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蓝领工人左右2016美国大选，但他们所托非人

白人蓝领工人弃民主党而去，是希拉里败选的关键所在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回看选民投票统计数据，大部分白人选民（特朗普58%对希拉里37%）和略占多数的中等收入（五万美元）以上的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这似乎和我一直坚信的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为白人蓝领工人有些出入。其实不然。仔细分析统计数据，就会发现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选民（white without a college degree），其中67%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希拉里得到的选票仅为28%，差距高达40%。这部分选民中大部分人就是人们所说的白人蓝领工人或者白人工人阶级。

以往，白人和中上收入选民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这次并无例外。在竞选大部分时期，很多共和党选民很难认同特朗普的人品和种种歧视性甚至仇恨语言和行为，一直和他的竞选活动保持距离。但到大选最后一、两周内纷纷回归共和党阵营，这就是媒体上说的“共和党人归家”（Republicans coming back home）。而白人蓝领从共和党初选时起，就汇聚在特朗普反移民、反贸易旗帜之下，成为其竞选坚定不移的核心力量。

在2012年选举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同样赢得了大多数白人和中上收入选民选票。但是，由于人口和种族结构变化，共和党如果仅仅依靠那些传统支持者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白人蓝领工人在这次选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一点在选举当晚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晚胜负的关键不是在传统的摇摆州佛罗里达或北卡罗莱纳，而是聚焦密执安、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等传统“蓝州”，即民主党占优势的州。这些州号称希拉里竞选的“blue wall”（蓝色城墙），即使丢掉了佛罗里达、北卡罗莱纳等州，只要能够守住“蓝墙”，希拉里仍然有望获胜。遗憾的是，这些州以及另一工业大州俄亥俄的多数白人蓝领工人在本次大选中弃民主党和希拉里而去，这是民主党今日最值得深思的教训。

民主党曾经一直是代表美国中下层民众的政党。从上世纪30至70年代，白人蓝领工人和工会组织始终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1980年代起，白人蓝领的政治态度出现一些摇摆。当共和党人里根竞选总统时，他们中很多人转向支持里根，这就是传说中的“Reagan Democrats”（里根民主党人）。后来在1990年代，以及2008年和2012年，克林顿和奥巴马在竞选中又把“里根民主党人”重新拉回民主党阵营。

有意思的是，1992年大选和2008年大选都发生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期间，人心思变。在危机状况下选民又想起了民主党的好处，应了那句常言：在国内经济方面，选民更信任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选民则更信任共和党。在2012年大选期间，尽管罗姆尼出生于密执安州，其父曾担任该州州长，渊源不可谓不深，但还是不敌奥巴马。奥巴马在执政期间挽救了密执安州最重要的工业——汽车工业。四年之后，民主党这一优势似乎不复存在。

姜还是老的辣。民主党内少数资深政治家例如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克林顿早就意识到白人蓝领支持特朗普的可能威胁，他曾经向其夫人的竞选团队建议到中西部俄亥俄、密执安、威斯康辛等老工业州举行竞选活动，争取白人蓝领工人支持。遗憾的是，希拉里竞选团队认为随着国内人口和种族结构变化，民主党只需重演当年“Obama Coalition”（奥巴马联盟）， 即少数族裔、妇女、年轻人联盟，就可以获得选举胜利。他们过于自信白人蓝领工人支持民主党的传统，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其实奥巴马本人都不赞同这一策略，在2008和2012年竞选中，他曾积极争取每一位选民的选票，包括中西部地区白人蓝领的选票。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使不能争取到所有白人蓝领的支持，至少要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白人蓝领工人怎么了？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最低谷，美国当年GDP总量为14.42万亿美元。2015年，恢复到17.91万亿美元，增长20%。2009年初，美国道琼斯股指跌到7000点，现在则上升至18800+多点；S&P500股指由当年700多点，涨至现在2100+多点。在奥巴马执政的七、八年里，美国经济总量在增长，股市翻了几乎三倍，失业率跌至4.9%，达到全面就业水平。为什么全国仍然有近一半的选民，尤其是白人蓝领对经济状况不满呢？

2007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median household income）为58003美元；到2015年，则只有55715美元。虽然经历了六、七年经济复苏，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仍然低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水平。几个重要的老工业州如俄亥俄，密执安，宾夕法利亚、威斯康辛等，2014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分别为45749、45981、50228、50395美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美国前联邦政府人口统计人员组成的研究机构Sentier Research，根据人口统计资料整理的数据显示，在1996至2014年间，美国白人蓝领工人工资收入从40362美元下降至36787美元，跌幅8%。而在同一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工资收入由77209美元上升至94601美元，增幅22.5%。

