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濒临灭绝的动物吗？

21世纪，当“妻子”一词变得悬而未决，将来甚至可能作废，我们有必要检视它的来源。西方有关妻子的概念始于何时？法律与风俗如何影响妻子一职的代代相传？哪些主要的妻职模式被纳入当今社会？

罗马石棺的一部分，母亲正在哺乳，父亲在一旁注视。

人类史上泰半时间，你不可能看到这样一封信。不仅因为多数女人无法读写，也因为她们对选择丈夫几无置喙余地。如果她们发生婚姻外的性关系，尤其是非婚生子，会遭到极大侮辱，在某些社会甚至还会被处决。早年的清教徒美国社会，因“私通”（无婚姻关系的两人发生性行为）被判有罪者通常会遭到罚款与公开鞭笞。未婚生子的女人承受严重污名，以致她尽一切可能不让新生儿曝光（包括杀婴）。如果未婚妈妈不舍得与孩儿分离，唯一能被社会接受之道就是找个丈夫。

今日，未婚妈妈不必再承受过去的公开责难。她可以像信中的女主角一样，拒绝一个积极求爱的男人，这个男人光是爱她、视她的孩子如己出、身兼两份工作供养她们、洗衣洗碗打扫样样来还不够。信中女主角有所坚持——她要找一个她爱的男人。而大众道德仲裁者艾比盖尔·范·布伦（Abigail Van Buren）也支持她的决定。

你认为“亲爱的艾比”给的是好建议吗？这位母亲应当抛弃一个既是伴侣、饭票，又视她女儿为己出的男人吗？艾比认为浪漫相爱才是婚姻长久的唯一基础，这是否正确？

这封信透露出许多时下女性对婚姻的态度。它显示单亲妈妈无须被迫结婚，而是希望以爱——一种多数成年男女曾经体验过、性与感情的迷醉结合、无法定义的东西——之名结婚。从前，女人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其他理由：经济支持、巩固家族结盟、生儿育女、对抗寂寞，或者向其他别的女人看齐。一度，女人视“妻子”头衔为荣誉徽章。成为教区牧师、糕饼师傅或医师的妻子，形同大声昭告社会她已履行其“自然”宿命。在一个众所周知对老处女极不友善的世界，妻子的头衔代表了正当性与保护。不管一个人婚姻是否幸福，婚戒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女性价值的评量。

陪丈夫去拔牙是妻子的责任。1467年象棋手册里的铅笔画

今日，“妻子”二字传达的讯息不再如此斩钉截铁。它不再代表做丈夫的会供养老婆（如昔日的中上等家庭）。它也不再是享受性愉悦与居家快乐的唯一合法途径，因为现在未婚同居者比比皆是。它甚至不是成为人母的必要阶段，如今美国婴儿中有高达40%是非婚生子。

对今日的职业妇女或商场女子而言，结婚可能好坏参半。有些妻子可以利用丈夫的人脉；有些妻子则发现淡化已婚身份才是权宜之计，尤其她的同僚或上司希望她把忠于公司摆在优先地位时。越来越多已婚妇女选择不冠夫姓，尤其是在今天离婚率高达半数的美国，你很有可能改回娘家姓，又何必冠夫姓？既然你不需要一名丈夫来提供性生活、经济支持，共享住处，甚至生儿育女，又何必结婚呢？

妻子角色的转变

在这本书里，我将探索妻子的历史为何走到“悬而未决”的时刻。我的看法是，过去50年来妻职的转变，其实是长时间的变化累积。这些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宗教、种族、民族与社会阶层，未必会完全一样，但的确集中于几个相同议题。本书以古希伯来、古希腊、古罗马开场，专注探讨延续至今的问题，尽管它们有了改变，让位给更新、更急迫的关切，但是现今时代最关切的某些问题，其根源可以直溯至数百甚或数千年前。

譬如古希腊时代，一个父亲将女儿许配给女婿时会说：“我担保×××（女儿名）为你产下合法子女。”整个古代世界，妻子的主要功能就是生育后代。圣经时代的不孕女子命运极为悲惨，不仅饱受耻辱，而且往往被第二个或第三个老婆取而代之。直到现代，无子依然是休妻条件之一，尤其王室与贵族的妻子更有生育男继承人的压力。传递香火的压力并未全面从地球匿迹。在某些伊斯兰教地区，女方会要求婚姻合约上注明除非大老婆不孕，男方不得娶第二个妻子。

众所周知，许多男女依然以生育为结婚的理由。我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日，我的某个儿子听到保姆要结婚，发出睿智之语：“她为什么要结婚？她又没小孩。”说得不错，当时我们住在加州，我儿虽年仅5岁，却也观察到性革命正处于阵痛期。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公开同居，尔后数十年，此风更蔓延全美。有趣的是，我儿的评论正是先见之明：今日，异性恋情侣同居数个月或数年后选择结婚，是因为他们想生孩子或者奉子成婚。因此，生儿育女依然在婚姻选择上扮演重要条件。某些爱侣不结婚或者爱情关系无法延续，常是因为女方想生孩子，男方不肯，或者男方想生孩子，女方不要。

