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侄孙张光武:上海弄堂里的半世纪

张光武

2016-11-12 14: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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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东西,当它离开你很久以后,它会突然出现,如影随形,每每梦醒时分,缠着你,把它的所有细节纤若毫发地一点点牵出来,这种东西就叫记忆。
对我而言,除了母亲,能够唤起我对过往岁月清晰记忆的,还有我们家曾经住过的那栋房子、那条弄堂和那条马路,尽管马路还在,但弄堂已经变小变窄了,而房子则早已荡然无存。
儿时记忆
我们住的那条马路叫江宁路(原名戈登路),那是一条南起南京西路,北到苏州河的大马路。我生在戈登路,大人们就为我起小名叫戈登。
小时候我家住的那条弄堂很干净,干净到如果谁家的男孩在弄堂砖墙上撒了泡尿,半天内就会有人向他的家长“报案”。小弄堂由一扇黑铁门跟外面的大弄堂隔开,铁门里有一个书报亭大小的木房子,里面住着看弄堂人阿真,一个三十多岁、身材偏胖、理着从中间分开的平头的男人。阿真是由小弄堂住着的几家人家公摊出钱雇佣的,相当于今天的小区保安。小弄堂里有四栋独立的住宅,五个门牌号,五户人家住着,其中的三栋住宅相连,都是新石库门结构,天井的门面向大弄堂,像是保卫被包围在中间的那栋茕茕孑立的宅子。那栋地位优越的宅子更像被大团荷花包着的莲蓬,莲蓬中住着这条弄堂的营造者,当时叫租地造屋人,又叫二房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房地产开发商。不过,这位二房东做生意头脑并不精明,开发的房产基本用于自住,故这条弄堂里住的人家也简单,二房东一家住12、14号,18号住着他的两个弟弟和家眷,20号住的是他的姐姐和姐夫,整条弄堂只有我们16号一家是外人。早年父亲在中央银行做事,同事张先生就是那位二房东,一番游说之下,祖父就把最大的那栋16号租了下来,彼此做了邻居。
青砖红瓦的16号有二楼八间正房,还有很大的双亭子间和带老虎窗的三层阁。二楼是我儿时的天地,有一间前楼,是母亲带着我和宣姐、熙姐睡,被大家叫作“姆妈房间”;一间朝西南的前厢房,以前是三嬢、允中哥哥和纯姐住的,被叫作“三嬢房间”;一间9 平方米朝东的后厢房,“文革”中熙姐结婚前一直是大哥廉武住的,叫“廉哥房间”;一间前楼后面窗对着后天井的后间,叫小房间。前楼、小房间和西厢房、卫生间中间有一条很宽的走廊,夏天洗完澡后,母亲常把一张席子铺在走廊地板上,让穿堂风吹拂着我睡午觉。我总爱把脚抵着西厢房的门槛睡,这样,从西厢房吹来的西风,从卫生间跟东厢房吹来的东风,从前楼转个弯飘来的南风,从后楼梯吹来的北风都能从我的身体上走过,真是惬意极了。
大卫生间里有一面镶白边的梳妆镜,镜台里放着大哥专用的凡士林和剃须刀。浴缸是加长的,每次浴后用砂粉一擦白亮白亮的,浴缸底部有四只铁铸的老虎脚爪撑着。一楼是前客堂、后客堂,厢房和连着厢房的小客堂,小客堂外是衣帽间和走道,后客堂连着小天井,小天井里正好放下一个水池,小天井后面就是厨房。一楼和二楼都有卫生间,一楼的小卫生间没有浴缸,连着楼梯间,阴森森的。穿过一楼大天井,是两扇黑漆大门,雄赳赳地对着外弄堂,大门上有两只镶有底座的大铜环。大门难得开,平时进出都走便门,便门开在一楼衣帽间。厨房很大,曾经有过一个带烟囱的大厨灶,那厨灶在我考进初中那年拆了,当时正是大跃进,大办里弄食堂和托儿所。厨房顶上是亭子间,亭子间上面让一片放满月季花盆的三楼晒台压着。后来,住进一楼厢房和小客堂的那家人把衣帽间的便门封死,当作了自家储藏间,于是人们上班上学都从厨房门进出。这种结构大而别致的旧式建筑是新式石库门的一种,在上海不多见,是当初租地造屋因势造形的产物。
老派绅士周先生