根据同一份研究报告，在1996年间年龄25-26岁高中学历的白人年轻人，年均工资为32677美元。当2014年人到中年时，他们的年均工资达到38803美元，增幅18.7%。而在同一时期，同一年龄段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白人年均工资从40487美元增长到94252美元，增幅高达132.8%。令人不安的是，1996年间的中年白人蓝领工人（37-38岁），到2014年步入老年（55-56岁）时，他们的工资收入由44209美元下降至32298美元，下跌幅度达到26.9%。

在过去七八年乃至数十年里，经济总量在增加，股市在飞涨，有赢家也有输家。白人蓝领工人或者白人工人阶层则是最大的输家。在全球贸易和高科技发展的双重打击下，白人蓝领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断下滑，昔日稳定并且几乎是终身制的工作和社会优越感不再。社会矛盾，尤其和在全球化、高科技经济中成为赢家的精英和高学历阶层的差距不断扩大。据芝加哥大学某机构的调研，有53%的白人蓝领工人表示他们的生活好过父母一辈，但另有一半表示不确定，或认为毫无变化，或表示比以前更糟。这些对前途迟疑不决的人中，44%认为他们子女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下降。

这就是倍感失落的美国白人蓝领工人的现状。

“我其实喜爱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食品 ……”一名特朗普支持者对记者说道：“But just don’t take it from us.”（但不要从我们这儿拿走那个。）不要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呢？工作和福利。

我曾经听到不止一位特朗普支持者——有些都是认识七、八年的熟人——抱怨，外来移民抢走了美国白人蓝领工人的工作。根据上面引用的芝加哥大学研究报告，那些对现状不满的白人蓝领工人，其中48%认为移民抢走了当地人的饭碗，71%主张减少移民人数。

我在德州读书时，有一个学期曾经打四份工。两份工在校内，两份工在校外中餐馆。我注意到在中餐馆后厨打杂的很多都是墨西哥人，有些中餐馆甚至大厨也是“老墨”。我曾经走过大部分美国，包括东西南北几十个州，无论在哪里休息，旅馆里清理客房、打扫卫生的几乎清一色是来自南美的清洁女工。唯一例外是在南方某地，旅馆清洁工是黑人妇女。众所周知，在加州等地农场，从事农业劳动的很多都是来自南美国家的民工。有一年南方阿拉巴马州立法禁止非法移民工作，把很多从事农业的民工吓跑了，当地农场的庄稼眼看就要烂在地里，农场主们不得已用车从城里拉一些人来做临时工。不过这些临时工既不愿意，也不会干农活。多年前我在加州一家电脑公司工作时，公司若需人手干又脏又累的体力活，经理便会带上两三个帮手，开卡车到某些固定地点，在街边拉回一帮又强又壮每天等着打临工的墨西哥人。前些年我请人把门前台阶扒掉重建，老板是个白人，开工那天，来干活的却是个墨西哥人。中午老板带来一份三明治夹心面包，打工的“老墨”坐在台阶上吃完三明治马上又拿起工具干活，不见他歇一口气。所见所闻，我自己的感觉是，在就业方面，那些在底层打工的移民或非法移民往往是彼此之间相互竞争，而不是与白人蓝领工人抢工厂工作。

美国著名的医药公司Pfizer（辉瑞）以前在我们州有个研发中心，据在那儿工作的朋友说，该中心雇用了数百名中国人，大部分都有化学、生物学方面的博士、硕士学位。在临近的耶鲁大学医学院，也有上百华人在做研究工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拥有较高学历（包括博士、硕士、本科学历）的华人在科技、教育、经融、企业等各行各业都有，类似情形也可以推及其它族裔的高学历移民。这类移民在就业方面，通常是与具有相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士竞争， 也并不与白人蓝领工人竞争。

那么，白人蓝领工人的工作哪去了呢？

初来美国时，我在南方读书。学校所在的小镇只有6、7万人口，镇上有一个制衣厂，当年一些中国学生家属在里面打工，使用的工具是现在美国很少见的缝纫机。早在我毕业离开那个小镇之前，那家制衣厂就已经办不下去关闭了。那是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事情。

而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纺织工业产量下降了46%，近37万纺织工人失去工作，占纺织工业就业人员的62%。据统计，自1979年以来，美国共失去了超过700多万制造业／工厂的工作，传统制造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制造业由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活动并不新鲜。美国南北战争后，一些企业便利用南方地区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在当地建立纺织、钢铁工厂等等。在19世纪，美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家庭、个人或合伙人所有。到20世纪20年代，现代股份制企业逐渐成为美国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实体。为了华尔街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些公司四处寻找、利用各种“比较优势”包括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这个特点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活动中以及跨国企业兴起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只是当年以及20世纪一个较长时期内，美国国内经济仍在不断扩张和上升阶段，国内市场庞大，加上世界上多数地区政治、经济动荡不安，甚至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极少有国家能够挑战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地位。

