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讲座：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互为对照的演化史

近日，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来北京讲学。10月18日和20日，安德森教授分别以“大国协调：十九世纪”和“大国协调：二十一世纪”为题作了两次演讲，考察了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十九世纪国际秩序的两个主轴：以协作遏制反君主革命，以休战防止间接触发革命；概览了动荡的二十世纪之中三种不同的国际格局：从竞争性的无政府状态到两极对立，再到单极化体系；并分析了新世纪正在形成之中的新型国际体系及其前景。以这一国际秩序史作为背景，在10月20日下午的第三场讲座中，安德森教授以“民族主义的他者（The Other of Nationalism）”为题，讨论了国际主义的流变。他将民族主义的演变史作为对照，采用分时期的方法，阐述了国际主义演化史中的曲折反复的七个阶段。本次讲座邀请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作为评议人，并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主持。

作为“民族主义”之逻辑反面的“国际主义”：

一种分期对照的研究方法

在演讲中，安德森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国际主义本身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需要在与民族主义的对照中加以把握。如果依捷克斯洛伐克开国领袖马萨里克（Masaryk）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把民族国家视为最高政治价值的观点”，那么，相对应的就可以得到国际主义的定义。这一定义可以包容更多的历史经验，并利于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关系的研究。

接着，安德森教授阐明了自己所用的方法。他把国际主义的历史样态与同时期民族主义的理想型（ideal-type）对应起来，关注核心国家，以五个坐标来说明某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特征：1.在此种民族主义中活跃的资本类型；2.此种民族主义的核心地区；3.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话语；4.民族的操作性定义；5.此种民族主义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对照民族主义的这五个坐标，能够准确描绘国际主义的历史。在这一方法下，简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虽然每个时期都存在不止一种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但二者的主导类型依然可以理出一个历史线索。

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

相互契合的爱国主义与普世主义

在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当中，孕育了作为民众集合体的民族概念。相较于尼德兰和英国以上帝之名进行的革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中产生了第一次世俗的民族情感。作为前工业革命时代，此时资本的主要形式仍是商业和农业资本，相对应的，大众主要由工匠和农民组成，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鸿沟尚不存在。因而用一个词汇可以涵盖所有阶级的立场，那就是爱国主义（patroitism），它源于古代的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这种新的爱国主义依据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话语——以理性反对传统，以共同意志反对僵化的习俗，以自然权利反对人为特权。因而，此种民族主义必然是政治性的，亦即它指向未来的理想而非过往的遗产。

回顾之下，这一启蒙时代的爱国主义最惊人的特征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即预设了文明民族之间的基本和谐（未开化的族群不在此列）。其乐观理性主义的特征表现在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之中：君主之间的敌对是战争的主要原因，一旦立宪共和国广泛建立，加入联盟的欧洲诸民族将再无开战之理。

在这个时代，爱国主义与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相互契合，这种契合不仅是价值层面的，也是实践层面的：拉法耶特和潘恩同时参加法国与美国的革命，即是明证。在南美，解放者们——玻利瓦尔、苏克雷、圣马丁——不仅为自己出生地的省份而战，也为整个大陆的解放而战。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手工业者的第一国际

爱国主义和普世主义理念，在拿破仑的军事扩张中被败坏了，它们所带有的启蒙印记也被消除，二者的反动版本产生了：在民族方面表现为各国对第一帝国扩张的抵抗，在国际方面表现为维也纳会议以后的列强协作体系。这一体系以神圣同盟维护旧君主制，从而导致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分离。民族主义被资产阶级用来表达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意愿。这些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处在工业革命的相对落后地区——相较于工业革命中心英国及其周边地区而言，他们力图赶上领先国家。因此，新类型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区域是比利时、德国、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其修辞话语来源于欧洲浪漫主义，其主要代言人是诗人和小说家——裴多菲、密茨凯维奇、曼佐尼。与先前民族主义的理性主义不同，此时的民族主义产生了一种对本国中世纪或前现代历史的狂热崇拜。对这些浪漫的民族主义者而言，民族的基本定义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赫尔德是这种文化特殊性的预言者。

浪漫的民族主义者不再是普世主义的，但由于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他们实际上维护了一种“差异化的普遍主义”（differentiated universalism）。在政治上，它首先在希腊和比利时革命中打破了旧秩序，并在1848年革命中得到最壮丽的表达：从巴黎到维也纳，从柏林到罗马，从米兰到布达佩斯，街垒遍布整个欧洲。如果说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是为了国家统一或独立而斗争，那么1848年也发生了一些失败的自由主义革命，并且——《共产党宣言》宣称——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

与浪漫的民族主义相对应的国际主义实践是“第一国际”，其参与者多是独立的手工业者，他们有跨国流动的能力。1848年革命时期巴黎有三万德国手工业者；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为在英国的德国手工业者写作了《共产党宣言》。这一时期的手工业者既植根于本地社会，又能实现跨区域流动，这一结构使得国内斗争可以国际化。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加里波第：他不仅是1848年罗马共和国的英雄，而且参加了巴西和乌拉圭的解放运动，林肯也曾邀请他参加北军，后来他又参加了第三共和国抵抗德国军队的斗争，并被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在巴黎公社起义发生之后，他宣布支持第一国际。在他身上体现了并行不悖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1870年代到一战：

