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漫步·场所|上海向明中学：一所学校与断裂的历史

【编者按】

本文系澎湃新闻与瑞象馆合作的“城市漫步”工作坊成果之一。不同职业、背景的参与者们，用不同的方式，对自己的城市重新进行了发现和表述。本文作者则回溯到自己的中学，考察这所学校的历史，并将其重新书写。而这个场所当中蕴含的知识，也塑造了研究者自身的视角。该成果获得“城市漫步”工作坊二等奖，另一位合作者为赵爽。

今日，倘若经过上海地铁13号线淮海中路站的3号口，一定会注意到地铁口边上一面被粉刷成白色的弧形墙面。如果看得足够仔细，可以依稀辨认出墙漆下凸出的铜字痕迹，上有“向明中学”四个大字。

1954年，向明中学得到原校舍西侧的一块空地并辟为操场，校门从长乐路移到瑞金一路151号；而现在，它的校门又重新移回长乐路上。如同校园内一幢1939年4月建成的教学楼，几经更易之后，又于2013年恢复了历史原貌。

历史仿佛在此飘摇动荡，而又回到起点。可是，什么是历史的起点？无论是1990年的《卢湾区地名志》、1998年的《卢湾区志》，还是2002年、2012年声势浩大的建校100周年、110周年纪念活动，向明中学“前身为震旦大学附中，由清末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于1902年创建”的表述，似乎成为一项共识。然而，仔细审视这一表述得以建立起来的逻辑链条，不难看到：尽管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项有据可查的事实，但它们却不能贯连起来，将向明中学的历史追溯到1902年和马相伯先生。

换言之，“百年向明”的历史是由真实历史事件拼凑而成的。然而，对这些事件的审视，不仅重新建构了向明中学自身的历史，也勾连出一段20世纪上海教育的历史。

1947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卢湾区志》对向明中学的校史介绍如下：“前身为震旦学院预科，由马相伯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建。光绪三十四年，随院迁今重庆南路227号。民国20年（1931年）改为震旦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民国26年增设初中部，改名震旦附中。民国27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设女子初中部。1952年两校合并，设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设女中原址，并改今名。1958年，私立晓光中学并入。1959年定为市重点中学。” 2002年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出版的《百年向明 与时俱进》（下文简称《百年向明》）中，更直指震旦预科（记为1902年建立）为向明中学的源头。

我们从1952年使用“向明”名称倒推，可以看出，建立这一历史叙述的依据如下：（1）向明中学由原震旦大学附中更名而来；这一点，也有李宝芳校友的回忆作为佐证，即在大光明电影院召开“学校改名大会”而非“成立大会”，游行队伍所唱的歌词是“震旦人向太阳向自由”，这显然是改用了苏联歌曲《光明赞》，而表明其主体身份是“震旦人”。（2）向明中学继承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房舍；这一点，也可通过老教学楼于2004年2月被公布为卢湾区不可移动文物（卢文[2004]10号）和资料照片得以证实。（3）震旦大学的前身是震旦学院。（4）震旦学院是由马相伯建立的。（5）马相伯在1902年即提出建立震旦学院。

而隐含在这一叙述之中的，有这样两个重要预设。首先，上述事实3、4中的“震旦学院”是“同一个”；其次，马相伯先生所建立的震旦学院的预科与震旦大学附中有继承关系。

两个震旦

我们首先考察第一个预设。《百年向明》中承认，1904年，在震旦学院任教的耶稣会法籍传教士南从周与学生之间发生矛盾，学生于次年离校的历史事实，并称1905年及之前的震旦学院为“第一震旦”；1905年由耶稣会主办重新建立了震旦学院即“第二震旦”，“经济上完全依赖法国政府资助，在校政、教学等方面都以不同于1903年创办时的震旦”。

1905年拥戴马相伯先生的学生离开震旦，最终促使马相伯另行举办复旦公学。1905年6月29日，原震旦学院教师于《时报》登载《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公白”声明，“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地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这份公白鲜明地否定了“第二震旦”的继承地位，而以新成立的复旦公学为“第一震旦”的延续。

然而，《百年向明》以马相伯先生为“第二震旦”捐赠校舍、担任校董会主席等缘故，指出他对“第二震旦”的发展“出过大力”，并以此坚持视“第二震旦”为“第一震旦”的继承者。