由祖父开始,我家在这条弄堂住了半个多世纪。从大跃进年代把黑铁门拆下拿去大炼钢铁,到我们家把底楼让给里弄办托儿所,几年后托儿所又变成住家,16号和小弄堂都添了新邻居,再到“文革”时,隔壁弄堂小工厂变成住家,推倒墙头把门开进我们弄堂,再到后来的抄家,从12号到20号,户户都住进七十二家房客,小弄堂变得比外面的大弄堂还闹猛(吴语词汇,通用于北部吴语地区,意为繁忙,热闹)。斜阳草树经风吹雨打去,这寻常巷陌就像老饭馆里的陈年八仙桌,揩了又抹,抹了又揩,只剩下桌面上再也擦不净的污痕和油水,原来的底色是早已褪尽了。
住在20号的周家,原来的女主人是二房东的姐姐,在我出世前就过世了。后来的周太太是续弦,原来是位私人护士,那时候的私人护士身价很高,出身也不错,她娘家的亲戚,都住在瑞金路皋兰路口的那几栋花园洋房里。我家的老保姆清容阿婆没事爱跟周家的保姆阿招絮叨,有次回来汇报:“阿招说周太太比周先生还有钱哩。”周先生早年是庚款留学生,宋子文的老同学。
小时候在弄堂里看见周先生与周太太走过,一前一后,但离得很近,先生总是让太太走在前头,保持着女士优先的礼节。周先生脸上总是挂着笑意,两鬓花白,头顶微秃,头发永远梳得笔挺,一把司的克(英文stick的音译,此处意为拐棍始终不离身),见我向他们问好,两位老人总会停下,对我矜持而礼貌地回礼,就像行走在泰晤士河畔的英格兰绅士伉俪。
我不知道周先生年轻时是否穿西装,在我印象里,春夏秋冬,他一直是中装在身,对门襟,七粒直脚扣,领口、门襟滚边的那种,质地细软精良,我觉得他比今天穿西装开豪车的暴发户绅士得多,那是从骨子里溢出来的气质。
周先生与原配夫人有一子,小名阿福,是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据说父子俩一直不融洽,故阿福难得回家,偶尔见到,那张络腮胡子刮得光光的脸上也从不见一丝笑容。周家夫妇还有一养女同住,虽比我们大好多,有时兴致来时也会陪我们做狐狸先生几点钟的游戏,极易相处,我们都叫她蓓丽姐。
“文革”琐忆
1966年初冬,北京红卫兵南下扫荡。某晚,一群人冲进我家,猛捶过道门,开门后一女生厉声喝问:“你们这儿有没有资本家?”应门的二姐宣武干脆利落地回答:“没有!”来人无功而返。少顷,与我家西厢房窗相望的周家窗里,就传来尖厉的喝骂声、皮带抽打在人身上的声音和周先生的惨叫声,可叹他家没有一个勇敢的女儿为他们挡门。两周后,小将们的金属皮带扣上又捎上几多孽债,继续转战南北,与我家外弄堂隔一竹篱笆的一所中学的本地红卫兵接了他们的衣钵。
后来运动深入,里弄中对黑五类的监督劳动也落实到户,母亲和周家夫妇都接到勒令,每天早上必须将自制认罪书挂于脖子前,老老实实打扫弄堂。周先生和太太自是将此事视作头痛的难题,老保姆阿招常常出来救场。阿招是响当当的劳动人民,里弄造反派也奈何她不得,瞅见弄堂里没人时,阿招挥舞大扫把三下五除二地统统干完,连带母亲也沾了光。
每遇大事,女人们总想找人说上几句,周太太跟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徐姮大姐,看开点,身体保重!”再有就是:“让阿招扫吧,我们划两下做做样子吧。”说罢俩人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泛出来的全是比中药还苦的苦味。周先生在一边低着头一声不吭,最多在太太说话时笑笑,是表示附和,也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他不需要安慰,也不需要同情,他只是感到无奈。人在世界上,有时就像从倾倒在桌上的水瓶里流出的水,明知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自己,却已身不由己。母亲和周太太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她们洁身自爱,庄重自敬,虽从大户人家中走来,却学会了应对艰难时世。她们勤俭持家,懂生活也会生活,家里的事摆得平平稳稳,就像居室的家具永远清清爽爽一尘不染。她们对周围的人十分大度,对各色人等说话都拿捏得十分准确,给人留有余地,即便在患难中也能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她们的穿着打扮不趋时,但总是十分适意得体。母亲跟周太太平时说话并不多,但却互相尊重,互相认可。