第二国际难以抵抗沙文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

1860年代以后，以俾斯麦统一德国为代表，一批国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浪漫的民族主义即遭到废弃。民族主义的主导类型发生了突变，沙文主义成为主要工业国的普遍气氛。这是政客的时代——如张伯伦（Chamberlain）、费里（Ferry）、比洛（Bulow）、麦金利（Mckinley）、克里斯皮（Crispi）。这些国家的资本日益集中于大企业，这些企业力图垄断国内市场，扩大殖民地。沙文主义的词汇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哲学话语是实证主义，其对民族的定义是族群（ethnicity）——文化因素与生理因素的混合，强调民族之间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

这一时期国际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包含了更多的政党和更多的工厂工人，看起来比第一国际强大，其实不然，工厂工人既缺乏第一国际手工业者的社会植根性，也缺乏他们的跨国生活的经验和文化传统，难以抵抗国家的意识形态。随着一战的爆发，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除了在意大利——纷纷背叛自己的承诺，加入这场大屠杀。

一战到二战：

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与极端国际主义的苏联

一战的结束重新界定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中，产生了新的资本集中方式，增长变为衰退，自由贸易转变为保护。在这一背景下，战败国成为新的民族主义中心，基于非理性主义，法西斯主义把民族界定为一个生物上的共同体——种族（race）。在这个意义上，法西斯主义是加强版的沙文主义，它动员战败国的下层阶级开展新一轮竞争，以实现补偿与复仇；同时，它也在议会失效的国家控制住了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到1941年，这一努力近乎成功。

同时，正如沙文主义极端化为法西斯主义，国际主义也极端化了。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在国名中包含民族和地域的国家，其成立的初衷是绝对的国际主义。不久之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成立了第三国际来支援各国共产党的行动。欧洲的第三国际成员党坚决排斥本国的民族主义，并抵抗统治阶级的压力。然而，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催生了另一种民族主义，第三国际最终从属于苏联的利益，成为英雄主义和犬儒主义、无私团结和恐怖专断的结合体。在二战爆发时，欧洲各国共产党拒绝支持本国政府，认为新一轮的帝国主义竞争无益于大众。而当希特勒入侵苏联后，各国共产党才投入反纳粹的战斗。在战争的高潮，斯大林解散了第三国际，以安抚英美两个盟友。自此，一个漫长的历史循环结束了。二战的结束给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带来了巨变。

二战结束到1965年：

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

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战，所有的民族主义都由有产阶级来表达，而十九世纪以来的国际主义，都由劳动阶级表达。从1945年开始，这种对应被颠覆了。民族主义成为世界上受剥削的贫困阶层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主要理据，而国际主义则转移到资产阶级一边。两个主义的演变扩展到了全世界。

新的民族主义类型是反帝主义（anti-imperialism），其中心区域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阶级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殖民官员、共产党或混合的。这一反帝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多样的，正如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多样的，在极端情况下，其意识形态表达能同时利用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资源。土耳其的凯尔末主义，印尼的苏加诺主义，都是例证。这一反帝主义的突出特点在于，不仅能利用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能吸收前启蒙时代和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信仰系统，亦即宗教和社会主义。前者有伊朗革命为例，后者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诺主义。

同时，在资本主义阵营，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而面对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冲突被调和，而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成为必要。这一国际主义的结果是从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的商业、意识形态和战略的统一化。代议制民主——而非民族国家——首次在西方成为整合劳动阶级的合法性工具，在官方意识形态占据先要位置的，不再是直到二战都作为最高价值的保卫国家，而是对所谓“自由世界”的礼赞。

1965年到1989年：

“跨国主义”与 “一国社会主义”

196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显著变化，完成战后重建的日、德、法、意的经济增长快于美国，多边合作日益重要。同时，国家权威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控制力越来越弱，金融资本的全球运作触动着国内的法规。欧共体朝着统一市场发展；多边会议和协定增多。1970年代末，G7诞生，类似于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一时期的国际主义称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这一术语有双重含义，首先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制度性联系，其次是跨国和跨大洲的企业和金融运作。

冷战终结之后：

分离主义与美国弥赛亚式的普遍主义

安德森教授最后指出，在冷战终结之后，流行的民族主义形式就是形形色色的分离主义，不仅是苏联与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不断分裂，同时也包括了许多后殖民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在上一个阶段，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础国际化的先锋，在这一阶段，金融市场成为了新的先锋。而在唯一的超级霸权美国，“国际主义”逐渐被作为“孤立主义”的对立面，二者其实都是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不同方式。但在缺乏其他力量制约的前提之下，国际主义不再意味着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相互协调，而是美国按照自己的形象去改造世界，具有了弥赛亚式的普遍主义的色彩。

崔之元教授评议：

中国在国际主义图景中的位置

安德森教授演讲结束后，崔之元教授作了简要的评论。他指出，作为第四阶段的补充，要注意共产国际在我国民主革命中的影响。在二战全面爆发之前，在英美介入抗战之前，苏联与国共都有联系，并为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因而，苏联及其领导的第三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十分直接和显著，也就说明，第五阶段的一些特征在第四阶段即有体现，世界各地的国际主义进展在时间上是不平衡的。

同时，崔教授还对安德森教授所述的第一国际的国际主义表示了特别的关注，那一时期欧洲的手工业者既植根于本地社会，又具有跨国流动性。崔教授提醒我们注意信息化背景下国际主义新的表现形式。他举出ICANN（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of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一个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分配互联网地址与域名的非盈利性国际组织）作为例证，认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环境中，许多重要资源开始脱离大国控制而呈现出中立化和自主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