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60年：这个班子办一个中文系是胜任的

“北有中华，南有古籍”，说的是中国古籍出版界的两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古）。事实上，名字中带有“古籍”二字的出版社并不少，但在这里，“古籍”却成了的专有名词，可见其在业界、学界的影响和声誉。

能够取得如此的影响和声誉，与上古60年来出版一批又一批的高品质图书有关，自然也与其坚持服务大众、服务学术、坚守品格的出版旨趣密不可分。10月31日，上古六十周年社庆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新老编辑共忆编纂旧事，专家学者追述其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重塑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

上古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在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于1956年11月成立。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古。

中华上编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1960年代，针对缺乏适合初涉古代文化的青年读者的读物，中华上编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了《中华活页文选》。上古退休副编审江建忠回忆，《中华活页文选》一经出版便风行当时，成为中华上编在广大读者群中渗透力最强的出版物之一。

沿着这一思路出版的普及性读物还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十三经译注》等等。这些普及读物下的功夫很大。例如，为了做好《唐诗一百首》，当时先印了几百本试印本，广泛征求意见，范围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陈伯达、上海市领导柯庆施，下至印刷厂工人。最后行销了上百万册。

这些普及性读物都曾起到引领读者的作用，为重塑国人对传统古典文化的热情和熟习作出了巨大贡献。要知道，中国近代在西方冲击下为改革图强，倡导新文化，建立新观念，对旧传统予以决绝摒弃：化繁体为简体，驱文言而用白话，旧伦理日渐消亡，新道德难言建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认为，梁启超在五四后的《欧游心影录》中看到的西方道德缺陷和中国文化价值，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才引起全社会的普遍认知。

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百年传续中，大学、研究院校的少数精英学者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出版文化系统的贡献尤不能忽视。“里面的老成编辑，不仅有自己的建树，更能将学者的著述传递给社会上的读者，为学术传承做出了不朽的工作”。

重大丛书全面带动当代学术提升

进入到新时期，因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古籍整理、独占性的资料集成和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著作，上古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海内外古代文学典籍出版的重镇。其中代表性的出版物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黑水城文献集成》、《古本小说集成》等。这些重大丛书和出版项目的决策，用陈尚君的话来说就是“头颅一掷，气吞山河”。

而从结果上来说，陈尚君认为，这些选题全面带动了当代学术的提升。其中《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时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已经出版136种，上古社长高克勤称其为“我社学术含量最高、获奖最多、最能体现专业精品图书特色的大型丛书，也是体现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标志性项目”。

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上古以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在学术界的支持下，以一社之力，历时十余年，来往于欧亚间，从俄、法、英等国拍摄或取得流落在异域近百年的西域敦煌文献，影印、复制出版为《敦煌西域文献集成》、《黑水城文献集成》，对当代学术的提升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俄藏敦煌文献》所收为举世罕见的秘籍，所有文献均为国际上首次披露，轰动一时。

《俄藏黑水城文献》则有举世闻名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达8000余种，还有大量的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波斯文等书籍和经卷，以及陶器、铁器、织品、雕塑品和绘画等珍贵文物，大部分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些文物文献数量很大，版本大都完整，是研究西夏王朝甚至于和西夏王朝同时的宋、辽、金王朝，还有元朝历史的“无价之宝”。

现在中国的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夏学等学术领域能够成为显学，以及能够与国际对话，这些文献的引进和出版功不可没。

另外，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中华上编也十分重视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引进、推介，有选择地出版了《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的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以刊发高质量的文史哲研究论文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四十余年，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更是用“崇高”二字形容其在学界的声誉。

既能出书，又能出人

六十年来，上古不仅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及学术著作，而且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编辑、学者，可谓人才辈出。

在上古社史上，李俊民是绕不过去的人。从1956年11月上古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开始，李俊民陪伴上古近40年。在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伊始，李俊民就四处网罗人才，除了原属于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钱伯城、王勉等，还调来了老出版家汪原放、刘哲民和胡道静等，以及梅林、俞鸿模、何满子等人。他还动员了时任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前身）历史科主任刘拜山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于在春加盟。这些都是以创作、研究见长的编辑。所以，编辑部虽然只有十几位编辑，但都是才学之士，一时人才济济，何满子曾在《新民晚报》上撰文说：俊老“私下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是胜任的”。

李俊民特别重视对编辑的培养，曾说“出版社要出好书的关键，是要提高编辑业务水平，叫做既要出书，又要出人。”他特意请来周予同、谭其骧、徐震堮等学者来社里讲授治学方法和学术热点，也鼓励青年编辑写作、研究。在这种理念下，上古才得以涌现“三驾马车”、“四大编审”，以及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者型编辑。

好的编辑是出版好书的保障，而好的决策层对于团队的发展则尤为重要。在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的过程，十分能体现决策层的魄力和眼光。对当时的上古来说，《续修四库全书》既担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因为当时的上古正处于基建重大发展时期，处处要钱，挤压着《续四库》的资金投入，而且这类重大项目需要五到十年以上大量人力、财力的支持，短期产出较少。

但在以李国章为首的新一届上古决策层看到，《续四库》虽然短期难见产出，但就如同蓄水池一般，在未来不仅可以带来超乎投入的经济效益，且会以其重大的学术影响，提升出版社的品牌和地位。李国章觉得，即使举债，也要编辑出版《续四库》。事实证明，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2002年4月，这部历时8年编修的中国迄今为止最大型的丛书问世，不仅为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1800册图书砌起来的“书墙”更为上古铸就了一座品牌的丰碑。

“出人”不仅体现在社内优秀编辑的涌现，同时还体现在对于优秀作者的发掘。陈尚君回忆说，复旦大学中文系最近几十年的中坚学者，他们的起步和成长都与上古的支持有关。“如章培恒先生的成名作《洪昇年谱》，王水照先生的第一本书《宋代散文选注》以及备受好评的《苏轼选集》都是。我本人是读着古籍社的书摸进学术门槛，第一篇学术长文《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2期，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现在，他又决定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唐五代诗全编》交给上古出版。

服务学术，坚守品格

一个甲子形成的品牌究竟有多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中国高校学习文史哲的学生，在写论文引用文献时，如果有上古或中华点校本不用，而用了其他版本的几乎是一定会被老师骂的。

能够被学界如此信任，在陈尚君看来，这是上古始终坚持服务学术、坚守品格的文化品位决定的。以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为例》，本已十分完善，为读者可以信任的通行本。但是书出版后，编辑即会告诉作者可以不断完善增补，鼓励作者在有生之年继续修订，增加新材料和新研究。上古副总编辑奚彤云说，邓广铭《稼轩词系年校注》就是最有名的范例，其前后修订达三四次，三版的篇幅比一版时增加一倍以上，邓先生去世后，其女邓小南教授又提供了作者在旧版上新增的修订，上古依次又予以重排。学人严谨，编辑慎重，相得益彰。

展现辞典编辑对文字工作慎重和用心的日本电影《编舟记》曾感动了许多中国观众，实际上，像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样对学术负责，对读者用心，对文化传承有担当的出版社，同样值得我们感动。用陈尚君的话来说，出版社和学人共同承担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