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的语言学家张斌: 坚持研究的动力从克服困难中来

张斌出生于1920年1月，湖南长沙人，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汉语语言学家。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更新更好的东西可以传授给学生了，2013年6月21日上午，93岁的张斌在他任教了整整一个甲子的上海师范大学上了最后一堂博士生课，告别了他热爱并奉献一生的三尺讲台。

张斌被誉为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从1986年就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几十年间培养了大量优秀语言学人才 。除了在教学上的贡献，张斌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也有丰硕建树。自上世纪50年代起，在汉语语法研究的每一阶段都有重要创见。其间，他与胡裕树先生长达50年共同研究的学术友谊亦是语法学界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借着张斌获评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的契机，记者前往龙华医院住院部的病房拜访了这位已逾鲐背之年的语言学大家。由于在去年的一次意外中摔断了腿，过去的一年半里他都在医院卧病休养，目前尽管已无大碍，但因年事已高，仍不能站立行走。不过，轮椅上的张斌先生仪容得体，气定神闲，谈话之间思维依旧敏捷，缜密逻辑和智性光芒时时显现其中。

因工作需要与语法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张斌毕业于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当时该校是全国唯一的独立师范学院，学的是教育专业。当被问及为何会走上汉语语法研究的道路时，张斌说这跟他大学毕业后做语文教师和编辑的职业需要有关。“这两方面的工作对我提出一种要求，就是对于文字方面的准确。例如给学生批改作文，（有时候）出现个‘二’我改个‘两’，写个‘两’我改个‘二’。为什么这么改？我要说明理由。做编辑的时候，看稿子要改动，有时候觉得某些地方不大合适，也不知道要不要改。”

在工作中遇到语文问题，与人商量又不得要领，张斌于是找来语法著作自己学习钻研。最先读到的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觉得大开眼界。1946年在上海《观察周刊》工作时，他开始发表一些语法方面的短文，受到了各方面的鼓励，兴趣更加高涨，从此投身于汉语语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一书中，张斌在自我介绍中写到，他从高中开始就喜爱文学，特别爱读《史记》、《孟子》，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夏目漱石和鲁迅的小说，还写过散文，主编过小型文学杂志。周围的人一度认定他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他还喜欢下围棋，从观棋到亲自对弈的过程中，他体会到了一个道理：“兴趣有两种，一种是欣赏者的乐趣，一种是参与者的乐趣。前者是浅层的，往往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后者是深层的，它促使人不断克服困难，执著追求。”他对文学的兴趣属于前者，对语言学的兴趣才是深刻而长久的。

张斌的这次获奖距离《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1997）的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能60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坚持研究时，正襟危坐认真作答的张斌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略作思考后说道：“我觉得是从克服困难中来的，如果拿一本现成的教材不断地研究下去，那就有点无味。不断地走到教学中，不断地碰到困难解决问题，就能够不断坚持。（就像）大家平时打扑克也是在不断克服困难（所以有乐趣）。”

胡附、文炼的五十载学术友谊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以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为肇始。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方光焘在上海发起“中国文法革新讨论”，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了汉语语言学界。到了50年代，汉语语法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而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是当时语法学界的一件大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语言学界认为词类是“词汇·语法范畴”，一些中国的语言学者借鉴了这一观点，认为区分汉语词类时应该采用词义与功能并列的双重标准。在这次大讨论中，一篇署名胡附、文炼的论文——《谈词的分类》——首次明确提出词分类的标准只能是功能，指出苏联当初提出“词汇·语法范畴”本意在于说明词类的性质而不是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尽管观点显然受到了方光焘“广义形态”说和陈望道“功能”说的影响， 但这篇论文理论上的鲜明和分析上的通透令汉语语法学界印象深刻，更被苏联语言学权威刊物《语言学问题》全文译载。

于是，胡附、文炼这两位三十出头的青年语法学者就此成名，他们就是胡裕树和张斌。从1950年代开始，这两位语言学家的学术合作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成为学界的一桩佳话。

张斌回忆说，他和胡裕树相识是因为在上海开办的一个短期干部培训班共事。1952年，当时刚解放不久，上海开办了“华东区抽调部队机关干部升入高等学校补习班”，学员有高中程度，因为革命耽误了学业，需要通过补习为上大学做准备。在这个培训班上，他和胡裕树一起教语法课，“（语法）一开始不是很热，后来热起来了，我们就自己编写讲义。现在看起来那个讲义很简单，主要讲‘二’和‘两’有什么区别（这类问题），但学生很感兴趣，就鼓励我们往这方面研究。”