对此，《大陆》1905年第3卷第3期上登载的一则《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或许值得注意。文中记载了马相伯先生由于身在教会“不能自由”，以至“对学生饮泣”，提醒我们认识到马相伯先生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的天主教信仰和耶稣会士的身份，使他必须服从于教会的安排。另一方面，他自己的教育理想却与耶稣会所信奉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驰。“第一震旦”采用英语教学是这后一点的有力证据，而其以合格译者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实用思想，亦远不同于耶稣会将宗教贯穿在教育之中的办学目的。“第一震旦”意图成为一所独立的、超然于宗教和政治之上的学校，但因缺少房舍，接受了教会的捐助，从而未能实现这种超然。在马相伯先生所陷入的矛盾之中，显而易见，学生们的意见——最终导向了复旦的诞生——更能代表他的个人意愿；而对“第二震旦”所作的捐献，则应反过来视为他捐资帮助教会兴办教育，以回报教会在1903年帮助其开办“第一震旦”。

预科与中学

既然两个震旦学院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关联，那么，在“第二震旦”时期建立起来的附中与“第一震旦”的预科之间建立对等，也就是无稽之谈。然而，它却提示学制变化与国家层面政策变动的关联。

清政府在1902年和1904年分别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均效仿日本，明确规定了独立设置大学预科，并且进行分科教育。但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壬寅学制中的大学预科并未规定需附属于某一大学堂，而其学制为三年，这就与1902年《震旦学院章程》中学制二年的预科有所不同。此外，《震旦学院章程》中分科为“文学”和“质学”，也不同于壬寅学制所规定的“政”“艺”两科。壬寅学制未得实行，可见一斑。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仍规定大学预科为三年，但分为经学科、格致科和医科三科。1908年，“第二震旦”迁址到马相伯捐赠的新址（即今上海交大医学院），课程均用法语教学，并采取三年制预科和三年制高级教程的教学体制。然而，这一六年制改革与其说是顺应癸卯学制，不如说是为与法国教育制度取得某种一致。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发布《壬子癸丑学制》，其中高等教育阶段只有一级，内分预科和本科，停办各省高等学堂，改大学预备科为预科，预科附设于大学，不分科。1912年10月24日的《大学令》规定：“大学设预科，修业年限3年，修业期满，试验及格，授以毕业证书，升入本科。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规定“取消大学预科，一方将中学程度提高，一方将大学年限延长，以为补充”，从而取消了预科教育制度，以三年制的高中作为替代。有学者据此认定，预科制度至此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实际上中学办学水平仍十分有限，而大学固守预科，因此并未执行。1925年11月，北洋政府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法令，坚持“私立”、“中国人控制”、“教育与宗教分离”的三大精神。这一法令同样没有被认真对待。之后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与《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立案条例》，再次规定大学及专门学校须直接向大学院申请立案。1928年2月公布《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规定外国人充任董事不得半数，其董事会主席和董事长由中国人担任。

直到1930年，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反复重申废止大学预科令后，预科才得到废除。同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查察教会学校应行注意各点》，3月，已立案的金陵大学和沪江大学仍违令开办宗教系，教育部要求两校停办宗教系。南京国民政府上述规定，对教会学校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至30年代中期，除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外的所有教会大学及绝大多数教会中小学，向政府立案注册，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管理。

1931年12月，震旦学院更名“震旦大学”。为执行《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中校长和校董主席由中国人充任的规定，名义上由胡文耀任校长、马相伯为校董主席，实际上震旦大学仍由教会控制。同年上海市教育局批准，震旦大学成立附中，校长由胡文耀挂名兼任。他同时还兼任公董局办立的萨坡赛路小学（今卢湾第一中心小学）校长。1933年又设立了初中部。至此，后来成为向明中学前身之一的震旦附中才“名正言顺”地作为向政府登记备案的合法私立学校出现。

女子学院

1935年9月，中华公教进行会（在华天主教会的组织）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大会，并在震旦大学举行讲演。马相伯先生出席参加。会上第13号提案提议“公教宜设立女子大学院”，“兹以我中国公教尚未设有女子大学，乃使中学女教友欲升学而无从，间有人非公教之大学求学，对于宗教学问，缺少研究，而信德方面，不无危险……”（此前建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均为新教教会而非天主教会创办。）据此，由圣心会修道院组织，修道院院长能理（Conchita Nourry）牵头，修女唐树德（Margaret Thornton）任教务长。为避免向政府备案，女子大学名义上归属于震旦大学，故名“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政府对教会大学的约束，至少是无法无视的。

1935年9月中华公教进行会在上海召开全国教区代表大会。图为大会在震旦大学的讲演来宾合影，左起第四人为马相伯。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历史图片搜集与整理系统，http://211.144.107.196/oldpic/node/16056

