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张家》所思：拥有“资本”的人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编者按]

今年是张謇逝世九十周年，张謇侄孙、张詧嫡孙张光武写了一部名为《百年张家》的书，回溯了张家的百年往事。

张謇是推动中国近代政治大转型的代表人物，在国家危亡之际，他团结各方力量，上书、请愿、劝谏，积极沟通朝野，改良立宪，化解危机；审时度势，支持共和，为当时恶化的形势提供改变的契机。

百年张家，一脉清流。张家后人如张孝若、张敬礼、张绪武、张光武者，继其气概风度，扬起情怀风骨，襟怀家国，在不忘祖业之外，更是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

慎终追远，毋忘来路。当今的中国与张謇、张詧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历史转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转型。下文是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为《百年张家》一书写的序言，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

不久前，陈卓兄发来一部书稿，希望我为之写点文字。这部书稿题为《百年张家》，为张詧孙辈追述的张家往事。

张詧为著名状元实业家、清末民初重要政治活动家张謇的三哥，他们老哥俩同父同父，年龄相仿，只差两岁。更重要的是，他们兄弟二人是张氏家族企业最重要的策划师、操盘手。只是由于时光遮蔽，张謇大名如日中天，张詧的名字近乎默默无闻。从扩充见闻的视角，我从这部书稿中获益良多，非常感谢作者清新的文字，明白的逻辑，含有温情的敬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在将来的张氏家族研究领域，一定会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孙辈的叙述，毕竟有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和难度。

20世纪末，因张绪武先生的动议，我追随张謇研究的开拓者章开沅先生，并与章先生的几位大弟子虞和平、朱英、王奇生等几度前往南通，参观张氏兄弟留下的遗迹，并参与写作《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虞和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一书。因此机缘，此后十多年，又因晚清史研究，因辛亥革命史研究，数度重读张謇作品，体会张謇的思想及其意义。

在我看来，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怎样在已有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接纳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建构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工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西方可能不需要过多考虑农民、农村与农业，而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考虑“三农”问题，不得不建构一个农业与工业相间相融的新形态。中国工业化的完成，并不是农业消失、农村衰败，更不意味着农民要长时期承受着工业化的压榨。理想的形态，应该是梁漱溟当年的设想，工业化完成后的中国，城市的优长之处在农村应有尽有，农村生活的好处在城市也不是不可企及。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引领转型的，前期可能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乡绅，后期一定是工业社会的主导阶级，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工业社会的中坚，是现代文明的引领者。按照这个观点回望近代中国，张謇、张詧以及一切拥有“资本”的人，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引领阶级。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我们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贯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社会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和震动。

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士农工商）的构成中，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熟悉中国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过强大，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后，真正威胁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经营，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重组，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体制，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集团的势力。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

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需要“发现东方”，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这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商人终于从传统社会中脱颖而出，并渐渐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知识，拥有对政治和未来的判断力。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

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尽管中国在政治上从1860年代洋务新政开始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他们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这一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

《盛世危言》这部名著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8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后悔莫及，人们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

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应该细致地解读张謇。

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坚守改革，不到绝望之时绝不轻言放弃。然而，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张謇又能顺应大势，引领变化，既不为旧制度殉葬，也不让社会持久动荡、秩序失范。这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胸襟与力量。

在甲午战前的很长时间，张謇以举人的身份混迹于军界、官场。张謇出身平民，没有奥援，无可凭借，很难在官场和军界有多少机会，尽管他在吴长庆幕府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甚至获得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潘祖荫等高级官员不同程度的青睐，但张謇像康有为、严复等人一样深知，决定自己在官场能走多远的关键，是能否获取功名。没有功名，在那个特殊的“唯精英体制”中，很难有多大出息。所以，在获取功名前的二十六年间，张謇二十多次进出考场，直接消耗在考场上的时间就有一百多天。

科场上的不顺，也许可以理解为张謇太“笨”，但是从另外一层意义去理解，又会发现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韧性。一个人有几个二十六年，竟然为了一个人生“小目标”耗费如此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张謇不仅实现了“人生小目标”，而且超额完成，金榜题名，中进士，点状元。这远超过了他的父亲、家人、友人，甚至自己的期待。

时移势易。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正值甲午，先前数十年的繁荣发展终于没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与日本的一场有限战争将中国打回原形，痛定思痛，中国人开始了一段新的航程。当然，不仅仅因为政治，也因家庭等方面的缘故，张謇没有留在北京继续混官场，而是悄然返回家乡南通，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旅，渐渐明晰了实业救国、产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区域发展带动全面发展的基本思路。