“妻子”与“母亲”之间界限模糊，两者的责任经常相互交叠而时有冲突。身兼人妻与人母者都知道，丈夫可能妒恨她奉献给孩子的时间、照护、精力与物质资源。但她们同时知道，孩子是她与配偶的恒久纽带，因为爱的结晶，一对男女共同投向未来。尽管有的配偶不再相爱，也通常会与对方分享对孩子的爱。

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奥利佛·埃尔斯沃斯与其妻

观诸历史，多数婚姻是财力而非心的结合。男人娶有嫁妆的女人，女人嫁给能养活她的男人。从圣经时代到20世纪50年代，养活老婆是丈夫的责任。女人的责任则是提供性、生养孩子与持家。这不是双方心照不宣的报偿，而是明文书写于宗教律法与民法。

今日，不管你对未来配偶的金钱考虑为何——譬如新娘与新郎的赚钱能力或者家族财产——人们不再认定丈夫负有独力养活老婆的责任。多数男女结婚时会期待双方都为家庭经济尽力。事实上，家庭单靠一份薪水越来越难过活，双薪家庭已成常态。3/5以上的美国妻子有全职或兼职工作。今日的妻子无法完全仰赖丈夫的经济支持，离婚后，也无法只靠赡养费过日子。事实上，妻子赚钱比丈夫多的例子并不少见，有的离婚时还要支付丈夫赡养费。

但是，大家仍期待妻子提供惯有服务，譬如照顾孩子与操持家务。有人可能会说，今日社会也期待男人分摊家务责任，男人显然也做得比以前多，但是并未完全分摊照护者与管家的责任。同时间，女人却在职场和男人一样卖力工作，缓慢拉近两性的赚钱能力差异。20世纪70年代，同一份工作，女人拿的薪水是男人的59%，今日，女人薪水已拉近至男人的75%。往日，供养者角色为男人所专有，今日却为女人所分享，男人开始思索如何重新定义“男性气概”，而两性间的敌意之高也前所未见。旧有的报偿安排已被打破，平等分摊家务与工作的婚姻新模式却尚未完全成形。

婚姻里的女性地位

诚如本章一开始的那封信所示，爱，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婚姻同义词。学者热衷探索在历史的哪个阶段，爱情超越了其他考虑，成为婚姻的首要条件。有人说是中世纪时，浪漫爱情首度出现在游吟诗人的诗歌以及法国南方的宫廷生活里。虽说中世纪的求爱风潮的确赋予女人前所未有的荣光，但这个被崇尚的女人却往往是有夫之妇。求爱至少需要3名演员：丈夫、妻子、妻子的情人。一般认为后两者所经验的迷醉不可能发生于平淡的婚姻生活里。

安东·洛朗·拉瓦锡与其妻玛丽·安妮·皮埃雷德·波尔兹

我则属于另外一派，认为爱情成为婚姻首要条件发生于16世纪，尤其是在英格兰；而后在17世纪跟着清教徒漂洋过海到美国，18 世纪末时成为中产阶级的婚姻常态。财富、世系或身份的考虑则持续影响贵族或上流社会的配偶选择，直到20 世纪初。这倒不是说早年的婚配爱情完全付之阙如。我们在古希伯来、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里仍可看到配偶热烈相爱的零星孤立案例。由于前现代社会讲究安排式婚姻而非恋爱结婚，一对新人踏入婚姻并不期待我们今日所谓的“相爱”。

多数妻子大约只期待婚姻和谐。一个妻子履行婚姻“交易”的义务，提供性、生养孩子、照顾孩子、煮饭、洒扫内外，如果住在乡间，还得照顾菜圃、畜养家畜。这样的妻子如果得到丈夫的尊重，不被丈夫饱以老拳，大约就觉得自己很幸运了。直到19世纪，英国与美国多数地方都有不成文的“拇指法”（rule of thumb）：准许男人鞭打老婆，只要鞭子的粗细不超过拇指。

妻子的功用是服侍遵从丈夫、丈夫有权殴打欺凌妻子——不幸，这个观念并未完全绝迹。此一古老信念的遗迹不仅存在于传统社会，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现今美国有太多妻子跑到“受虐妇女之家”寻求庇护——如果能够摆脱虐待关系，实属她们大幸。今日，只有极少数的欧美主流人士会接受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基本教义派看法，认为妻子应俯顺丈夫。同意丈夫可以打老婆的人更少。但是旧观念难死绝，部分男人或女人私心里依然认为妻子次于丈夫。对某些人来说，妻子是“小女人”、“较弱的人”，她们是夏娃的女儿；而根据《圣经》、中世纪神学与宗教改革派神学，妻子应为丈夫管辖。西方历史的泰半时间里，妻子必须在经济与道德上仰赖丈夫，直到今日，这仍是许多地方的常态。

