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赤脚求学:吃苞谷饭,点桐油灯

金敬迈 口述 张钧 采访整理

2016-11-17 18:1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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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出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系列丛书《述林》第一辑即将面世,书名为《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本文摘录自该书,讲述了作家金敬迈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金敬迈

1942年秋天,父亲去世,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变得很窘迫。在重庆万县,我整天在街上卖烧饼油条,用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我妈妈对我说:“老迈,书还要读,怎么读你自个想办法,娘是没有力量了。”我也觉得要读书,我还那么小。我就打听到湖北有联中,它原来叫国立联中,是国民政府为了救助沦陷区逃亡出来的失学孩子,用国家拨款养活的。学校不要学费,不要杂费,不要书本费,不要伙食费,还发衣服。但湖北联中有个规定:必须是湖北籍的流浪儿童才能去。于是妈妈和婆婆给我凑了点钱,做了两双鞋,我自己准备了一个线毯,几件衣服。钱是两块光洋,其中的一块光洋换成法币。临出门,她们嘱咐我,让我跟着别人走,路上多打听。从万县经过黎川,到湖北恩施,再到恩施一个叫宣恩的地方,宣恩有个镇子叫高罗,高罗有一个叫九间店的村子,九间店有个学校,叫湖北省立第一初中,是个非常好的学校。
我背着个包,只身一人上路了。每天天还没有完全黑,就赶快找个院子住下来,天刚蒙蒙亮就出门。路上碰到人问:“你到哪儿?”“我到野三亭。”“野三亭我们顺路,那你跟着我们走。”走一段,他说:“好了,我从岔路走了,你顺着往前走,十五里路就到了野三亭,到那里你再打听。”中间也走错过路,被指错过路,反正就是“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此句口述有误,应为“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走了二十多天终于走到恩施。到省政府教育厅,我就说我是湖北人——我也会学几句湖北话,人家问我为什么来上学,我说我父亲去世,我失学了。他说那你要读哪边,我说我想读宣恩县高罗镇的省一初中。他问为什么要到那个学校去。我说,听别人讲,那个学校好。“哦,你还蛮有志气的,你考不考得取?”我说考得取吧,我功课还算好。他就用毛笔写了封介绍信,某某校长收,流浪学童金敬迈如何如何。我揣着这封信就又走。两百来里路,走了两天,到了省立第一初中。
重庆万县
我最初打算插到初二去,可在那儿一报名,人家说不行,因为我之前在万县初一只读了个把月,所以还得从初一读起。在联中读书很艰苦。课本不要钱是因为没有课本,读一年级,课本要从二年级同学手里头借,他们也不是人手一册,全班大概有那么七八套书,也是上一届读完以后交给他们的,就分给大家抄。那年月既没有钢笔,也没有铅笔、圆珠笔,都用毛笔抄。寒假时候我无家可回,就在学校抄课本,奇冷无比,手冻得不行。后来有同学就告诉我说,你到河边去捡两块鹅卵石,不要太大,就这么圆圆的,你把它悄悄丢到伙房的灶膛里头去,等他们做完饭,你再把它扒出来,找些草或破布把它包住,放到抽屉里头。它冷却得慢,可以好几个小时都有热度。抄书手冻僵了,就捂着那个石头摸一摸,然后接着抄。到后来我就索性捡了一块大的鹅卵石,冬天抱着鹅卵石睡觉。我宿舍的床铺在门边。冬天,雪就从门缝里刮进来,能在我的脚上落一层。后来我写《欧阳海之歌》,写欧阳海小时候砍柴,睡在柴草房里,脚被雪埋住了,其实这是写我自己。那时我的脚在冬天总裂着口子,永远长着冻疮,那个裂口似乎就从来没有愈合过。去学校前,妈妈给我做了两双鞋。一双鞋洗完晾晒,忘了收,过几天再找就找不着了。另一双鞋穿不得了,因为脚长大了,十二三岁正长身体,脚长得也很快,就没有鞋穿了。