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总统”的对华政策前瞻（上）：她是如何看中国的

预判希拉里·克林顿一旦当选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前景，必须全角度、有纵深地进行，并且考虑到希拉里·克林顿本人及其侧近、克林顿家族传统，以及美国、中国乃至我们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否则将会失实、失准。即便希拉里·克林顿最终败选，这种预测提供的角度也是有价值、有启发的。在作出线条式的判断之前，至少需要审视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希拉里·克林顿的“中国经历”

在个人经历中累积的经验将不可避免地对希拉里在总统岗位上的履职心态产生影响。

希拉里·克林顿的“中国经历”在她上大学时就开始了。她曾亲口对中国领导人讲，1972年，还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她连续几天深夜，用一台租来的九英寸黑白小电视，收看尼克松访华的直播节目，深感大国互动可以改变世界。

希拉里·克林顿作为美国“第一夫人”单独率团出席1995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是她“中国经历”的第一个重要节点。

当然，希拉里·克林顿最为丰富的“中国经历”还是来自她的国务卿任期（2009-2013）。回头看她的这段经历，希拉里·克林顿主要做了四件事：

一是四年七度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和高官无数次会面，担任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两国元首特别代表之一，还与中方外交系统相应高官开创了小范围非正式会晤的模式，与中方共同完成了与全球性大国关系相匹配的对话沟通架构的升级，并且证明她能够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作一名“倾听者”。

二是协助奥巴马打造“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着重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为美国的利益代言，重新布局美国在本地区的伙伴关系体系，确立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边界”：“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美国将置身于行动的中心”；“我想让中国明白，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并不是只有唯一焦点”，“我们不会为与中国建立更好关系就牺牲自己和美国传统盟友的价值。”

三是亲自上阵挑起南海问题。2010年7月23日，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国务卿在越南河内第43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公开宣称“美国在航行自由问题上、在南海地区尊重国际法等方面拥有国家利益……美国在相互竞争的对南海岛屿的领土争端中不选边，但美国认为有领土要求的国家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追求其领土要求和与此相应的海洋和空间权利”。这一讲话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南海政策的转折点，美国开始在实际层面鼓动部分南海声索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另一件刺激了中方的事是，2011年1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访问菲律宾期间登上停泊在马尼拉港的美国军舰发表讲话，在提及南海时使用了“西菲律宾海”一词，尽管之后她再未使用过这个措辞。

四是牵头借用网络自由问题向中国施压。

2016年7月26日，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民主党提名希拉里为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有着教科书级精彩度的“夸妻”演讲。我们需要注意到在这篇历时40多分钟的演讲中，克林顿三次提到希拉里·克林顿的“中国经历”：“1995年她去了北京”；“任国务卿期间，她努力推动通过对伊朗核试验的制裁措施……，她还获得了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她通过协商取得了史上首份（双边应对气候变化）协定，中国和印度官方承诺减少排放。”

从克林顿为妻子挑出的三桩涉华“业绩”可以看出，这两口子最看重的是美国民主党的“政治正确”，国内政治是他们看待和处理外交事务的永远的优先考虑。

希拉里·克林顿的“中国观”

希拉里·克林顿在与中国多年打交道的经历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中国观”与奥巴马的相当吻合，不过也有自己的特点。

希拉里·克林顿赞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同样反复说“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有益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如果我们能够影响中国的政策朝正确方向发展，那么美国在亚洲其他地方的事就好办得多”。希拉里·克林顿也不认为美国应当和能够全面遏制中国—“对于那些怀疑美国是否试图遏制中国的人们，我们给予明确的否定回答”，因为在她看来，中国是一个“重新崛起的全球性大国”—“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几千年巨大影响的国家和文化”。但她从不认为美国可与中国结成全面合作伙伴，说中国充其量是个“选择性的利益攸关方”。

希拉里·克林顿是最早把对华关系定义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关系”的人之一，亲身参与了对于“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初期探讨，也把为上升大国与守成大国如何相处这一“古老命题”寻找“新答案”当作国务卿任上与中国对话和处理对华关系的主线，但她个人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热情不足，更喜欢强调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也没能为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找到可以帖上她的名签的“新答案”。

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时，在中美频繁的高层接触中，坚持绕开两国元首已达成的共识，对中美关系使用“积极、合作、全面”这一她自己认可的定位，并且极其计较三个词的排序，避讳把“全面”一词置于“合作”之前。

