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校访谈26|星河湾双语学校校监:“中国根”不能丢

澎湃新闻记者 徐笛薇 实习生 周祺珺

2016-11-11 13: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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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基础教育领域,唐盛昌是泰斗级的人物。
他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也曾是“国际文凭组织校长委员会”的亚太地区校长代表,而最传奇的是他在1989年到2013年执掌上海中学的24年间,带领这所百年老校成为了上海高中“四大名校”之首。自此,他被称作“上海最牛中学之父”。
1993年,唐盛昌在上海中学创设国际部,是上海第一所教育教学由中国人自主管理的国际课程学校。其间,他做了深入的国际教育比较,此后在国内基础教育发展和改革进程中都留下了印迹。
71岁退休之后,他再次出发,在2012年创办了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担任“管大事”的校监),探索把国际课程和中国教育体系、文化环境融合起来,实现真正的“中西融合教育”。他说,“我的想法可能有些超前、另类,做的事也有实验性,但对中国教育发展有价值。”
星河湾双语学校以培养“中国核·世界流”的人才为教育理念。在低年级施行中外教“包班制”,要求中、外教高度协作,以中文课程作为核心课程贯穿于12年制的教学。
在这块高端民办教育的试验田,唐盛昌提出了“学科群”的课程思想。要求学生在母语、外语、数学、实验科学、人文科学、艺术、技术等大的学科群中自选6—8门,在其基础上再叠加3门活动、体育项目。而保证课程选择性的同时,也给予学生在同一学科中自选难度水平的权利。在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时代,唐盛昌认为通过双语教学环境,更应培养拥有深厚的中国情怀、个性化的知识结构和开阔国际化视野的创新人才。
建校第四年,星河湾即将迎来第一批高中毕业生。而近期学校高三同学在SAT、托福、AP等考试中成绩可喜。
2017年秋季,唐盛昌积蓄力量筹备的第五所民办学校——金山杭州湾双语学校也即将开始招生。在延续星河湾双语学校的模式之上,唐盛昌希望新学校把更多关注放在学生的优势潜能上,“让在某些领域非常有悟性的孩子充分发展自己的长处。”
10月中旬一个阴雨绵绵的秋日上午,74岁却依然神采奕奕的唐盛昌在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谈起了自己的教育观。
对于目前中国国际教育的火爆现状,唐盛昌从供需视角剖析了深层原因。他说,在新的格局上,中国家长对教育的需求已有了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教育界回以更多的呼应。另外,他也明确指出对于当前国际学校中办学者专业水平、教育主权意识以及整顿以非学历教育的名义行学历教育之实乱象的三大忧虑。在他看来,目前真正能满足社会需求的优质双语学校仍是一种稀缺资源。
星河湾双语学校
【对话唐盛昌】
“国际教育乱象中最严重的是:有机构用非学历教育的名义行学历教育之实”