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更困难的事,就是视力急剧下降,这可能跟营养不良有关。另外,我没有灯,桐油学校不发,这得靠你自己,要是有钱,你就到集上去买点桐油——那地方没有煤油灯,煤油那时太贵了,大家都用桐油灯。有钱的同学买四根灯草,四根甚至于五根,那样火大一点;那么钱少的就买两根,有的还点一根,那就真像一个豆火一样。我没有钱买桐油,就跟我邻桌同学合伙用一盏灯。他坐一号(桌),我坐二号,灯放在我们当中。他坐在左边,是背光的,因为他右手写字,我是顺光,于是我们经常闹矛盾。他就索性把灯放到他左边去,我就只能利用灯的余光,他不趴下,灯光可以照过来,他头一趴下来了,我就眼前一片黑。上自习的时候——晚上自习是两个小时,那时候没有钟表,打钟吹号上自习下自习,我开始坐在那儿还有点精神,还偷点光看看书,到后来眼睛累了我就趴在桌上打瞌睡。老师晚自习要查一下课堂,就看看哪个座位是空的,谁没来自习,看完以后就不会再来。我后边一个同学,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覃好勋,因为他哥哥名字好记,叫覃好根。覃好勋有一个毛病:他不能够默念默读,不把课本念出声来就记不住。“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我就打瞌睡,半睡半醒地听。第二天一清早上课,老师叫“覃好勋!”覃好勋站起来。“背!”“臣……布……布……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苟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第四句他就背不下去了。过了几个人,老师叫:“金敬迈背!”“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我背得很流畅。头天晚上,覃好勋读过好多遍,等于我半睡半醒状态下默诵了好多遍。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记忆力特别强,听上几遍我就能背出来。所以国文老师后来基本不叫我背书,因为我都能背得出。在这个学校里,校长很喜欢我——他教英语。我爸爸从小教我英语,小学五年级,我就可以用英语写简单的作文了,记述今天做了什么事一类的。而联中初一才开始学26个字母,所以校长每次叫我背课文,我都背得很流利,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课本,每一课也就是几句话,单词我都认识。校长就认为这个孩子很聪明,其实我只是基础好。英语靠背,国文靠背,历史地理靠抄。把课文抄一遍,胜读十遍,特别是地理,地理要画图,照着描。湖南北边是湖北,西边是四川,东边是江西,南面是广东、广西;湖南省会是长沙,“湖南四水”是湘、资、沅、澧四条江;洞庭湖在哪儿,京汉铁路从哪过,我画过一遍图以后,就慢慢都记住了,到现在也记得。但是到了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我视力衰退很厉害,还得了夜盲症,到晚上完全看不见。因为我个子很小,坐在第一排,白天连黑板上的字也看不清。视力衰退就格外用耳朵,耳朵高度集中,听老师讲,就这样,功课好像也还能跟上。

说到伙食,当时吃的主要就是苞谷饭。国民党征收粮食,农民交的多是陈苞谷。仓库里头,保管也不妥,苞谷就都让虫子给蛀了。学生吃饭反正也不要钱,他们把好的粮食拿到市场去卖,次的就发给学校。苞谷磨完以后,当中已经被虫给蛀空了,净是虫粪。磨碎以后,苞谷皮白白的半透明,这是磨不烂的,虫也不咬这个东西。吃这种苞谷煮的饭,所有苞谷皮上的白衣,就都粘在喉咙里头。所以吃完饭以后,同学们就到课室与饭堂中间的水稻田里,都蹲在那儿,咳咳咳,苞谷皮粘在喉咙管上,很薄,粘得很牢,漱漱不下来,咽咽不下去,就靠这个喉管的运动把它吐出来,要不就很难受,我当然也要咳。就那个苞谷饭也不够。当时学生中有个说法:“一碗平,二碗浅,三碗来个不要脸。”就是第一碗你盛平平的一碗;第二碗你就添一点点,赶快把那一点点吃完;你再使劲来一碗,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吃了,这时桶里已经空了。后来苞谷供应越来越紧张,先变成“一碗浅,第二碗就要不要脸”,后来,第一碗就得“不要脸”,如果第一碗添少了,你想去添第二碗,桶里就已经没有了。