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说丨两名前高官谈大选：精英脱离大众，撕裂的美国㈡

【编者按】

美国大选日临近，今年大选被认为将美国社会撕裂得格外“分明”，澎湃国际今起推出“美国人说”系列报道，通过对一系列处于大选季争议议题漩涡中的美国亲历者的采访，展现不同群体中典型人物的困惑、挣扎、焦虑与呐喊。

政治精英与选民的“脱节”

美国民众对于华盛顿和华尔街精英的高度不信任，已经在今年的大选中暴露无遗，不论是自称“华盛顿政治圈外人”的特朗普，还是初选期间着意渲染“1% VS 99%”的桑德斯，都充分利用和调动了这种激烈的对立情绪，赢得更广泛支持。

相较之下，华府及华尔街精英们是否有所反思，则鲜少为外人道。

“我们的问题是一些官员一辈子都呆在政府里，安于现状、不愿改变，也不代表人民。那人民就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认为自己选出的官员并没有为他们服务。”

年逾60的斯里兰卡裔美国人孟迪斯（Patrick Mendis）教授横跨政治界、外交界和学术界，或许因为他少数裔的背景，抑或曾为民主、共和两党政府服务，他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时展现了更多反思的一面，对华府精英政治小圈子进行了批判。

这位曾为克林顿和奥巴马两届民主党总统担任顾问的资深外交官，参与美国总统选举已逾30载，由于受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建国时的思想影响很深，他本人更倾向于民主党所倡导的偏向公平的主张。

但在他看来，美国选举制度眼下暴露的主要问题在于政治精英与选民的“脱节”，“现在的美国选举，参选人当选以后常常会忘记支持他们的选民。他们来到华盛顿，就成了华盛顿（核心圈子）的一部分，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会回到民间。”他说道。

“一些人在政府或者在某一政党做太久，就会忘记他们的任务，忘记他们要代表什么利益，忘记他们人民公仆的身份。”这位曾分别在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鲍威尔手下工作的资深外交官认为，就在2012年，由于其出色的领导力，他还被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委任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全国委员会委员。

谈及反建制的“特朗普现象”，孟迪斯认为，这体现出了一些美国人对改变体制的希望，因为他们认为现有的政治体制、那些被选到华盛顿去工作的官员并没有为民众服务，所以人们有一种挫败感。

“美国老百姓对精英政治家的不信任现象，会促使他们反思自己在政治制度里所身担的责任。”他说。

每一代人都需要新鲜血液

不过，也有美国政治学家并不这么乐观，“总有一些时刻，人们以为体制会发生变化，但最后体制都没有变化。”上海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家皮埃尔（Pierre Landry）日前告诉澎湃新闻说。

皮埃尔认为，美国的民粹主义不是新鲜事。在美国大选的历史上，也看到民粹主义曾在某些时期集中爆发，比如1948年（杜鲁门对杜威）和1964年（约翰逊对戈德沃特）。

“看看那些曾经输掉选举的人，他们最后通常会被孤立。”皮埃尔说，“如果特朗普输了，这次美国大选中的民粹主义就会很快消减。那些曾经对体制感到愤怒的选民可能会把愤怒转移到其他事情上面。”

“从来没见过如此的大选。美国现在处于一种极端的分裂状态，很多人对两位候选人都很不满。也有人对两党制产生异议，希望能有第三个候选人。”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目前在爱尔兰交换学习的青年一代学生简（Jane）告诉澎湃新闻，尽管身处海外，但每天都通过刷新闻关注大选进展，跟同学及朋友讨论新情况。

这种普遍的不满也体现在最新一项调查数据里，该调查显示，56％的美国成年人对希拉里持否定态度，对特朗普的否定更高，达63％。《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卢基扬诺夫观察认为，此次选举的荒谬之处在于，对两名候选人的反对率都超出对他们的支持率近一倍。

“美国公民在拼命地寻求变化，但很多人并不认为特朗普或者希拉里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带上正轨。”简表达着自己的观察。

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期在一篇观察文章中也比较了希拉里和特朗普的优劣，认为希拉里的优势是职业政治精英，对政府和政策运作特点规律了如指掌；但弱点是她高居庙堂太久，其职业老牌政客多面善变的形象背景让许多主张变革的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信心不足。

而特朗普的优点在于能够洞察和坦率地指出美国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但劣势是价值、视野和思路狭窄，主张以排斥代替包容，政治、政府和政策操作经验严重欠缺。

文章道出的更为无奈的现实是，面对一系列国内社会矛盾，“这一切都强烈呼唤美国的新生代政治家必须拥有更广阔包容，纵横捭阖，大刀阔斧，开拓前进的领导力、整合力与想象力。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新生代政治家目前严重难产，无奈之下只能推出希拉里和特朗普这样的老一代。”

“在美国建国时，托马斯·杰弗逊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些（问题）。”孟迪斯教授告诉记者，“他不喜欢职业官僚，希望他们让位给新人和新思想。他曾说‘每一代人都需要新鲜血液’。”

上海纽约大学访问助理教授雷爱华（Ivan Rasmussen）是青年一代精英，他告诉澎湃新闻：“更重要的不是大选之后会发生什么，而是3、4年之后美国人的生活是否能有所改善、他们的愤怒是否能平息下来。譬如，如果希拉里赢得竞选，她是否能够采取行动履行她的承诺，真正改善那些人的生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