“状元实业家”的选择，表明时代的变化，意味着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大势在变化，人们的选择不再局限于官宦一途，而变得更具多元性。条条大路通罗马，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不再像过去只看官做了多大。这一点就像1992年之后的中国，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经济改革推动的影响，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工作的官员、知识人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了20世纪晚期的一道独特风景。当代中国所谓“九二派”实业家群体，就其本质而言，与张謇那一代知识精英在甲午之后弃官从商极为相似，都是时代弄潮儿，也都不同程度地引领了社会进步。我在这里所说的“寻找张謇与张詧”，就是希望“九二派”实业家在中国历史大转型时代，也能像张謇那样既有担当，又有能力，沟通朝野，推动历史进步。

历史给了张謇很好的机会，张謇也充分利用了这个历史机遇。有历史大背景作依托，有了《马关条约》之后中国不得不放开、不得不融入国际一体化的大格局，张謇的创业虽说艰辛，但总体而言，有朝廷大政策护航，有地方政府行政长官张之洞、刘坤一等全力支持，张謇在南通的事业兴旺发达，进步很快。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经验再一次得到验证，张謇力劝在外地当官的三兄张詧辞职引退，回南通帮他打理企业，经营具体事务。张詧的经营才能、管理才能，由此得以发挥。张謇的事业后来越做越大，从南通到上海，沿江而上至汉口，如果没有张詧坐镇南通，指挥一切，事情肯定不会如此顺畅。他们兄弟二人的合作、价值认同，是成功的一个关键。

所谓“民族资本家”，就是有“资本”的人；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资本”作为“主义”的社会。“资本”是这个阶级的底气，也是这个社会的轴心。如果一定要说张謇这一代“九五派”实业家与一个世纪后的“九二派”有什么不同的话，主要的不同就在资本收益的来源上。张謇那代人固然也有对体制的依赖、利用，但与一个世纪后的“九二派”相比，市场化程度更高，私有化比例更大，因而一个世纪之前的“九五派”张謇们对政治非常敏感，他们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纳税人，作为资本的主人，理所当然要为自己的资本寻找安全屏障。我们看到，张謇那代人的政治意识比一个世纪之后的企业家要强很多，他们在商言商，同时也从各个方面推动国家政治上的进步。他们深知，只有政治上的进步，才能保障财产、资本的安全。1895年，张謇列名上海强学会，积极投身维新运动，深度介入1898年变法运动、1900年东南互保。1901年，清廷新政重启后，张謇理所当然又成为新政以及稍后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必须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革，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

晚清宪政改革尽管出现诸多状况，但大体上说，摄政王1908年接手后，继续沿着1906年开启的预备立宪路线图前行。至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如约宣布第一届内阁组成名单；宣布内阁官制；宣布裁撤旧有之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宣布设立弼德院、军谘府。如果熟悉甲午之后十几年的中国政治改革史，就知道这几点宣布确实不容易。

中国的悲剧在于，奋斗多年的宪政还没有完全成立，就发生了“宪政危机”。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十三人中，竟有九名来自皇室或贵族，因而被社会各界调侃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面对如此困局，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声妥协，更没有以“在商言商”自律，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要求清廷重回宪政改革正轨。

面对政治逆流，张謇忧心如焚，他担心中国人奋斗多年争取来的宪政很可能功亏一篑、付诸东流，遂至上海找宪政同仁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商量。他们联名上书摄政王载沣，“切箴之”，更引咸同年间故事，劝摄政王要像慈禧太后、恭亲王那样，展示博大胸怀，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有学问有阅历的汉臣，不要为满洲贵族一己之私而丢掉天下。

张謇等人的书面劝说并没有起到作用，各地立宪党人不同方式的抗争也收效甚微。清廷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以为用人行政为君主大权，他人不得干预。摄政王其实忘记了此时的君主与《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时的君主并不是一码事。

政治危机越演越烈，如何化解危机，各方面瞩目于张謇等“中产阶级”：立宪党人希望张謇利用“权势”劝说朝廷重回宪政正途；朝廷希望借重张謇等人的声望平息民众不满，恢复秩序。

朝野都希望张謇能到北京实地观察，亲身验证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宪诚意，以此决定各省咨议局的“国是”立场。