根据唐树德为1948年毕业的学生在纪念册上所写的校史回顾，1937年6月，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开始筹备，女子学院自己的教学楼开始建设。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学校推迟到同年10月正式开学，授课地点即在修道院内的一间大教室中。另外一间带小书房的起居室和几间寝室也划给女子学院使用。次年即1938年，女子学院开始使用教学楼的上两层，并设立中学部，招收初一和高一年级各一个班的学生。1939年4月27日教学楼正式建成，此即为后来向明中学的“老教学楼”（今名“震旦楼”）。1945年日本投降前，强征震旦大学和女子学院教学楼作部队医院使用，学院教学迁至震旦大学1908年搬迁以前的旧址进行。日本投降后，修复新楼，恢复教学。

女子学院由天主教会提议而办，亦一直是教会活动的一个重镇。1948年2月，全国天主教教育大会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召开，讨论加强天主教会的办学，以应对新教教会办学的蓬勃态势。这种局面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变得尤为复杂。1949年9月，在圣心会的授意下，女子学院校董会更换院长，随后宣布震旦女大“独立”，与震旦大学脱离隶属关系。10月，在美国惠斯利大学历史系授课的王国秀回国，在圣约翰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50年7月，华东教育部派她担任女子学院院长，协调女子学院与震旦大学合并事宜，最终于1951年9月完成合并，并在同年12月成立合并后的校务委员会。这段时间中发生的事件，则需要更加仔细的考察。

教会学校的“去教会化”

1950年6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然而这种“有步骤”与“谨慎”已没有足够的时间了。7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美互相冻结对方在己方境内资产。这直接影响到了教会学校的运作。

1950年8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私立学校的行政权、财政权及财产所有权均应由中国人掌握”；12月，又颁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次年1月，教育部又发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特别指出要“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与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区分开来”，“应根据情况改由中国人私人出资办理，或接收为公立学校，而美籍董事一律解职，美籍人员一律不得担任学校行政职务，美籍教师可酌情处理。”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10月发生了“辅仁大学事件”，辅仁大学成为政府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9] 12月，圣约翰大学也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震旦大学虽然接受的是法国政府的资助，照理不属于“特事特办”之列，但据《百年向明》载，1951年1月30日，法籍耶稣会士茅若虚致信胡文耀，表示补助资金9000美元被美国冻结。这同样使震旦大学陷入财政上的困难。

在财政上脱离了教会，只是去教会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在教学内容和学生行为规范上脱离教会控制。首先是关于学科的问题。辅仁大学之后，教会大学相继被政府接办，并被要求不得开设违背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或“社会主义的”学科。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综合大学的震旦大学可以进行科系调整，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则面临家政系当何去何从的问题。Helen M. Schneider在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一书中考察了这段历史。1951年5月，王国秀就此问题去信询问金陵女大的校长吴贻芳，吴贻芳回复说，金陵的家政系已经改为儿童福利系，而且金陵女子大学将并入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管理者也告知王国秀，家政系已解散，营养学系并入化学系，而儿童福利则成为心理系有关儿童发展和儿童心理学的一部分。对此，他们建议王国秀征询教育部和妇联的意见。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后来发展也与两所学校基本一致：家政方面，营养学系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并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其余则作为学前教育而并入南京师范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也结束了它的历史。

而更大的困难来源于宗教信仰。据称，有90%以上的学生信徒都参加了“圣母军”组织。震旦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及其附中，成为天主教上海教区抵抗新政权的强大力量。据亲历者的回忆录称，1950年天主教会下令禁止教徒参与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活动或在支持共产党的文书上签字。1950年9月23日，新教的吴耀宗等人于联名发表了“三自宣言”，发起“三自爱国运动”；作为应对，天主教会禁止信徒与“三自爱国运动”联系。在这样的情形下，1951年6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在1951年内“摧毁全国圣母军的组织”。 7月，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取缔“圣母军”，9月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抓捕一批“圣母军”领导人物，所有天主教徒被要求签字脱离与外国教会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9月，胡文耀参与组建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会，并任主席。

向明中学的建立

至此，向明中学何以在1952年“改今名”，也就不难理解了。5月，中央教育部在全国工学院会议的调整基础上，制定了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该方案于同年7月下达上海各高校。8月2日，华东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并于8月中旬指定华东地区院系调整最终方案。9月24日，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完成，10月中旬至11月初开学。震旦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师、设施、书籍按院系调整直接去往新工作单位，这实际上使震旦附中和震旦女中实际上失去了继续办学的条件。9月，成立向明中学，校址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所在地，由胡文耀担任第一任校长。胡文耀随后即调任在震旦大学校址上新成立的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校长。两个附中在这浩浩荡荡的大学合并、调整与解散历史之中显得没有存在感。

