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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外交猜想④|他对普京的欣赏有助于美俄关系改善吗?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张昕
2016-11-16 14:55
来源:澎湃新闻
外交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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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终于在上周尘埃落定,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

大选的结果多少会影响到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核大国的双边关系。两名总统候选人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被视为更加坚定的对俄强硬分子。而共和党作为在冷战时期更加激烈批评和与苏联对抗的一方,在这个选举周期中对当下俄罗斯的批评却要比民主党人温和。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俄罗斯国内,都被认为是对俄相对温和的一方,他在敦促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罗斯施压的同时,也要求北约的欧洲盟国为北约提供更多资源,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最重要的是他多次公开表示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建立工作关系。尤其在个人层面,特朗普不止一次称赞过普京的执政理念和风格,也因普京对他的肯定喜形于色。

与希拉里相比,特朗普的政策底色与普京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确实有更多的重合。当然这种重合本身不足以支撑两个领导人之间个人层面的相互信任、更不可能成为未来两国之间关系调整的基础。

结构困境决定美俄关系难有本质改善

特朗普当选,意味着俄罗斯要跟一个貌似略为友好、但是更不确定的对手玩一把更多靠运气的纸牌游戏。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俄罗斯内部,基本的共识是清楚明白的:俄美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本质改善,美国两位候选人无论谁当选都不会在最重要的议题上向俄罗斯让步。

这是俄罗斯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关于世界秩序构建过程中结构性的深层矛盾所决定的,而且这一组结构性的矛盾又通过双方精英认知上的巨大差别在进一步放大和固化。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挣扎着重新界定自己在这个冷战后的世界中的地位, 而双方又都坚信是对方做得太过分、是对方踩线越位了。

俄罗斯精英对于美俄关系中“事情怎么会这样?”已经形成非常清晰的一套认知,他们总是坚定地回到苏联解体、甚至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认为当代国际秩序应该始于1989年,就是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改变苏联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试图融入世界经济、放弃对东欧国家主宰地位的时候。但1991年之后产生的新秩序并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改革时期苏联领导人所憧憬和预期的,新世界秩序没有意味着平等主体之间的安排,而是西方原则和影响力的全面胜利。

美国眼中当代国际秩序的起点则是1991年苏联解体,在美国的叙述里,冷战结束的性质无庸置疑:老布什曾说“冷战并非终结,而是(我们)赢得了冷战”。正是冷战终结建立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新规则,包括各国可以自由地选择其希望归属的安全组织。对美国和其盟友而言,苏联崩溃意味着美国赢得了冷战,而且稳固了自己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应得地位,另一面则是后苏联的俄罗斯没有能够融入华盛顿领导的冷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俄罗斯方面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针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表现出从“我们反对你们的做法”到“既然你们也这么做,我们也可以这么做,而且比你们做得更合理”的态度转变。这样的转变则进一步做实了美国部分精英心目中“俄罗斯是美国最大威胁”,“俄罗斯是自由民主世界终极搅局者”。而俄罗斯则视美国为不合理现状的终极维护者,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等地的行为无非针对外部不合理威胁、挤压做出的防御。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3年年底的乌克兰危机以来,两国的对立和冲突局势不断升级,冲突涉及的地域和议题领域也不断扩大,从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归属、到东欧导弹防御体系、多轮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以及最近俄暂停履行俄美2000年签署的《钚管理和处置协定》和美俄之间围绕网络安全的相互指责。对于俄罗斯而言,美国总统大选提供了美国对外政策某种意义上的“真空期”,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势和在钚管理协议上的态度,部分也是希望在美国新总统上任前,能够在俄美关系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谈判筹码。

前景:美俄关系更多取决于第三方因素

过去两年在国内经济表现差强人意的背景下,俄罗斯在重建自己的国际地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莫斯科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甚至取得了对西方竞争对手的战术性胜利,但莫斯科还是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和谐的经济战略,以至于威胁到自己新建立的地位的长期稳定性。在享受俄罗斯重回大国舞台、“没有我,什么都做不成”的地位时,对于自己认可的多极世界的具体规划和设想仍然模糊。俄罗斯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仍然处于一种身份危机:她既没有完全融入自由主义秩序、也没有能力建设自己主导的可行的替代体系。

美俄之间关于“新冷战”的媒体攻势固然是夸大事实,但是当下美俄关系确实有一点比冷战时期有所倒退:两国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失去了冷战时期曾经存在、甚至行之有效的信息交换的渠道和文化。冷战时期对抗的习惯和做法在2014年-2015年迅速回归,但是美俄之间曾经有效的对话机制和工具却不复存在,这对调控双边关系的结构性冲突升级(包括最基本的“风险管理”)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一直到新总统正式就职这段时间内,新一阶段的俄美关系的最好的结果是短期内双方都抱着“危机管理”的态度来协调双边关系:尝试在负责政治和军事安全的官员之间首先开启对话交流的固定渠道,减少任何意外冲突的可能;双方也会加紧在中东地区的磋商和可能的协调行动;在伊朗、叙利亚、乌克兰地区,双方不会在现有基础上作出偏离现状的极端选择。

危机管理不意味着双方在话语说辞上的争锋相对会有所减弱,实际政策上的些许进展甚至可能需要以话语层面的对立加剧作为补偿。之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进展,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和其他大国之间三边和多边关系的发展,其中中国将是重要的第三方决定因素。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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