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传统丧礼岂能成治理乡村道德失范的灵丹妙药？

 “当代乡村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表明，一旦将传统礼俗统统打倒，人变得冷漠无情，丧失礼义廉耻，则法律越多，犯罪也越多，使得乡村最终陷于无法治理的状态，当年只靠刑罚治国的秦国走的就是这样一条不归路。”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方朝晖等21名学者联名投书澎湃新闻，指责一些基层政府的殡葬改革破坏传统文化，呼吁保护乡村传统丧葬礼俗。这些儒家学者打着“弘扬传统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旗号，把令农民深恶痛绝的传统丧礼当成了治理乡村道德失范的灵丹妙药，令人十分诧异，大有恍若隔世之感。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丧礼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就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周朝建立初期，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姬旦，更是把政治和伦理糅合在一起，主持制定了典章制度与礼乐仪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范，这其中，丧礼的程序与仪式也进行了明确而又详尽的规定。

周朝总共历经八百余年，这个朝代虽然早就在历史上灭亡了，但周之礼仪却得以保留了下来。拿丧礼来说，三千余年来一直在神州大地上延续发展，无论是贵族家庭，还是普通百姓。相信每一个看过《红楼梦》的读者，都会对曹雪芹笔下秦可卿那夸张的丧礼印象深刻：摆宴席，设路祭，搭彩棚，奏音乐，其奢侈与繁琐程度几乎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当然，中国乡村社会目前保存下来的丧礼，其奢华程度与《红楼梦》中秦可卿的丧礼不能相提并论，但繁文缛节的程度并没有逊色多少，要用最少整整三天的时间才能彻底完成。熟悉乡村丧葬仪式的人都应该知道：逝者何时入棺何时下葬，均有明确的规定；亲友何时祭拜何时吊唁，均有明确说法；就连直系亲属的哭泣方式与哭泣时间，都有详尽而又不可思议的程序要求。

周礼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丧礼中每一项礼仪究竟代表什么意义，除了专门研究丧礼的人士与负责丧礼程序的阴阳师外，如今绝大多数农民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但实际上，丧礼中每一项仪式都是“长幼有序”和“男尊女卑”的具体体现。如果一旦明白了其中的深刻内涵，相信在崇尚自由的当今社会，没有几个人够接受这种观念。

按照现在的继承法，各个子女均有平等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但在封建年代，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儿子们虽然有“诸子均分”遗产的继承权，但嫡出长子享有一定的特权。与此相对应的，既然女儿没有继承权，在丧礼方面，就要把本家族的女儿排斥出核心的位置；既然长子享有一定的特权，就要负责摔盆打幡等重要的仪式。

也就是说，在乡村的传统丧礼上，是最能体现一个家族的尊卑次序的，而这种尊卑次序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些所谓的儒家学者对“礼崩乐坏”痛心疾首的背后，是对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默认甚至赞许。中国的乡村社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我们绝不可开历史的倒车，把治理乡村社会寄托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上。

与城市相比，中国农村是重男轻女的重灾区。国家统计局今年四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的13.73亿总人口中，男性是70356万人，占51.22%；女性是66993万人，占48.78%；男性比女性多3363万人。而新出生的婴儿性别比更加离谱，虽然已经连续七年下降，但仍然高达113.51（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对应地出生113.51个男婴）。

毫无疑问，那些消失的女孩在出生之前，在娘胎里就被通过鉴定性别之后，人为地做了引产手术。一些农村家庭把妇女当成生育的工具，千万百计地要生出儿子而不是女儿来，一定程度上就与传统的丧礼有关：如果你没有儿子，就没有人给你摔盆打幡；如果没有人将来给你摔盆打幡，你活着的时候就会自觉地低人一等。于是，乡村社会的重男轻女就是这样往复循环的！

《中国妇女报》前副总编辑谢丽华女士曾写过一篇题为《她们为什么非生儿子不可？》的文章，讲诉河北沧州一对因超生被双开的夫妻的故事。那位妻子告诉谢丽华，她娘家父母没有儿子，因为没人摔盆打幡，父亲死后十天不能出殡，她们姐妹三个跪着去求爷爷告奶奶，最后一个亲戚的儿子才帮了忙，她父亲才得以入土为安。

那名妻子说，这件事对她触动太深刻了，所以结婚后就下定决心非要生一个儿子不可，她说她不能像父亲一样尸体放臭了也出不了殡。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的丧礼，把男尊女卑表现的一览无余，即使是拥有血缘关系的至亲，仅仅因为你是女性的缘故，就不能主持负责最核心的仪式。

在那篇文章中，谢丽华女士还讲诉了自己的经历，她的母亲在山东老家去世后，尽管把丧礼的程序减了又减，但核心的披麻戴孝和烧纸打幡保留了下来。“比如印纸钱，只能男人动手女人不能动手；比如送殡，只要是男孩，即便是没上学的娃娃也能走在队伍前头，我们姐儿仨都已四五十岁但也只能跟在他们后面。”谢丽华说自己“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不平等和被歧视的滋味！”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应该继承发扬，对其中的糟粕陋俗，一定要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切割。逝者的丧礼仪式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丧礼的核心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要贯穿人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虽然是各种因素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我们不应该怀疑，移风易俗，淡化传统的婚丧嫁娶制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丧礼在乡村更具有表演的性质，已经脱离了追思逝者的原有意义。程序上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丧礼仪式，无论是雇佣吹鼓手，还是请来念经队，甚至最近几年兴起的脱衣艳舞，每一项活动都需要真金白银在来做后勤保障。