至此，我们重新审视文首提出的逻辑链条，可以看到：

（1）向明中学由原震旦大学附中更名而来——属实；

（2）向明中学继承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房舍——属实；

（3）震旦大学的前身是震旦学院——属实，然而此处的“震旦学院”是耶稣会重办的；

（4）震旦学院是由马相伯建立的——属实，然而并非由（3）直接后继；

（5）马相伯在1902年即提出建立震旦学院——属实，但并未于1902年开学，而是1903年。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旧照，较近者为今“震旦楼”，较远者为修道院，今属上海社科院。

从通常确定建校年份的方式来看，譬如复旦大学，虽然是“马相伯的”震旦学院的合法继承者，却并不以震旦学院得名的1902年或开学的1903年为建立年份，而是以确定“复旦”之名的1905年为起点。在同一专有名称下因学制变化和社会环境而更名为“大学”，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就此而论，向明中学真正的建校时间只能是1952年。即便从继承房舍的角度，认定其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某种继承者，我们也只能将它的历史追溯到开工建设今“震旦楼”的1937年，而不能包括更早建成，现属于上海社科院的修道院。

以此观之，向明中学的实质是耶稣会建立的教会大学与圣心会建立的女子教会大学（在财产和所雇之中国、非教会人员方面）进行合并之后，接受其原先各自附中（根据民国时期政府要求所成立的建制）的教会财产所建立的中学。胡文耀担任首任校长显然是为其担任新建立的二医大校长过渡。因此建校时间定为 1952 年，而据其所接受之建筑最多可以上溯至 1937 年。所谓 1902 年建校、马相伯创始显然纯属附会，是用真实的历史事件拼凑出的一个含混而错误的历史。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向着光明”属于“旧社会黑暗、新社会光明”的政治修辞和价值判断；当年轻时的李宝芳校友高举新校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时，当大光明电影院里揭开“上海市市立向明中学”校牌时，1952年的向明人，应当感到，他们参与塑造的是一所新学校，而不是“残渣余孽”的延续。而那些反对这一点的人，已作为外国教会安插、笼络的敌对势力被清除了。相似的历史也发生在公董局举办的中法学堂（1952年更名为光明中学）、耶稣会创办的圣芳济书院（1952年更名为北虹中学）等外国势力所办的学校身上。对向明中学历史的检视与还原，由此成为近代以来上海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人为自主办学而展开的斗争的缩影。

参考文献

[1]1948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纪念册》

[2]Qian M. The Victimized[M]. Author House, 2007.

[3]Schneider H M. 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M]. UBC Press, 2011.

[4]杜学峰. 新中国打击地下“圣母军”始末[J]. 四川统一战线, 2014 (7).

[5]付涌. “文物”与“校舍”双重身份制约下的再生——向明中学老教学楼修缮设计分析[J]. 工业建筑, 2013 (8).

[6]江沛, 王洪学. 50 年代高校院系调整述评[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8 (3).

[7]刘建平. 红旗下的十字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8]刘军. 中国近代大学预科发展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9]刘松林. 1950:“辅仁大学事件”始末[J]. 党史文汇, 2005 (8).

[10]刘雪芹. 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简论[J]. 史林, 2014 (5).

[11]卢湾区地名志

[12]卢湾区志

[13]彭学宝. 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研究[D].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14]璩鑫圭,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J].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290-291.

[15]上海妇女志

[16]上海市行号路图录[M]. 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7.

[17]上海宗教志

[18]斯日古楞. 清末民初大学预科教育制度述评[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3(2).

[19]许建苗, 毕思荣, 滕家骝. 百年向明 与时俱进[M].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

[20]杨奎松.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J]. 中共党史研究, 2010 (10).

[21]杨思信. 民国政府教会学校管理政策演变述论[J]. 世界宗教研究, 2010(5).

[22]张雅平. 清末民初大学预科教育蠡述[J]. 西部教育发展研究, 2011, 6(3).

[23]赵文华. 近代政府的私立大学政策演变及启示[J]. 民办教育动态, <http://www.edu.cn/20010827/209016.shtml>

[24]朱维铮 编. 马相伯集[M].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25]朱新华. 建国初期上海教会大学接管与改组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