澎湃新闻:近年来,从公立教育体系转入民办或国际学校的中国家庭越来越多。您认为,这个热度持续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唐盛昌:我的一个感觉,家长的期望值有所变化,他们的全球视野的打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些家长本身就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更会对比中外教育理念的差异,再加上经济实力也足够承担。
此外,家长对孩子教育规划的目光也变得更长远了。以前从升学的视角,家长只会考虑孩子一个学段去哪所学校,但现在更多的家长开始从人生规划的角度和孩子一起讨论将来的发展方向。视角变了,行动也就变了。因为开始从终生发展来考虑,选择国际课程的家长除了学科教育也十分注重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希望孩子不断地处于正向的环境之中。这也就对中国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希望学校提供更好的人文环境。
澎湃新闻:对学校来说,什么是优质的人文环境?
唐盛昌:好的人文环境,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就是看学生在这个学校里是不是真的开心,感觉到温暖和善意?
社会上对师生关系的改善有很多讨论,但是目前来看学校真正的人文环境并没有很好改善。教师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尊重和喜爱,对学生生活、感情、思想各方面的关心和交流;同学之间能不能相互爱护、相互帮助;包括教师之间相处是否融洽;甚至扩展到家长间关系如何,这种氛围是人与人之间真正情感的体现。可以说好的人文环境是非常新的元素,很多国际学校还没有真正地意识到这一方面的挑战,但实际上给整个中国教育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澎湃新闻:在星河湾双语学校,办学者怎么来营造出好的人文环境?
唐盛昌:举个例子,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并不意味着学生犯错误了老师不可以讲他。重要的是,老师能不能做到出于爱护、充满耐心地提供帮助,告诉学生哪里做错了,应该怎么样做?像现在有的小学里已经产生了类似成人化的竞争,实际上对小孩塑造健全的人格没有益处。在人的成长中,独立思考、对他人处境的关注、对社会的责任感等超越学科成绩的素养成为了我们教育里必须更关注的大问题。
所以星河湾提出“境界、修养、学力、潜能”八个字。家长和学校首先要了解孩子的潜能,然后根据各人的学力形成不同的知识结构,因此在核心素养里我更强调个性的发展。之前我说过,国内课程的特点是“抑长补短”,而国际课程是“扬长平短”,非学科素养让孩子今后在能适应未来智能社会的同时又能享受到人生的快乐。
澎湃新闻: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哪一点人文因素是亟待改善的?
唐盛昌:对于养成教育中国还没有足够重视,而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譬如,他们有一句话是“我不麻烦别人”。很简单却包含着深刻的道德伦理内涵。让人慢慢养成考虑他人感受的习惯,最后在社会上营造出“自己感到舒服,别人也感到舒服”的环境。学校应该教给孩子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
澎湃新闻:近年来,国际学校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校长跟投资方不合、课程体系水土不服、学生流失、赚快钱等各种问题。您怎么看当前良莠不齐、缺乏监管的乱象?
唐盛昌:我们当前国际学校面临三大挑战,第一条就是对于办学者的专业水平提出的要求。
好多学校标榜自己提供国际课程,想要把优质元素引进来,但办学者或教育工作者对国际课程体系的精髓并不了解,也没有很深入的思考,以为把国外的书拿过来,找个懂英语的讲一讲就能够开课了。
因为专业性的不足,在双语教学中有些学校在学科中教给学生的很多表述可能是错的,真正交流起来外国人听不懂。比如,数学课的术语,5除3和5除以3,一个是除数,一个是被除数,双语老师不当心就会讲错。这是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家长对双语学校的认知还比较浅,类似专业水平不高的学校短时间还能浑水摸鱼,但等到真正比较成熟的学校逐渐显露后,这些滥竽充数误人子弟的就会被淘汰。
国际课程中的第二个问题在于牵涉到教育主权、意识形态还有价值观,从这些角度讲,比其他行业要复杂得多。
我国教育体制分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到九年级)和高中阶段(十到十二年级)。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有《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必须以我国的课程作为主体课程,这是不容冲击的。但现在也有的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提供某个国际课程。
高中阶段可以引进一些国际课程,开阔视野,但“中国根”不能丢,具体到课程上就是思想品德、中文、历史、地理这四门课程必须要学。
但我认为,国际课程与中国课程在整体上是难以融合的。在数学,理化生等实验性学科,在技术层面上,可以有很多的整合;在一些人文类学科有些客观性内容也存在整合的可能,但在价值观层面上,整合就不一定可行,更不要说融合了。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整合,其中也牵扯到一系列政策问题,要引起学校高度的关注。
按我的讲法,高中阶段可以整体引进相当一部分的国际课程,义务教育阶段则是更多把国际教育的元素整合到我国的课程体系中来,分寸必须要掌握好。对教育者来说,提高国家教育主权的意识是重大且必须正视的一大问题。
第三,现在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学历教育中看到的问题,但是现在有一批教育机构用非学历教育的名义行学历教育之实,这是当前国际教育乱象中最严重的问题。这些教育机构提供了这样一条路:为了出国,学生放弃国内初、高中文凭,放弃学校正常上课,机构通过和国外某个学校或机构挂钩合作,让学生上国际课程,最后用国外学校的文凭出国留学。
澎湃新闻:这样的做法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吗?
唐盛昌:目前的政策还不清晰。应该说是不允许的,但因为打着非学历教育的幌子容易被忽略。此外,监管部门整顿起来也有难度。一是准入标准很低,二是因为不是正规军,像打游击一样,很难监管到位。
其实,这些机构钻了国内外双方教育体系的空子。一边因为国内的高中阶段不属于义务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界限比较模糊。另一边利用国外课程设计上的疏漏。譬如英国A-level课程原本的体系中,学生必须先学习GCSE或IGCSE的科目再选择其中三门课参加考试。但国内的学生完全为了应考,之前的课程都不上,只学三门课就去考大学了。两边空子一钻,就能成功出国留学了。
澎湃新闻:实质上这种做法是把送孩子出国作为了最终目的而不是教育本身。
唐盛昌:是的,对孩子来说失去了学业扎实的基础,也失去了发展个性的过程,对今后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与这些机构合作的一些学校本身也是为了迎合中国留学潮,自身教育质量并不高,甚至在当地招不到学生。现在有相当多的一批孩子就走了这条偏路。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了非常大的一个祸害,在我看来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但社会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责任编辑:李敏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上海名校访谈,星河湾,双语,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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