希拉里·克林顿支持并推动“亚太再平衡”，似乎是受 “亲密导师”基辛格的地缘战略观影响，明目张胆地把“亚太再平衡”解读为“前沿部署外交”，认为“亚洲建立起一个更有力、更协调的地区架构将会加强规则与责任体制”，“为有效的国际秩序奠定基础”。她也不回避谈论“亚太再平衡”的核心要旨是“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而且公开强调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关系”类同于“跨大西洋关系”的集团属性，声称美国的挑战是“建立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机构网，使之与我们的跨大西洋网络一样持久，并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一致。”

对于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变化，希拉里·克林顿回避做出直接评价，但她2014年在回忆初掌国务院的感受时讲的一段话流露了心迹。她说，“中国的一些官员认为，美国作为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正在从这个地区退却，但却坚持阻遏中国行使自己的应有权利崛起为一个强国”，“他们主张采取更为强势的政策”；“他们受到美国经济衰退、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动荡以及中国民众当中民族主义情绪兴起的鼓舞，开始推动在亚洲采取更多进攻型的行动，以测试中国到底可以走多远”。

可见，希拉里·克林顿的“中国观”像奥巴马的“中国观”一样充斥着“美国例外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竞争要素，以及民主党自由主义的传统，带着掩藏不住的傲慢与偏见。

希拉里·克林顿主管美国外交期间，积极推行“巧实力外交”，也就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手段多管齐下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这与奥巴马关于美国在世界上“不做蠢事”的理念如出一辙，然而比“不做蠢事”更加具体务实、深入基层，也在实践中证明是有效的。在希拉里·克林顿主导下，美国对中国的外交从接触到聆听再到多领域合作，都脱不开“塑造、规范中国崛起”的框架，这是我们必须了然于胸的。

希拉里·克林顿侧近人士的对华主张

希拉里的老搭档、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此人既是“中国通”，更是“日本通”，深受均势思维影响，对华政策主张更倾向于“制衡”，一直在极力推动美国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加强关系。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坎贝尔可能成为国务卿人选之一，但更可能当上常务副国务卿，继续主导国务院系统的亚太和对华政策。

雅各布·苏利文是希拉里·克林顿极欣赏的笔杆子，曾经是美国国务院最年轻的政策规划司长，未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重点培养对象。此人曾提出未来5至15年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各国实力水平“更新”国际秩序，还将“再平衡”概念加以发展，主张美国在世界上实施三方面的“平衡”，即“平衡亚太”，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平衡中东”，保持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伊朗的关注；“平衡美国面临威胁的能力和手段”，尤其是应对国际腐败、网络安全等“非对称”的威胁。他还极力主张对网络安全、防扩散、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通行法规和规则进行“再塑造”，以维持美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导权，由此不难看出希拉里·克林顿推崇的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理念究竟是受谁直接影响。而沙利文的这套理念，又源出他在耶鲁大学的导师、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颇受重视的葛维堡。

对希拉里·克林顿外交政策有直接影响力的重量级专业人士还包括奥巴马首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他相信世界正重返大国竞争，认为俄罗斯仍是美国主要对手，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前副国务卿伯恩斯，他是能力很强的职业外交官，富有与中国就具体事务进行谈判的经验，对中国在朝鲜、缅甸、苏丹、伊朗问题上的态度有所不满，尤其卖力地推动美印合作，但也认为21世纪的中国不是20世纪的苏联，不主张“遏制中国”；前副国务卿温迪·舍曼，认为美中关系虽不时起伏，美国对华政策仍应保持连贯性；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希拉里一旦上台有可能接管五角大楼的米歇尔·弗卢努瓦，主张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显示坚定立场，和沙利文一样鼓吹美国应充分运用规则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

也不要忘了长期以来对希拉里·克林顿言传身教的美国“大神级”战略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和斯考克罗夫特，是他们把老旧的地缘政治思维刷上新时代的墙漆，源源不断地灌输给希拉里·克林顿。他们也超越党派，和希拉里身边年轻些的外交政策制订者们一道，通过国务院系统、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斯本战略集团、对外关系委员会等结成了一个复杂、高档次的人脉和智囊网络。这些都决定了，希拉里·克林顿一旦当政，其外交班底将是传统色彩浓厚的，同时也会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和娴熟的职业技能。

（作者为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盘古智库”，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文章原标题为《希拉里·克林顿一旦当选，对华关系以何方式开场？》，本篇是文章的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