各方面的劝说打动了张謇。1911年6月8日，张謇一行风尘仆仆抵达北京，展开了一场风风火火的劝说活动。

在北京，张謇受到高规格礼遇，短短几天时间，与摄政王、庆亲王以及端方、那桐、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盛宣怀等人轮番会面，张謇始终本着“陈说民隐”的宗旨，就时局危机表达自己的观点。张謇的观点受到了主政者的赏识，很快就有人动议任命张謇出任要职，或以“宾师之位”，或任内阁秘书长。张謇闻讯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自己十几年来第一次回京，是受东南各界委托表达宪政关切，现在如果让他“得官而去”，与其做人宗旨相悖，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接受。

张謇的态度使他的威望更上一层，使他在与清廷诸公谈话时更加自信和坦然。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明确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始于戊戌，“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收获改革成果的季节，绝不应让一些程序性的细节破坏政治的良性发展。他建议摄政王周咨博访，集思广益，为化解时局危机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还就外交、内政诸多问题表达了关切，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外交有三大危险，中国内政同样面临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局。

关于外交，张謇建议朝廷注意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三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即将到期的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三是巴拿马运河即将告成。这三件大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外交当局都应该做好评估，提前防范。

至于内政，张謇提出朝廷必须高度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各地灾害频仍，民生困苦，朝廷一定要弄清老百姓最真实的关切，一定要利用好各省咨议局沟通上下，帮助老百姓切实解决问题。至于闹得沸沸扬扬的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张謇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第二，各地商业经营已经极端困难，朝廷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盘活金融，繁荣市场。

第三，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把握好中美关系。中美联合格外重要，尤其是民间合作与善意培养，值得格外下功夫。

对于张謇的六个建议，摄政王点头称是，以为说得极好。他建议张謇就具体细节与载泽或其他大臣细谈。

在与庆亲王谈话时，张謇直截了当地谈了许多问题。第一，鉴于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韩合并、日俄的影响，张謇建议朝廷高度注意东三省发展的急迫性。第二，张謇向庆亲王痛陈国内政治真相，以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国民疾苦之甚，党人隐忿之深”，可能远远超出朝廷的想象。张謇诚恳劝说庆王爷：“王处高位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

据张謇描述，他的这些话“语多而挚”，说得庆亲王“掩面大哭”。据此细节，张謇认为庆亲王并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昏庸无能，只是朝廷阿谀者众，致成其阘茸之过、贪渎之名。

在与载泽、盛宣怀谈话时，张謇主要从技术层面提出解决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他认为，各省民众响应朝廷号召集资修建铁路并没有错，朝廷现在出于政治、社会、金融安全要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统一建设，也没有错。但是，在处理善后问题上，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视野，不要盯着蝇头小利，更不能算计人民，让最下层民众因吃亏而抱怨朝廷。

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出现的亏空，张謇建议应先由中央财政买单，无论如何先将一般集资民众从这个巨大的集资项目中安全剥离，不要让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朝廷的对立面。

张謇认为，只有让一般民众解脱后，才能谈得上惩处四川铁路公司高层的贪腐问题。否则，一旦铁路公司绑架了民众，铁路干线国有引发的政治危机将无法想象。

不幸的是，盛宣怀太自负了，他用财经专家的思维处理政治问题，不知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不知道收民路归国有只是一个政策调整，而政策的主旨“以达为主，不当与人民屑屑计利”。盛宣怀的专业与自负，让清廷在关键时刻及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从张謇的建议，让铁路干线国有化成为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謇描述此行是“尽最后之忠告”。那时，像他那样愿意继续尽忠言批评政府的已经很少，人们都在静默地等待朝廷一错再错。当统治者拒谏时，所有的苦口婆心都是自讨苦吃。

……

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这样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一个改变的理由和契机。试想，如果不是张謇出面劝说摄政王、庆亲王；如果不是张謇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联系，互通信息；如果不是张謇、赵凤昌等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黄兴有比较友好的关系，可以比较顺畅的沟通；如果不是张謇这一批实业家、立宪党人过去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深耕底层，东南半壁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怎会如此稳定，半个世纪之前的混乱极有可能在东南地区重演。历史是底层社会渐渐推动的，但历史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今天的中国当然与张謇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历史转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需要全民启蒙，更需要先知先觉，需要精英，需要社会变革的引领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先觉和引领者在哪里？这就是我在阅读这部《百年张家》时忍不住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