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大选给美国人带来的焦虑，民粹主义反民主

大选给美国人带来的焦虑

美国心理学会的一项研究发现，大选令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感到有压力或非常有压力。

本周，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大选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巨大的焦虑、恐惧和憎恨。

有些精神健康治疗师反映，他们的病人中有四分之三提到自己有明显的与竞选相关的焦虑。美国心理学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这场竞选令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感到有压力或非常有压力。

弗朗西斯·奥戈尔曼(Francis O’Gorman)的《忧虑》(Worrying)一书指出，好的焦虑也可以很快变成阴暗的焦虑，而且它有不由自主，失去控制，衍生出各种胡思乱想，令原本的担忧雪上加霜的坏毛病。”今年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焦虑正在美国社会蔓延。它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逐渐展露出其破坏性的特质。

现代两极分化的美国，忧虑似乎有两种。

受教育阶层的焦虑经常被描述为面临太多选择，却并没有足够真实的目标。值得指出的是，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更为焦虑。根据世界健康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8.2%的美国人说自己有慢性焦虑，只有3.3%的尼日利亚人有类似问题。

这次选举让很多受教育阶层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可能性：他们舒适的社会地位可能是建立在充满愤怒、偏见与变化无常的不稳固的熔岩层之上的。这个叫特朗普的家伙何以能拿到40%的选票？美国可能不完全是心目中的那个国家。

在受教育较低的阶层内，焦虑源自于一种不断增强的意识，即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对他们这样的人的剥削基础之上的，同时焦虑还会令这种意识不断恶化。他们会觉得一切都受到操纵；统治者恶毒而又腐败。

感觉被社会排斥的人往往会投入迷信和阴谋论怀抱，这是一个得到供认的事实。这些人感觉那些处在社会制高点的人剥削他们、忽视他们，他们不会担心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是否能通过事实核查。他们只想有人分享受排挤的感觉，给他们描述一个美好一些的前景。

焦虑会改变人。人们看到这次选举过程中的粗暴行径，达到了美国近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有些反对特朗普的示威者对暴力的兴趣似乎超过了政治。

大卫·弗兰奇(David French)为《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写了一篇惊人的文章，描述自己因反对特朗普的立场而遭到骇人的网络暴力。匿名攻击者们把他女儿的脸部照片用Photoshop处理成在毒气室的样子，并且还在他妻子的博客里发恐怖的死刑动图。

有些让人们在这一波焦虑中变得脆弱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那就是对恐惧、阴谋与不变压力的叙述。美国文化可能就此每况愈下。而作者认为，对抗忧虑的办法与对抗恐惧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直接的行动。如果下一任总统开始着手制定大量真正的政策，至少人们可以讨论切实的方案，而不是沉浸在茫然的末世情绪里。

民粹主义反民主

民粹主义的本质是代表权——谁能以何种形式代表民众说话。

近日，前智利总统候选人和财政部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烈斯·贝拉斯科( Andres Velasco)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赞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穆勒在其新著中的观点：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远无法摆脱的阴影”。

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初年度会议的代表普遍认为：“假设共和党人不顾性骚扰和侮辱性言论提名了像特朗普这样的反贸易主义者，就有可能导致民粹保护主义者入主白宫。”弦外之音是美国和欧洲的左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崛起是全球化及其负面影响的直接后果：相关负面影响包括失业和中产阶级收入停滞。达沃斯的与会代表不喜欢这个结论，但接受了它。

但还有另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观点：虽然经济停滞可以助推选民进入民粹主义阵营，但经济形势低迷不是政治混乱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恰恰相反，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穆勒提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远无法摆脱的阴影”。

民粹主义的本质不是税收（也不是就业或收入平等）。它的本质是代表权——谁能以何种形式代表民众说话。

民主倡导者往往为民主高唱赞歌。比如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现代代议制民主——或者任何一种民主——都难免不符合这样的说法。四年一次在大选中为党派机器确定的候选人投票很难让人联想起林肯高谈阔论的内容。

