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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侄孙张光武：上海弄堂里的半世纪

张光武

2016-11-12 14: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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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东西，当它离开你很久以后，它会突然出现，如影随形，每每梦醒时分，缠着你，把它的所有细节纤若毫发地一点点牵出来，这种东西就叫记忆。

对我而言，除了母亲，能够唤起我对过往岁月清晰记忆的，还有我们家曾经住过的那栋房子、那条弄堂和那条马路，尽管马路还在，但弄堂已经变小变窄了，而房子则早已荡然无存。

儿时记忆

我们住的那条马路叫江宁路（原名戈登路），那是一条南起南京西路，北到苏州河的大马路。我生在戈登路，大人们就为我起小名叫戈登。

小时候我家住的那条弄堂很干净，干净到如果谁家的男孩在弄堂砖墙上撒了泡尿，半天内就会有人向他的家长“报案”。小弄堂由一扇黑铁门跟外面的大弄堂隔开，铁门里有一个书报亭大小的木房子，里面住着看弄堂人阿真，一个三十多岁、身材偏胖、理着从中间分开的平头的男人。阿真是由小弄堂住着的几家人家公摊出钱雇佣的，相当于今天的小区保安。小弄堂里有四栋独立的住宅，五个门牌号，五户人家住着，其中的三栋住宅相连，都是新石库门结构，天井的门面向大弄堂，像是保卫被包围在中间的那栋茕茕孑立的宅子。那栋地位优越的宅子更像被大团荷花包着的莲蓬，莲蓬中住着这条弄堂的营造者，当时叫租地造屋人，又叫二房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房地产开发商。不过，这位二房东做生意头脑并不精明，开发的房产基本用于自住，故这条弄堂里住的人家也简单，二房东一家住12、14号，18号住着他的两个弟弟和家眷，20号住的是他的姐姐和姐夫，整条弄堂只有我们16号一家是外人。早年父亲在中央银行做事，同事张先生就是那位二房东，一番游说之下，祖父就把最大的那栋16号租了下来，彼此做了邻居。

青砖红瓦的16号有二楼八间正房，还有很大的双亭子间和带老虎窗的三层阁。二楼是我儿时的天地，有一间前楼，是母亲带着我和宣姐、熙姐睡，被大家叫作“姆妈房间”；一间朝西南的前厢房，以前是三嬢、允中哥哥和纯姐住的，被叫作“三嬢房间”；一间9 平方米朝东的后厢房，“文革”中熙姐结婚前一直是大哥廉武住的，叫“廉哥房间”；一间前楼后面窗对着后天井的后间，叫小房间。前楼、小房间和西厢房、卫生间中间有一条很宽的走廊，夏天洗完澡后，母亲常把一张席子铺在走廊地板上，让穿堂风吹拂着我睡午觉。我总爱把脚抵着西厢房的门槛睡，这样，从西厢房吹来的西风，从卫生间跟东厢房吹来的东风，从前楼转个弯飘来的南风，从后楼梯吹来的北风都能从我的身体上走过，真是惬意极了。

大卫生间里有一面镶白边的梳妆镜，镜台里放着大哥专用的凡士林和剃须刀。浴缸是加长的，每次浴后用砂粉一擦白亮白亮的，浴缸底部有四只铁铸的老虎脚爪撑着。一楼是前客堂、后客堂，厢房和连着厢房的小客堂，小客堂外是衣帽间和走道，后客堂连着小天井，小天井里正好放下一个水池，小天井后面就是厨房。一楼和二楼都有卫生间，一楼的小卫生间没有浴缸，连着楼梯间，阴森森的。穿过一楼大天井，是两扇黑漆大门，雄赳赳地对着外弄堂，大门上有两只镶有底座的大铜环。大门难得开，平时进出都走便门，便门开在一楼衣帽间。厨房很大，曾经有过一个带烟囱的大厨灶，那厨灶在我考进初中那年拆了，当时正是大跃进，大办里弄食堂和托儿所。厨房顶上是亭子间，亭子间上面让一片放满月季花盆的三楼晒台压着。后来，住进一楼厢房和小客堂的那家人把衣帽间的便门封死，当作了自家储藏间，于是人们上班上学都从厨房门进出。这种结构大而别致的旧式建筑是新式石库门的一种，在上海不多见，是当初租地造屋因势造形的产物。