办丧事的这几天，要拿最好的饭菜宴请亲朋。谁家抽什么烟，谁家喝什么酒，谁家花了多少钱，都是人们茶余饭后以及茶余饭后之外的重要谈料。抽好烟喝好酒，人们自然要竖大拇指，稍微办得寒酸一点，就要受到人们的嘲笑与讽刺。

抛开丧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一核心不说，目前农村的丧礼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了展示扭曲价值观的竞技场。拿我们老家来说，丧事的礼单（就是礼金数额）是要贴在最显眼的地方的，人们会围着礼单议论主家（逝者家属）是赔是赚；还要议论谁上了多少礼金，并以此进行道德批判：谁谁谁怎么没有参加？谁谁谁礼金怎么上的这么少？谁谁谁怎么这么不懂礼数？说白了，就是靠群体的力量赤裸裸地搞道德绑架！

拿我本人来说，尽管身在京城，但还是逃不出丧礼的魔咒，只要老家和我稍微沾点亲的亲属去世，就会有报丧的信息传来，而每一次我又不得不按照传统规矩，给逝者家属捎上一两百元甚至更多的礼金。

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却令当事各方痛苦不堪的事情，对于逝者家属来说，如果不给你报丧，又怕你事后挑理；如果给你报丧，则又有给你下发“罚款单”的嫌疑。而站在亲友的角度，如果不去吊唁，恐怕被指失了礼数遭人笑话；如果前去祭拜，往往又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白白花去一笔不菲的费用。很多人甚至无可奈何地自嘲，只有等自己的父母去世了才能赚回来了！

吊诡的是，在乡村社会，你家葬礼举行的隆重不隆重大家都拿眼睛盯是看，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则似乎无人关心。巨额的丧礼费用，已成农民的沉重负担之一，与结婚费用、治病费用并列压垮农民脊梁的三座大山。毫不夸张地说，互相攀比而又水涨船高的丧礼花费，已经影响到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厚养薄葬，厚养薄葬，厚养薄葬，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厚养薄葬才是子女孝顺父母的唯一正途。那些劳民伤财的花架子程序，与孝顺的真谛毫不相关！

除了“男女平等”这一宣传口号，中国在普及推广性别平等方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一般农民而言，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他们或许对丧礼中歧视压迫妇女的仪式与内涵并没有多少切肤之痛，但他们对丧礼中的过度开支一定感受到了。

联名信中说：“在穷乡僻壤中保留下来的传统丧葬礼仪，堪称礼乐文明遥远的绝响，值得每个炎黄子孙珍惜。”可是，如果你到农村走一遭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对丧礼早就深恶痛绝，对于政府精简丧礼程序是举双手赞成的。只不过，他们之所以大操大办，无非是置身于这种文化当中，硬着头皮迎合所谓的传统罢了。

这些儒家学者声称，在乡村丧礼上，孝子贤孙清早起床后，在唢呐声中绕行村庄一周，代表逝者向碰到的每位邻居致谢，有利于培养乡民的友情。震耳欲聋的吹打声是否有生产噪音扰民的嫌疑姑且不论，恐怕雇一个鼓匠班子就不是一笔小的开支。况且，培养乡村的良好氛围，有一万种方式，何必拘泥于这种形式？

观察基层政府的改革举措，主要是下发文件取消家庭办丧，取消吹鼓手，取消丧礼宴席，把“三天丧”改成“一天丧”，总而言之，就是简化丧礼程序，减轻丧礼花费。政府有没有权力干预民众的私人生活历来有争议，我不想探讨这个问题，我只想说，传统丧礼与自由平等相悖，早就到了应该落幕的时刻了！

说到政府把“三天丧”改成“一天丧”，儒家学者就此批评道：“强行在乡村推行一天丧期，连远方工作的亲人都来不及回家见最后一面；父母去世后尸骨未寒就要拉出去火化，情何以堪？”还是以我老家为例，老人去世之后，装有遗体的棺木要在灵堂内放置或五天或七天或九天或十一天，但重要的祭拜仪式，要在包括出殡这天在内的三天内举行。由此推测，“一天丧”应该只是把三天的仪式缩短至一天，而不是一天之内就要出殡下葬。

这些儒家学者把丧礼摆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认为当前乡村面临着严重的秩序紊乱和道德失范，只有复兴传统丧礼才能维系乡村的长期和平稳定。乡村社会真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了吗？对于这种危言耸听的说辞，我不想再多做批判，只想用晚清大改革家李鸿章的一句名言来给本文画上句号——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

（作者系女权主义时评作者，精卫鸟女性文化评论机构主笔，著有《另一种美》，新浪微博@高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