穆勒提出，民粹主义者的目标是实现意大利民主理论家贝尔托·波比奥所谓破碎的民主承诺。穆勒称民粹主义者的言行“就像民众可以达成一致共识，...就像他们是一个人那样，...就像只要民众选出合适的代表，就可以把命运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民粹主义的基础是有毒三元组：否定复杂性、反多元主义和扭曲代表形式。

多数人都认为社会选择非常复杂，对今后措施存在不同的看法是自然和合理的。但民粹主义者却否认这一点。正如拉尔夫·达伦多夫曾经说过的那样，民粹主义是简单；而民主是复杂。在民粹主义者看来，只有一种正确的观点——那就是民众的看法。

如果真的如此，自由民主的复杂机制及其对授权和代表性的强调都是不必要的。议会不需要无休无止的辩论：民众的统一意志可以轻易地以一次统一投票的形式表达。因此民粹主义者热衷于公民投票，就如英国脱欧。

亚里士多德的教诲是，政治永远关乎道德。但民粹主义者喜欢穆勒所谓特定的政治道德解读。那些对世界看法正确的人是道德的；其他人都是腐败政治精英的走狗，因此都不道德。这恰恰是委内瑞拉统治者乌戈·查韦斯宣扬的观点。他那一套失败后，查韦斯将国家经济搞糟后反正可以把责任推到美帝国主义身上。因此民粹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其本质是“我们反对他们”。

从这个角度看，民粹主义并非技术官僚和精英发现的对民主的有效矫正，就像马琳·勒庞、拉斐尔·科雷亚、雷德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形形色色的西方知识分子宣称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本质上具有反民主色彩，因此能够威胁到民主本身。

但贝拉斯科并不反对代议制，他认为应当捍卫并且升级代议制：仅在复杂的技术性事务中利用委托；利用现代技术让其他选择贴近于投票者；收紧竞选融资法律、更严格地规范游说并推进平权行动以确保代表来自民众并为民众服务。

资本主义的衰败

当地时间2015年11月10日，美国亚特兰大，民众举行抗议游行，要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至每小时15美元。 东方IC 资料

本周，克莱尔•琼斯在《金融时报》发文介绍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衰败的著作。

近期，资本主义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三位人士的抨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全都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忽视了最弱势的社会成员的安全。

这三位经济自由主义的杰出捍卫者——他们所工作的机构都被视为隶属于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如今正在批评资本主义，这是对2016年政治情绪所做出的反应。这种情绪导致英国选择脱离欧盟，并使得“反全球化”政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广泛的兴起，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把保护主义作为其竞选的核心纲领。

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德拉吉及其同僚们帮助创建的制度首次面临威胁。那些当权派以及许多选民担心后续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衰败》(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帮助解释了我们为何会面临现在这种状况。作者是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教授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该学院以反对宣扬“自由主义”——主流经济思想的特征——而闻名。

作者认为，尽管斯坦丁的观点有些左倾，但他提出的许多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想法——比如统一的基本收入，即所有公民接受政府发放的定期津贴，无论他们工作与否——越来越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这本书出得非常及时，尽管有些地方存在瑕疵，但仍令人手不释卷。

斯坦丁解释了资本主义是如何被搞得衰败的，因为许多人的安全遭到削弱，却强化了那些拥有社会大量财富的人的地位。他解释说，如今我们的体系受到操纵，使得那些没有多少财产的人也没什么权利。

斯坦丁借用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食利阶层的批评——大体上这是指那些依靠财产（包括专利和著作权）及投资所产生的收益生活的人。与凯恩斯一样，他希望看到食利阶层“终结”，原因是他们创建的体系既没有效率，又极其不公平。斯坦丁将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称为“无保障无产阶级”(precariat)，这是指在全球化造就的食利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最没有安全保障的劳动者。

在邪恶应用时代，资本家用数据来监督和控制劳动者，连保障就业权利的样子都不做。斯坦丁曾经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任职，他在该书结尾处写道，无保障无产阶级脆弱的今天就是所有人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