老派绅士周先生

由祖父开始，我家在这条弄堂住了半个多世纪。从大跃进年代把黑铁门拆下拿去大炼钢铁，到我们家把底楼让给里弄办托儿所，几年后托儿所又变成住家，16号和小弄堂都添了新邻居，再到“文革”时，隔壁弄堂小工厂变成住家，推倒墙头把门开进我们弄堂，再到后来的抄家，从12号到20号，户户都住进七十二家房客，小弄堂变得比外面的大弄堂还闹猛（吴语词汇，通用于北部吴语地区，意为繁忙，热闹）。斜阳草树经风吹雨打去，这寻常巷陌就像老饭馆里的陈年八仙桌，揩了又抹，抹了又揩，只剩下桌面上再也擦不净的污痕和油水，原来的底色是早已褪尽了。

住在20号的周家，原来的女主人是二房东的姐姐，在我出世前就过世了。后来的周太太是续弦，原来是位私人护士，那时候的私人护士身价很高，出身也不错，她娘家的亲戚，都住在瑞金路皋兰路口的那几栋花园洋房里。我家的老保姆清容阿婆没事爱跟周家的保姆阿招絮叨，有次回来汇报：“阿招说周太太比周先生还有钱哩。”周先生早年是庚款留学生，宋子文的老同学。

小时候在弄堂里看见周先生与周太太走过，一前一后，但离得很近，先生总是让太太走在前头，保持着女士优先的礼节。周先生脸上总是挂着笑意，两鬓花白，头顶微秃，头发永远梳得笔挺，一把司的克（英文stick的音译，此处意为拐棍始终不离身），见我向他们问好，两位老人总会停下，对我矜持而礼貌地回礼，就像行走在泰晤士河畔的英格兰绅士伉俪。

我不知道周先生年轻时是否穿西装，在我印象里，春夏秋冬，他一直是中装在身，对门襟，七粒直脚扣，领口、门襟滚边的那种，质地细软精良，我觉得他比今天穿西装开豪车的暴发户绅士得多，那是从骨子里溢出来的气质。

周先生与原配夫人有一子，小名阿福，是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据说父子俩一直不融洽，故阿福难得回家，偶尔见到，那张络腮胡子刮得光光的脸上也从不见一丝笑容。周家夫妇还有一养女同住，虽比我们大好多，有时兴致来时也会陪我们做狐狸先生几点钟的游戏，极易相处，我们都叫她蓓丽姐。

“文革”琐忆

1966年初冬，北京红卫兵南下扫荡。某晚，一群人冲进我家，猛捶过道门，开门后一女生厉声喝问：“你们这儿有没有资本家？”应门的二姐宣武干脆利落地回答：“没有！”来人无功而返。少顷，与我家西厢房窗相望的周家窗里，就传来尖厉的喝骂声、皮带抽打在人身上的声音和周先生的惨叫声，可叹他家没有一个勇敢的女儿为他们挡门。两周后，小将们的金属皮带扣上又捎上几多孽债，继续转战南北，与我家外弄堂隔一竹篱笆的一所中学的本地红卫兵接了他们的衣钵。

后来运动深入，里弄中对黑五类的监督劳动也落实到户，母亲和周家夫妇都接到勒令，每天早上必须将自制认罪书挂于脖子前，老老实实打扫弄堂。周先生和太太自是将此事视作头痛的难题，老保姆阿招常常出来救场。阿招是响当当的劳动人民，里弄造反派也奈何她不得，瞅见弄堂里没人时，阿招挥舞大扫把三下五除二地统统干完，连带母亲也沾了光。