再后来,不得已,学校就采取分饭的办法,八个人一组,有一个值日生,先给每个碗里头舀那么大半碗,如果还有剩余就每碗再加一点。老师来了吹哨子,“开动!”然后大伙就快快地吃。基本上就没有菜,配饭吃的就是用黄豆磨的“和渣”,里头有一点盐,更多是辣椒,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辣椒的。抗战时,沿海被日本人占领了,海盐进不来,湖北四川一带产岩盐,但非常贵,平时难得有一点。有钱的同学,家里寄钱来了,他可以去买一块岩盐,用个纸包着就揣到口袋里,没事拿出来舔一下子。我在一边看到,就想:哎呀……要能够舔一口盐那就太幸福了。遇到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他会拿了筷子“吱吱吱吱”刮两下——岩盐是一个石头状的盐块——刮到你碗里头,那就觉得幸福得不得了。所以我现在吃得特别咸,因为那几年时间我就没有痛痛快快被咸过一次,没有。我那些同学偶尔也请我去吃一次饭馆,我都让饭馆在菜或者汤或者面条里多放盐。老板就说,哎哟,是不是东门关打死盐客喽。东门关是很陡的一座山,那上边经常发生土匪把盐客杀了的事件,老板的意思是,要不然你哪舍得这么放盐呢。
学校大概一个学期打一次牙祭。学校也喂猪,学生们上山打猪草,打完猪草专门有人喂。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杀一头猪。猪喂养得都很大,三百多斤。但学校有将近一千人,还有那么多老师,你说那一头猪杀了过后,每个人能够分得到几块呢?即使这样,在打牙祭之前,比如星期五打牙祭,头一个礼拜就开始兴奋,就开始想这肉一定要怎么好好吃什么的。从第二年起,学校每年发一套外衣,四个兜带盖的,所谓学生装。后来,我自己带的衬衣衬裤难得洗一次,晒在那儿又跟鞋子一样忘了收,过几天再看连“尸首”都没有了。于是光着个腚,就一套空心衣服。没有换的怎么办?礼拜天就到河滩上去,自己不会洗衣服,但看过别人洗,没有棒槌就拿石头砸一砸,揉一揉,晾在鹅卵石上。那个时候夏天太阳真猛,衣服一会儿就干了。晾衣服时,就光着个腚,沿着小河边去抓鱼。那小河里有种鱼,当地叫鲶巴浪,是一种鲶鱼,还有一种铲子鱼。运气好的话,一个人能够抓那么七八条,甚至于十来条。抓完之后就慢慢顺着小河沟回来,抓那么几个小时,衣服也干了,干干净净地重新再穿上。拿着个柳条,穿一小串鱼就回去。有时几个同学一起去抓,都是家境比较困难的,抓完几个人凑点钱到老百姓家里去,买点米,还要给一点柴火钱,一点盐钱。饭要煮,鱼也要煮,多少要放点盐,辣椒满地都是,你随便抓几个来,老百姓地里总会有点菜,弄点菜来个一锅煮。那个高兴,那个好吃呀!怕有的同学专门挑鱼吃,我们干脆就在吃饭的时候,把灯给吹了,就黑摸着吃。农村一没有灯那真是漆黑一片,“哎呀,对不起我捡到一条大鱼”,其实这大鱼狗屁也不是,就是高兴啊。偶尔有过这么一次,就成了美谈,成了多少天以后的回忆:那天鱼摸的,那条鱼真大;那个鱼真香,那条鱼真好吃;卡住我喉咙半天,我也没敢停,都咽下去了。

当时离我们学校不远有个地方叫小关,是湖北省高级工业学校所在地,隔我们不远的李家河有湖北省高级师范学校,这一片有不少学校。我印象里,学生在抗战期间的待遇和身份地位比兵高。当时,陈诚是第六战区司令,遇到学生与兵发生矛盾,他总站在学生一边。他认为秀才遇上兵,才有理说不清,他要向着秀才。那个时候整个国统区粮食紧张,陈诚在恩施就规定不准酿酒,抓住酿酒的就枪毙,真枪毙。所以他当时在老百姓中威信特别高。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我到联中上学以前。1940年,张自忠将军牺牲后,他的灵柩从前线运下来,经过宜昌要运到重庆去安葬。那时我们恰好逃难到了宜昌。我家原来住在乡下,后来为了给爸爸治病就搬到宜昌市区来了。当时听说张自忠的灵柩明天要从宜昌街上过,人们也不知道这个灵柩是不是就从你自家门口过,但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放一张桌子,烧三支香,点两支蜡烛,摆上一点供品——一点水果,几碗饭,就祭奠他,一家一家一家,摆满了。我记得很清楚,张自忠那个灵柩正好从我住的那条马路过。国民党将领,我记得第一个名字就是张自忠。在那个年月,对于敢于抗日,敢于杀敌的英雄,确实是由衷地敬佩。因为民族处在苦难当中,那么为国捐躯的英雄不就是民族的希望么?