工作需要之外，两个年轻人还有幸得到师长的提携。那时候，陈望道经常邀请张斌和胡裕树去他家中谈话，“陈先生那时候对语法问题有一套见解，想找人听听，我和胡裕树就去了，很受启发。”除了陈望道，张斌、胡裕树和方光焘、吕淑湘也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从理论到实践受到他们的影响。

1950年代，胡附、文炼的论文集《现代汉语语法探索》出版；1960-1980年代，胡裕树主编全国统编教材《现代汉语》（上海本），“语法”部分由张斌执笔，在析句方法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大学语法教学中引领了学术风气之先。又联袂推出第二本合集《汉语语法研究》。上世纪80年代，张斌和胡裕树在国内率先倡导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汉语语法理论，现在早已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普遍共识，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谈词的分类》发表于1954年，文炼、胡附合作的最后一篇论文《词类划分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于2000年，胡裕树于2001年11月逝世。

文炼、胡附为什么能数十年如一日亲密无间地合作进行研究，是张斌和胡裕树被追问过无数次的问题。张斌在胡裕树去世后的追忆文章中说，他们二人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执友”，也是感情深笃的“挚友”，还提到胡裕树曾向他解释自己的笔名胡附的含义，胡是胡椒，附是附子，是两味温热药。胡裕树说自己习性偏于寒凉，宜补以温热，而张斌自己的性格就是偏温热的。“中国医学常常讲以温热补寒凉，以寒凉补温热，这种互补，大概是我和他长期合作的基础吧。”胡裕树也曾撰文解释两人的不同，除了性格，他们两人的写作习惯也很不一样。张斌习惯有了一些想法先写下来再慢慢改，而他却习惯考虑得比较成熟然后再动笔。“至于学术问题，我们的争论是很多的。不过我们有个默契，得不出共同得结论决不写成文章，写成了文章也不急于发表，因为双方都可以翻案。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双方总有一方提议休战。”

休战时，张斌和胡裕树会去公园走走，或者去什么地方喝一盅，有时也会找来共同的朋友，华东师范大学的林祥楣加入讨论，他们三人也以林裕文为笔名共同发表了不少文章，成为又一桩美谈。范开泰是林祥楣的学生，在导师的带领下进入了他们的学术圈子。他记得那时候他们三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自由地畅谈学术，他也经常受邀参加，“他们说你在这不要光听，你也应该参加，学术的交流那就是敞开的，没有顾虑的”，范开泰回忆道。范开泰和张斌的交往长达50多年，林祥楣故世后，张斌就把范开泰调到上海师大跟着他一起做研究。这位曾经的年轻后辈早已成为汉语语言学界的知名学者，如今也已是古稀之年。

“阴霾扫尽千帆过，万里鹏程庆自由”

90岁时，张斌以《九十感怀》为题写下一首七言律诗：颠朴生涯九十秋，依稀往事忆从头。常惊敌寇来空袭，每数工薪便发愁。收拾金瓯今胜昔，折腾岁月喜还忧。阴霾扫尽千帆过，万里鹏程庆自由。

他把自己的90载生涯分成三个阶段。前30年在兵荒马乱中艰难求生；中间30年国家得到解放，但是运动不断，所以忧喜交加；1980年代以来的后30年生活愉快，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语文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张斌的学术研究来到了井喷时期 。胡裕树比张斌年长两岁，当时身体已经比较衰弱，因此鼓励张斌在两人的合作之外独立撰写论文阐述语法思想。张斌思想活跃，语感敏锐，善于从国外先进理论中得到启发，运用到汉语语法的研究中来。1990年代起，张斌进一步吸收心理学、逻辑学、信息科学等近旁学科的研究成果，用以探索汉语语法分析的新问题。在《中国语文》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观点新鲜的高质量论文，提出了语言信息结构理论等新知，再次为现代汉语语法带来突破性进展。

2000年开始，张斌以80岁高龄主持编写《现代汉语描写语法》一书，这是一本大部头的语法专著，有人认为该书相当于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或是英国的《英语语法大全》，历时十年才最终完成。虽然具体章节主要由他的学生后辈们负责撰写，但从开始时的策划、定纲，到初稿、终稿完成后的审阅、修改，张斌都亲力亲为。参与编写的刘慧清还记得暑假和师兄一起去他家中交稿子，被老先生删去了很多，觉得十分心痛。张斌却说，研究不在多而在精，这也是他的笔名“文炼”所包含的写作精神。

2010年11月举行的“庆祝张斌先生90华诞从教6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现代汉语描写语法》首发仪式”上，张斌在致辞中说，“这部语法不是什么汉满大餐，只是家常套菜……如果说里面有丰富的营养，那是归功于原材料，原材料取自先哲时贤的著作，所以归功于大家。那么编者自然花了一些功夫，究竟怎么样就要让读者来评判了。”