同时间，夫妻平等的概念日益取得优势。从18世纪起，伴侣式婚姻流行于中上阶层，夫妻关系也就慢慢趋向平等的伙伴关系。19世纪开始，当美国女人奋力取得进入公私立学校、女子高校、女子学院的权利后，她们逐渐分享了以前为男性所独享的智识、经济、社会与政治行业。今日，妻子可以拿薪水回家，丈夫帮孩子换尿片，丈夫与妻子的领域鸿沟已经缩小至前所未有的地步。

法律与教育是促成此种改变的重要角色，现今的男人即使拿着比拇指还细的棍棒殴打老婆，依然犯法。已婚妇人拥有自己的户头也不再罕见。今日的女人可以进入任何学科，因此她的工作机会与丈夫一样。现今，男人找妻子，不仅需要一个能提供性与爱、生养孩子、操持家务的女人，也需要她提供薪水并参与社交活动。今日人们对妻子的要求正验证了《圣经》的箴言：“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

写作此书，我抱持的信念是：某些前提下，娶妻与嫁为人妻仍是“得着好处”。这些前提包括配偶的相对平等、互敬与互爱，以及拥有足够的个人与社会资源，得以供应一个人的物质所需，包括教育与医疗服务。选择成为人妻，依然得面对“携手共老”的挑战。运气好的话，因一个长期的爱恋结合，我们得到肯定并因此变得坚强。我们学会妥协，以幽默对待自己与配偶的怪癖。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煎熬，我们互相寻求安慰与支持。因为近距离观察彼此共有的生活，我们能够分享想法、希望、快乐、恐惧、哀伤、经验与回忆。运气不好的话，婚姻关系会让我们元气大伤，被迫考虑以离婚收场——但这不阻碍我们再婚。

身为人妻或许不再是个光荣徽章，但也绝不是痛苦象征。职业妇女或许不希望被称为“某某太太”，全职的家庭照护者也尽量聪明避免“不过是个家庭主妇”的自我贬抑标签。这两者或许都倾向使用“配偶”或“伴侣”这类中性的称谓。不管夫妻之间的性、经济或家务安排协议如何，你都必须放弃部分的独立，才能成为另一方的长久配偶。这代表调适与妥协、深深的承诺与顽强坚持。无法想象在这些束缚下生活的男女，最好在结婚前重新慎重思考。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妻子或丈夫的角色，虽然90%的美国人至少结过一次婚，并且离婚的人中也有3/4会选择再婚。

1951年2月10日出现在东京美国领事馆的夫妇是依据《717国际公法》结婚的最后一对夫妇，该法让1300名美军得以娶日本新娘。

持续变异的婚姻形态

今日许多人结婚仍使用1552年英国圣公会祈祷书（其根源可远溯至中世纪的拉丁文、法文与英文）里的仪式。它的结婚誓词依然美丽非凡：“我愿意她（他）作为我的妻子（丈夫），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好还是坏、富裕还是贫穷、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原始版本，做妻子的还要发誓“遵从丈夫”，但这些字眼已被删除许久。就这么一个小小改变，21世纪的女人依然可以使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女祖先的誓词。此一改变虽小却意义非凡，并且将形塑后世妻子的未来。

相较于往日妻子对丈夫的依赖，现今配偶的相互依赖提供了较可行的典范。美国人与欧洲人身为世界领袖，正在创造一个婚姻权力共享的模式，这个模式对世界多数地方而言，或许很陌生，但它们可能会起而仿效。

容我斗胆涉入更不可知的领域，我相信到了21世纪，我们将看到妻子的历史有如下转变：美国各州将遵循佛蒙特州的“公民结合”（civil union）模式，核准同性恋结合，给予同性恋伴侣无数福利，包括继承权、税赋减免，甚至帮另一半决定医疗的权利。跨越边界到加拿大，该国已取消异性恋婚姻与同性结合的所有法律差异。许多欧洲西方国家如丹麦、瑞典、瑞士、比利时、法国都已不论性别，提供“公民结合”的选择。而荷兰也将旧有的同性结合登记制改为具有充分资格的婚姻，同性恋伴侣可以收养孩子、享有社会福利与税赋减免等权利。在同性恋婚姻里，谁是“妻子”？在性别差异不存在的婚姻里，“妻子”一词还有意义吗？还是“妻子”一词仍旧存续，作为一种社会与心理的建构，以指涉柔软、服从、养育、情感丰富等传统女性特质？

在历史的这个阶段，当“妻子”一词变得悬而未决，将来甚至可能作废，妻子有必要检视它的来源。西方有关妻子的概念始于何时？法律与风俗如何影响妻子一职的代代相传？哪些主要的妻职模式被纳入现今社会？哪种脉络延续至今？哪些脉络又已经断绝？

从过去与现今脚本的穿插对照，或许，我们可以一窥已婚女性的未来图像。

（本文摘自玛丽莲·亚龙《太太的历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6年9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太太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