除了抗日英雄,战争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1940年宜昌大撤退,那时我们住在宜昌,我爸爸托人找到了几张开往万县的船票,我听大人说,这是最后的船票了,要走不了的话,那就只有留下来当亡国奴。当亡国奴很可怕,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在南京杀了很多中国人。所以在当时很多人的头脑里,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但是当我们一家赶到码头时,发现已经上不了船了,因为这个船停在江心——它不直接靠码头,要用小木船或者鱼划子靠近大船,才能上去。而此时大船已经被十几层小船里里外外包围住。我记得那天天还没有黑,我们就雇了个船来,往大船上靠,一点点挤、一点点挤,怎么也挤不进去。一直到了大半夜,才终于靠近大船。但船工不肯开门,给他看了票也不开门。他说你有本事自己沿这个船舷爬上去。当时我爸爸已经病得很重,他就叫我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妹妹走,他要独自留下来。那当然不行,一家人死活都要在一起。后来好不容易,在别人帮助下,他就沿着船的栏杆,终于慢慢、慢慢硬爬上去了。我记得很清楚,爬上去以后,他就大口吐血,我就拿脸盆接着,差不多吐了一盆。总算爬上来了,一家人打个地铺在船上。不一会儿,船就开了,开到离宜昌有相当一段距离,宜昌灯火已经看不见了,就停下来。到第二天清早,它又开回宜昌,又停在江心。到晚上,它再开到头天到的地方。转天又开回宜昌。这个船上有个规矩,就是不开船就不开饭。一般人上船都会带点吃的,怕路上万一有个急需。但谁也不可能带几天的饭,因为这个船开到万县也就是二十几个小时,上水也就到了。可这么折腾两天以后,家里把吃的都吃完了,那怎么办?有小划子过来开始卖点东西。很快这个东西卖完了,小划子上的人就说:可以接你到岸上去,买完吃食再把你送回来。收多少钱?钱不多。这船上就有相当多的人下了船。
同船有我一个叔伯姐姐,她十几岁,准备下去买点吃食,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能就是本能——我抱着她的腿一边哭,一边喊,我说不能下去。她说为什么,我买完东西就回来嘛,你要不明天都没有吃的。我说不行,不能下去。妈妈看我哭闹得这么厉害,就说:“算了算了,依老迈的,不下去就不下去。”那个姐姐就没有下去。不一会儿,船上突然灯全灭了,船开始启动,小船就都被甩在了后边。这船上当时就哭声叫声喊成一片;小船上、岸上有很多人没回来,他们一边招手,一边喊“等一等”,船一直往前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拉起了空袭警报。有船工对船上的人说:不许喊,关灯是因为敌人飞机要来了,你们喊喊喊,是想跟日本人报信,把船炸沉啊?大家才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说,什么空袭警报,那岸上的灯都亮着呢!“他妈的,你是汉奸!”船工拿着手电筒照着这个人,上去把他按在地上一顿死揍,打得头破血流。这个船刚开始启动的时候速度不快,岸上有人就沿着江边撵这个船,不停地在那儿呼喊,后来越开越快,灯火就越离越远,岸上人的喊声也听不见了。
这个船叫“民权号”,我记得很清楚,是民生公司的一艘船。当时那个船上装着很多桐油。桐油是四川特产,用竹篓子装的,竹篓子里头有一层纸挡着这个桐油。这些桐油本来要运到下游去,但是这时候下边战事已开,桐油没有卸货,就放在船边上。回程时,船工就把桐油和煤一起烧。桐油倒在煤里头,一铲子煤加进锅炉,烟特别大。船速特别快,大概是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就到了万县。我不记得宜昌到万县是多少里路,但我记得往年好像坐一天还不止。当年长江不能夜航,可这个船就夜航了,开了就一直没停。那这艘船为什么来去几回又突然开走了呢?我估计是它在等一个什么重要人物,到后来这个人物终于上船了,它就赶快开走,就落下那么多的人,这是我今天的猜测。不然怎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就不能等等岸上的那些人?因为这显然不是空袭警报,如果是的话,宜昌的灯火也要灭的。