之所以能够不断在学术上有新的发现，张斌的秘诀是永远关注国内外最新的理论动向，“我对自己的看法就是学无止境，我今天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还在看这方面专业的知识，这是没有止境的。新的东西是不断出现的，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新的情况，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就是要不断关注的。”

刘慧清1996年进入上海师范大学读博士，跟着张斌和范开泰学习语法，因为毕业留校工作，她听张斌的课前前后后听了四轮。令她印象深刻的是，92岁高龄的时候，张斌还经常让她帮忙买书，书单上都是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张斌的另一名学生胡建锋也认为，张斌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和他思想上的开放是分不开的。他举例说，学院经常会请一些有海外研究经历的学者来做讲座，这些学者都是张斌的后辈，但他们吸收了很多国外的研究理念，张斌每次都会来和学生一起听讲座，而且坐在第一排，还会记笔记，这种虚怀若谷的开放精神令他深受感动。

“儒家风范，如沐春风”

对于作为教师的张斌，学生和同事们最津津乐道的有两件事，一是他从来不迟到，二是他始终坚持站着上课，直到93岁告别讲台之前都是如此，雷打不动。张谊生1992年考上张斌的博士，现在自己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张先生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私人的事情影响学生的上课，他觉得上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说起张斌的教学风格，张谊生说：“张先生注重系统性，他教我的是理论和方法上的东西。有些现象看似很平常，他点出来以后，我就知道背后的问题了。张先生强调要尽量多去查事实、资料，把国外先进的理论都学过来，这方面让我受益终生。”

范开泰对“文革”刚结束时的一件往事印象深刻。当时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写了一个小册子，有同伴希望尽快出版，范开泰内心感到还需要打磨，于是决定先请张斌先生看看。结果，张斌看完后把他叫去，劈头就问：“你不缺这几个钱花吧！东西搞得不清不楚，就慌慌张张拿去出版，你将来花十倍一百倍的钱也收不回来！”说完让他拿回去修改。一个月后，范开泰把仔细修改后的版本送给张斌看，他看了很高兴，主动要求写序。“这就是前辈学者对年轻学人的爱护，真是大爱！我后来跟张先生说，他的这次批评让我一辈子受用。”几十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范开泰还是十分感慨。

张斌在学术问题上要求非常严格，私底下却待人极宽厚。不仅是对自己的学生，国内外的后辈学者向他请教问题或请他指点文章，他总是倾囊相授，从不推辞。讨论问题的时候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见解，观点有分歧时，张斌也从不强求一致。范开泰说，他们在张先生面前都很放松、愉快，“就是儒家传统，如沐春风。”

对话张斌：

澎湃新闻：您从事汉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长达60多年，您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张斌：所谓研究不过是学习以往的经验，加上自己的理解创造。读书是最重要的，读什么书还要靠前辈的指导，一定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来读，这是我一个想法。在研究上需要得到前辈的指导，前辈都是走过弯路的，他指导你，你就少走一些弯路。第二，同伴之间的切磋也很重要。我受到很多前辈的指导，也和朋友相互切磋，觉得朋友切磋带来的帮助有些是前辈不能做到的。

澎湃新闻：您对您的学生后辈有什么期望，对后来的语法学者有哪些建议？

张斌：我是很愿意跟年轻人交流的。我很愿意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我觉得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新的东西）也是一种学习。也对他们提出一些我的意见。一代总比一代强，总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这是做老师的希望，所以学生在学问上有所贡献，我都是非常鼓励的。他们也经常来看看我，我总想听听他们新的成就。我自己觉得年纪大了，也要不断地学习，我也对他们讲，学习是终生的，研究的成果是这一段的。

语法，尤其是现代汉语语法，是一个比较小的部门，但是这个部门如果真正要研究的话，研究现代汉语的不能不懂古代汉语，研究汉语的不能不懂国外的，研究语法的描写、实际问题的不能不懂理论。任何一门学科走进那个范围，一定要有广阔的基础才能站得住。另一方面，理论实践不能偏废，光有实践没有理论，是不容易深入的；但是有理论没有实践就会变成泛泛而谈，理论要有实践的基础。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

澎湃新闻：您现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张斌：我是在医院住了大半年了（注：应该是一年半），主要进来是因为被汽车撞了骨折，同时做一些外科的检查，有一些慢性病 ，但并不是很严重。卧床时间比较长，骨折不能动，但对外面的一些信息（还是有关注），报刊杂志也是经常看的，连续住医院还没有迟钝。经常有一些朋友、学生来看我，我也很欢迎他们来，趁此机会学习，他们也愿意在这个场合提出一些问题交流，这样我的病房生活不是很寂寞，是很热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