每遇大事，女人们总想找人说上几句，周太太跟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徐姮大姐，看开点，身体保重！”再有就是：“让阿招扫吧，我们划两下做做样子吧。”说罢俩人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泛出来的全是比中药还苦的苦味。周先生在一边低着头一声不吭，最多在太太说话时笑笑，是表示附和，也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他不需要安慰，也不需要同情，他只是感到无奈。人在世界上，有时就像从倾倒在桌上的水瓶里流出的水，明知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自己，却已身不由己。母亲和周太太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她们洁身自爱，庄重自敬，虽从大户人家中走来，却学会了应对艰难时世。她们勤俭持家，懂生活也会生活，家里的事摆得平平稳稳，就像居室的家具永远清清爽爽一尘不染。她们对周围的人十分大度，对各色人等说话都拿捏得十分准确，给人留有余地，即便在患难中也能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她们的穿着打扮不趋时，但总是十分适意得体。母亲跟周太太平时说话并不多，但却互相尊重，互相认可。

母亲一生爱整洁爱素净，平时总穿旧式中装，荷叶立领，布搭扣，靠腋处挂一块手帕，夏日会买一束白兰花别上，淡淡溢出幽香，沁人心脾。我们家里，从进门衣帽间到客厅、卧室，从来都是一尘不染，前楼卧室的五斗橱上正中摆放的三五牌座钟总是亮得能照出人影，右手是二舅送母亲的一只西洋瓷苏格兰牧羊犬，礼物送出后，二舅就一去不返，牧羊犬旁是一只暗红色梅瓶。座钟的左手，是一只黑底黄花玳瑁盒、一只仿元明五福绣盒，五小儿倒梳冲天髻，环抱一空心圆，是为盒芯，上有盒盖如蒙古包帐顶。座钟前是一玻璃牙签座，有底座，牙签座旁站一塑料兔，黄色，着天蓝工装裤，眉清目秀，微微含笑，当时塑料属稀有舶来货。

记得小时，我的小床靠墙，放在母亲大床的脚头，母亲的床，隔着床头柜，就是那放着三五牌座钟、黄色穿工装裤小兔的五斗橱，我与那座钟、那兔子正好撞个对脸，每天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座钟、五斗橱和兔子，就像一幅绝世名画，深嵌在我的生命中。

繁花落尽

“四人帮”被粉碎后，周家夫妇被亲戚接去了皋兰路。阿招早已回了苏州乡下，我家的清容外婆被周家亲戚请去帮佣，常把我叫去新东家家里做客。不久，周先生荣归天国。20世纪80年代，周太太每次见到我总是叹息：张太太是好人，她走得太早！直说得我眼泪汪汪。我的邻居们一生平平淡淡，不求闻达，但活出了人的尊严。

跟周先生夫妇相比，看弄堂的阿真是个总闹笑话的俗人。阿真终身未娶，他曾看中在我家做过工的浙江保姆阿芬和阿芹，那两位确实是品貌兼具，独身而正当年的阿真会起意也实属正常。阿真的小木屋在弄堂口，保姆们天天在弄堂进出，一来二去就熟了，阿真知道阿芬已经成家，就转而专注于阿芹，央阿芬代向阿芹转达爱慕之意，被阿芹一口回绝。不想阿真浑不知趣，居然对阿芹动手动脚，结果如何可想而知。阿真的这类故事在我们弄堂已传为饭后茶余的笑柄，尖刻点的更戏称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阿真没活过40岁，记得是在我念小学三年级时，阿真病重，肚子胀得像面鼓，当初聘他的二房东把他乡下的老母亲找来照料他，不久就没了。人去楼空，小木屋也拆了。阿真活得心苦人累，单身一人来到上海，当是托人求情才找到看门人这个饭碗，自此黑铁门里的这小木屋便成了他的全部世界。当时说他得的是鼓胀病，这自然是现代医学斥之不入流的说辞，但至少跟阿真的肥胖而爱食肉、不运动有关。

后来号召城市绿化，我家在小木屋原址筑起个花坛，大哥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乐此不倦的业余园艺生涯。阿芬和阿芹回浙江后，都进了厂，因为勤劳能干又有文化，各自当了车间和厂部的负责人。后来每每家里出现杭州的小核桃、扁尖和笋干，我就知道阿芬或阿芹阿姨来看过母亲了。近日翻阅母亲的书信，看到一封阿芹在“文革”中的来信，其时她已担任厂长，信中除具道芬姐和她自己的近况外，还说最近要去南京出差，想顺道看望我父亲，因为总不放心张先生云云。说来人心终究都是肉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