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为留守儿童做些什么？

2016年11月9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民政部召开。这次会议不仅通报了农村留守儿童排查工作的基本情况，而且专门部署了“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会议标志着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其中的困境儿童的关爱工作，已经从调研摸底的准备阶段正式进入了攻坚克难的行动阶段，可以说是我国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笔者有幸受邀参加了本次会议，收获良多，结合自己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理解，做一些粗浅的解读。

会议本身显示国家最高层面高度重视留守儿童问题

正如黄树贤部长在会上所讲，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是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有着非常深刻的时代背景，涉及方方面面。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也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办到的。从本次会议的参加者来看，除民政部黄树贤部长亲自主持会议外，中央政法委、中央农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税务总局、统计局、法制办、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妇儿工委、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高层代表悉数出席，可以说涉及到与留守儿童问题相关的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部门。而多部门就“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专门发文，更是显示了超强的政策力度。浙江、安徽、江西、重庆、陕西等省（市）也由专门分管副省长（市长）介绍所在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经验和做法，显示了高度重视。黄部长也强调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工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决策部署。可以说，本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显示了国家最高层面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高度重视。

留守儿童问题由来已久，许多社会组织和机构，学校，政府机关等都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但以前的工作基本上是分散的，还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的全面，系统的工作体系。而“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将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形成责任明确，不留死角的覆盖全国的关爱网络。

针对困境儿童的高强度国家干预正当其时

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七星关区5名留守儿童在垃圾桶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4年4月，贵州毕节警方通报某小学老师涉嫌强奸至少12名女学生，多为留守儿童；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集体服用农药身亡。类似的极端事件，不断拷问我们的良心和责任。本次专项行动，主要针对监护状况差或无人监护留守儿童，辍学留守儿童，无户籍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这个群体虽然占留守儿童总数比例不是特别大，但是他们是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因此，国家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非常必要且及时，体现了政策兜底，不漏一人的思路。

专项行动强调的落实监护责任，强制报告责任等，如果能够不折不扣地加以实行，必然能在全国大幅度减少乃至消除类似的恶性事件。政府在家庭监护缺失的情况下强制介入，保护儿童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教师与学生的结对帮扶制度关键在落实

教育部副部长李晓红在讲话中代表教育部提出要健全结对帮扶制度，确保所有留守儿童都有结对帮扶教师。教师是留守儿童最重要的榜样角色之一。留守儿童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教师的一言一行来形成内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同时，与教师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给予儿童的情感支持。笔者在地方调研过程中也了解到，部分学校已经建立了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结对子的帮扶机制，教师定期家访、与留守儿童谈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然，如果帮扶制度要全面推开，势必面临如何选择足够的优秀老师参与帮扶活动的问题。有的留守儿童较多的学校，一个老师可能需要面对十几位，甚至几十位留守儿童。这样的话，老师工作量势必会很大。国外的研究也表明，帮扶制度是否能成功，关键在于帮扶对象之间互动的质量。希望教育部能有进一步措施，培训、激励、支持老师对于留守儿童进行有效的帮扶。当然，帮扶的参与者可以不仅仅限于老师，社会爱心人士、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甚至高年级同学，都可以充当留守儿童的帮扶“导师”。

寄宿制学校有望成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辅助手段

李晓红副部长在讲话中还提出，要切实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完善生活设施，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寄宿需求。这表明寄宿制学校已经被列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笔者在进行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好的寄宿制学校非常受家长欢迎。然而，要充分发挥寄宿制学校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中的作用，还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如何调动农村公办学校对于寄宿制的热情。寄宿制学校及老师在监护和教育留守儿童时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学校及相关负责人将面临问责。但他们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并没有获得对等的回报。因此，如何从政策层面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激发学校的动力，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寄宿制学校对于学生的影响，尤其是低龄留守儿童的影响需进一步研究。最后，如何解决寄宿学校可能会诱发的逆向选择。部分父母可能会因为寄宿制学校所提供的有效监管，而选择外出务工，反而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增强家庭责任感任重而道远

本次会议也特别强调家长的监护责任。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而另一方无监护能力而导致留守儿童处于无监护状态的，公安机关将责令其立即返回或确定受委托监护人。对于特别恶劣的遗弃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打击。本次会议的部署，有望有效实现政策兜底。然而，即使是对于有监护或监护状况较好的流动儿童，其家长也需要认识到父母缺位可能对儿童长期的不利影响。

家庭的作用不可能完全由社会或学校替代。对于一些家长而言，将监管孩子的责任全部推到学校和社会本质上是家庭责任感的淡漠。因此，留守儿童家长的家庭价值观重建及教育理念的更新至关重要。父母外出务工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但金钱不能替代教育和亲情，更无法弥补教育和亲情缺失造成的长远影响。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父母的角色也无法由祖父母或者老师来替代。国际上的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角色在儿童关键期的缺位将对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产生深远且不可逆的影响。

期待流入地政府进一步行动起来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转型期城镇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老体制和急剧变化的经济社会现实之间的不协调。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仅要关爱已有的留守儿童，更要采取措施减少（潜在的）留守儿童数量。本次排查发现对应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小学阶段的6到13岁农村留守儿童占比高达62%，这无疑与流入地对于随迁子女就学的吸纳不够有相当的关系。安徽省副省长在发言中提到保障随迁子女入学的问题，这意味着政府已经认识到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的转化关系。然而，像安徽这样的流动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在这方面可以做的其实不多。因此，解决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不仅能从源头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也是我国进一步城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大部分都是流入地城市的建设者，流入地政府也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参与到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