母亲一生爱整洁爱素净,平时总穿旧式中装,荷叶立领,布搭扣,靠腋处挂一块手帕,夏日会买一束白兰花别上,淡淡溢出幽香,沁人心脾。我们家里,从进门衣帽间到客厅、卧室,从来都是一尘不染,前楼卧室的五斗橱上正中摆放的三五牌座钟总是亮得能照出人影,右手是二舅送母亲的一只西洋瓷苏格兰牧羊犬,礼物送出后,二舅就一去不返,牧羊犬旁是一只暗红色梅瓶。座钟的左手,是一只黑底黄花玳瑁盒、一只仿元明五福绣盒,五小儿倒梳冲天髻,环抱一空心圆,是为盒芯,上有盒盖如蒙古包帐顶。座钟前是一玻璃牙签座,有底座,牙签座旁站一塑料兔,黄色,着天蓝工装裤,眉清目秀,微微含笑,当时塑料属稀有舶来货。
记得小时,我的小床靠墙,放在母亲大床的脚头,母亲的床,隔着床头柜,就是那放着三五牌座钟、黄色穿工装裤小兔的五斗橱,我与那座钟、那兔子正好撞个对脸,每天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座钟、五斗橱和兔子,就像一幅绝世名画,深嵌在我的生命中。
繁花落尽
“四人帮”被粉碎后,周家夫妇被亲戚接去了皋兰路。阿招早已回了苏州乡下,我家的清容外婆被周家亲戚请去帮佣,常把我叫去新东家家里做客。不久,周先生荣归天国。20世纪80年代,周太太每次见到我总是叹息:张太太是好人,她走得太早!直说得我眼泪汪汪。我的邻居们一生平平淡淡,不求闻达,但活出了人的尊严。
跟周先生夫妇相比,看弄堂的阿真是个总闹笑话的俗人。阿真终身未娶,他曾看中在我家做过工的浙江保姆阿芬和阿芹,那两位确实是品貌兼具,独身而正当年的阿真会起意也实属正常。阿真的小木屋在弄堂口,保姆们天天在弄堂进出,一来二去就熟了,阿真知道阿芬已经成家,就转而专注于阿芹,央阿芬代向阿芹转达爱慕之意,被阿芹一口回绝。不想阿真浑不知趣,居然对阿芹动手动脚,结果如何可想而知。阿真的这类故事在我们弄堂已传为饭后茶余的笑柄,尖刻点的更戏称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阿真没活过40岁,记得是在我念小学三年级时,阿真病重,肚子胀得像面鼓,当初聘他的二房东把他乡下的老母亲找来照料他,不久就没了。人去楼空,小木屋也拆了。阿真活得心苦人累,单身一人来到上海,当是托人求情才找到看门人这个饭碗,自此黑铁门里的这小木屋便成了他的全部世界。当时说他得的是鼓胀病,这自然是现代医学斥之不入流的说辞,但至少跟阿真的肥胖而爱食肉、不运动有关。
后来号召城市绿化,我家在小木屋原址筑起个花坛,大哥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乐此不倦的业余园艺生涯。阿芬和阿芹回浙江后,都进了厂,因为勤劳能干又有文化,各自当了车间和厂部的负责人。后来每每家里出现杭州的小核桃、扁尖和笋干,我就知道阿芬或阿芹阿姨来看过母亲了。近日翻阅母亲的书信,看到一封阿芹在“文革”中的来信,其时她已担任厂长,信中除具道芬姐和她自己的近况外,还说最近要去南京出差,想顺道看望我父亲,因为总不放心张先生云云。说来人心终究都是肉长的。

(本文摘自张光武先生的《百年张家:张謇、张詧及后人鱗爪》一书,东方出版社2016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熊丰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张光武,张謇,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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