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运送人员物资,在南京、上海、武汉撤退时立了很大功劳,卢作孚也是个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抗日战争的人。当然突然开船未必是卢作孚的决定。我不知道这个事的内幕到底是什么,但这一次好多家庭因此被拆散,从此以后可能再也见不着了,确实是人为造成的悲剧。现在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当年“民权”号上的乘客一定还有人活着,甚至由于这次突然事件造成妻离子散的人也还有人幸存,我希望他们中会有人为我作证。也不知道当年造成分散的这些骨肉,后来还有没有重新团聚的……但愿他们都重新团聚。这是我作为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对当年这件事情的期盼和祝福。
谈到抗战,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忆犹新,陈纳德领导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当年有一部分基地在恩施。我看见过鲨鱼式战斗机,还是螺旋桨的,机头上绘了一个鲨鱼头——红嘴唇白牙齿的鲨鱼头。偶尔我会看见它从机场起飞,到敌占区轰炸,心里很振奋。前些年都是我们在躲日本人的警报,现在我们开始去轰炸敌占区了,这大约是1944年。

1945年8月15日,学校正在放暑假,我也没地方可回。从广播里听到胜利的消息,很高兴,莫名其妙地高兴。抗战八年熬到了胜利这一天,就要出头了。在湖北联中的三年,一天三顿饭,吃不饱,但也饿不死,我已经很满足了;一年一套单衣,三年一套棉衣,尽管后来那个棉衣穿得已经没有棉花,变成一个夹衣,我也很满足;我的个头又小,那个上衣都拖到膝盖这里,像大衣一样,我也很满足。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环境如此,我无能为力,也只好忍着熬着。这一切都是日本人造成的。日本鬼子要是没抢占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何至于此?我是南京人,江浙一带是比较富饶的地方。当时,我不知道别的同学,至少我是被灌输那个思想:一旦等日本人垮台,抗战胜利,我就能回家,好日子就必然到来。1946年,学校复员回到武昌昙华林省立第一初中的原址,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上过的这个学校非常有名,董必武、李四光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在昙华林,我打过一个日本人。没有原因,就是想打他。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六岁,在路边玩,一个一米左右的铁栏杆,跳上跳下地玩得起劲。这时,过来一个日本人,见到我他赶忙躲在一边,“哈伊”,给我鞠躬——我这也是乘人之危,因为我个子小,他要站直了,我就够不着他的脸。我上去就“啪”地给了他一个嘴巴,“哈伊,哈伊”,他赶忙又退了两步,见我住手了才走开。打一个嘴巴够了。我很久以前就有这个念头,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揍一顿日本人。那时也没想到会胜利,也没想到我还能见到日本人。这一天我玩的时候也没想到他会出现,是他那一声“哈伊”,勾起了我这个恶念。他没有惹我,没有得罪过我,我不该扇他耳刮子,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报复心理。不知道这个日本人现在还在不在,他也未必做过恶,向他表示歉意。
《述林1: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
责任编辑:钟源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口述历史,金敬迈,抗战,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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