩变成聚光灯下大明星的六年，也是他开始思考名声与他人的期许之外、自己到底要什么的六年。

鲍勃·迪伦不是横空出世的石猴。他先是爬上前人的肩膀，才看见这个世界。马丁·斯科塞斯深谙这一点。这部208分钟的影片，讲的虽是鲍勃·迪伦，但片中呈现出的时代氛围才是其最迷人的地方。

所以即使你不那么喜欢迪伦，或者因为太喜欢而对片中他的往事了如指掌，也依然能从影片中享受到重听那个时代歌手们的老歌的乐趣。

至于片中鲍勃·迪伦的六年，浓缩得像很多人的半辈子。

起初，迪伦还是一个因为参加鲍比·维（Bobby Vee）的乐队而得意洋洋的小屁孩。初听奥黛塔（Odetta）的音乐时他感叹：“这样的节奏可以做出任何音乐。”后来他去医院看望偶像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并成功地被视作他的继承者，一心想探究生活到底是什么。

他听一切能听到的唱片，甚至不惜偷别人的唱片据为己有。无论什么歌，他听两、三遍就能记住。他意志坚定，坚信自己能够成功，也坚信个体绝对的独立性。

众所周知，鲍勃·迪伦后来成了“背叛者”。

他先是“背叛”了自己的家乡和名字，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犹太男孩罗伯特·齐默曼（Robert Zimmerman）来到纽约后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编造传奇身世、以迪伦·汤马斯（Dylan Thomas）为名的民谣新秀。

他“背叛”了带他巡演，邀他上台，为他提供安静写作的房子，以为二人之间有深厚默契的琼·拜茨（Joan Baez）。

“背叛”了伍迪·格斯里和左派的抗议民谣歌手们。1964年的“新港”民谣节上，强尼·卡什（Jonny Cash）赠他吉他时，他还如获至宝。次年，他却带着爵士乐团重新登上这座舞台，并拒绝让自己被政治倾向束缚。

早年的伙伴们在接受采访谈到迪伦时，态度复杂——他们欣赏他的超前和成就，多年以后也都能够理解他；但是这个极度骄傲又自我的男人到底是谁，他的内心深处究竟是什么，是否像一面镜子仅仅只能反射出别人的内心，他们看起来仍然不知道。

影片中，戴夫·范·容克（Dave Van Ronk）对当年迪伦剽窃了他的《House Of The Rising Song》并将之收录到自己的专辑中耿耿于怀。拜茨也讲到，自己多年来参加游行、示威和静坐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别人：不要再问我迪伦会不会来，那么多年来他从未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活动！

只有与他不熟的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对着镜头说，当时自己刚从印度回来，听到迪伦的专辑涕下，感叹“垮掉派”的火炬最终得到了传承。他还见证了迪伦和“披头士”（The Beatles）的首次相遇，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来那么著名的‘披头士’竟然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事实上，金斯堡因为与迪伦的距离，不经意间作了对他最准确的评价：迪伦就像站在空气上的人。他的歌和他的思想从他体内生发，纯净而一体，似乎他的思想、灵魂、身体、与天赋浑然一体。

马丁·斯科塞斯因为这部纪录片与鲍勃·迪伦做了八个小时的谈话。很多珍贵的素材都由迪伦的助手提供。访问的相关人士中包括琼·拜茨、戴夫·范·容克、艾伦 金斯堡、彼得·西格尔（Pete Seeger）等，甚至还有鲜少公开露面的苏西·罗图洛（Suze Rotolo）。

影片中，接受采访时的老迪伦说了很多话，态度诚恳，语气平静，缺乏幽默感。影像资料中的他还是一个大孩子，有时淘气，尖牙利嘴，还有点腼腆。但他的内心依然是一个谜。

片中的迪伦不是圣徒也不是混蛋，而是一个刺头又有天赋的青年。这个青年在记者会上和记者周旋，在车里和歌迷拌嘴，在舞台上有状态非常好的时刻也会明显不在状态。

有一幕，迪伦在商店门口念招牌上的字。文字大师住在他年轻的身体里。这个双手插兜漫不经心的青年就着广告随心所欲地遣词造句，念啊念，几乎就要变成一首诗、一首歌了。

因此，尽管有明显的遗漏（比如丝毫未提鲍勃·迪伦的吸毒史，还遗漏了将他介绍给伍迪·格斯里的杰克·艾略特），但这仍是一部好看的纪录片。

对于鲍勃·迪伦为何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混蛋”，为何在越战开始后从抗议歌手的领袖位置临阵退缩，马丁·斯科塞斯以自己的理解或多或少地解答了这些疑问。

纪录片中，彼得·西格尔回忆了1965年鲍勃·迪伦在“新港”民谣节上那次石破天惊的演出：“乐队的声音那么响，我们一个字都听不清。我一直在吼，让调音师把混响关掉！如果我有一把斧头，我一定会把线都砍断！”

对于“西格尔们”来说，重要的是音乐里的语言和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然而对鲍勃·迪伦来说，文字和音乐同样重要，顶重要的从来不是文字所传递的信息。

影片的后半段，迪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逐渐紧张，这种紧张此后又持续了很多年。

斯科塞斯试图解释紧张的根源：迪伦以周遭发生的事为题材写歌，他的歌能敏锐地抓住身处事件中人心的共通之处。因此人们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他，希望他能够永远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写出自己内心深处无法言明的东西。但是人们不知道也拒绝知晓，“抗议民谣”只是森林中一条封闭的小径。如果决意只走这条路，将会失去整个森林。至少鲍勃·迪伦是这样认为的。

他不愿被绑架，宁愿做一个自由的变形虫，永远能够折射人心。

但是嘘声的滋味不好受，还有伙伴的疏远和糟糕的记者会。他仍旧唱啊唱，却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发现自己已陷入古怪而尴尬的境地。

在一场遭到嘘声、引发观众强烈不满的演唱会后，迪伦在后台说：“这种状况难道不意味着什么吗？他们到底为何把票都抢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