这种状态到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有所改变。随着战后欧洲经济恢复，尤其是亚洲地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为了追求成本和市场优势，美国企业的“外包”形式也开始流行。19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90年代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市场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打开，进入一个真正全球化贸易时期。同时，美国制造业外迁和“外包”的速度也迅速加快。

跨国公司兴起的早期，主要以扩大产品市场和获取廉价原材料为主。现在则是扩大市场，同时利用海外低成本（劳动力、环保、税收）优势增强竞争力。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攻击美国空调、电冰箱生产商Carrier Corp.计划把工厂搬迁至墨西哥。该公司无可奈何地表示他们之所以要把工厂迁往境外，主要想降低成本以便和亚洲生产厂家竞争，而Carrier Corp.的外迁计划，将会裁掉1400多名员工。

Youngstown是美国中西部老工业州俄亥俄东北部一座城市，曾经是钢铁制造中心。现在大部分钢铁厂都关掉了，城市萧条多年。前年，法国一家钢铁公司投资11亿美元，在Youngstown建了一座新型钢铁厂，全部生产实行自动化，只需雇佣数百人，而非以前动辄数千甚至五万员工的大型工厂。总部设在另一个老工业州密执安的通用汽车公司在1970年代员工多达60余万人，现在只需雇佣20万名员工，却能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汽车和卡车。

西弗吉尼亚州是著名的产煤区，煤矿工人和工会曾经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在最近几次总统大选中却一边倒支持共和党，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州”。西弗吉尼亚的选民把当地煤炭工业的衰落归罪于奥巴马和民主党。实际上，根据我母校德州大学的能源研究中心负责人的研究，煤炭行业就业人数在1980年代就开始下滑了，原因同样是技术进步和现代机器应用。近几年来，新技术引发的页岩天然气和页岩油革命，为人类生活和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加廉价、清洁的能源，这是美国煤炭行业衰落的主要原因。

国际化是美国蓝领工作流失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更不是主要原因。根据一份广为引用的印第安纳州Ball State University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在2000年至2010年之间，美国制造业减少了560万就业机会，其中85%是因为现代机器例如机器人的应用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对外贸易造成的损失仅为13%。其他达特茅斯、MIT、杜克和普林斯顿等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进步，而非对外贸易。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资料，自从198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损失了数百万制造业工作，但去年制造业产量却翻了一番，达到1.91万亿美元。用兰德公司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我们用更少的人生产更多的产品。

在未来，美国制造业将进一步投资最先进的生产机器包括机器人。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在未来十年内，美国公司对工业机器人的投资将从现在的2-3%提高到10%，工业机器人减少的人力成本将达到22%。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现代机器、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低价格能源优势等其它因素，将会结束美国制造业公司在世界各地追逐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家非盈利机构的研究显示，在过去10年里，美国制造业每年平均流失22万个工作。而现在每年流失海外的工作数量，与回流国内、外资在美国直接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数量相等。

美国蓝领工人曾经也是中产阶层

在19世纪，美国有所谓“老中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店主、手工业者、律师、医生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自耕农。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美国又出现了“新中产阶级”，包括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律师、医生、教员、记者等各类专业人士，以及办公室文员等大量白领。随着工业化深入发展，农民人数逐年减少，独立手工业者也渐渐消失，不知不觉中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雇员的国家”。工人在当年地位、收入是最为低下的，属于社会底层。按照职业标准，工人也不属于以专业人士为主的中产阶级。只是后来随着收入提高，特别是“二战”以后，蓝领工人也往往被划为中产阶层。

工人收入、社会地位的提高，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其一是工人自身及工会的不断抗争。在1880年至1900年间，美国国内罢工活动多达23000多次，参加人数高达660余万工人。工会把分散的工人力量组织起来，通过collective bargaining（集体谈判）与资方谈判，提高工人工资、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等。

其二是政府帮助和保护。在早期劳资冲突中，政府听之任之，或者站在资本一方。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老罗斯福总统提出“square deal”（公平交易），强迫资方和劳工平等谈判，并设立独立的劳资纠纷仲裁机构。同一时期的威尔逊总统在劳资纠纷问题上也颇为开明，通过政府干预和仲裁协调双方关系。现在很多保守派攻击进步主义运动，非常短视而且忽视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当年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一味按照盛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搞下去，美国的资本主义可能自己就把自己给吃掉了。在19世纪工人大罢工时，联邦政府曾动用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对付工人，指控工会和工人罢工非法。到罗斯福新政时期，则立法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从那时起，民主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和其它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工人投桃报李，从1930至1970年代，始终是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

其三，开明的企业主和管理人员。受进步主义运动影响，一些企业主也以开明的态度对待劳资关系。福特在生产T型汽车时，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希望汽车能够成为普通工人也能拥有的大众消费品。曾长期担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Alfred Sloan，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之一。Sloan退休后写了一本书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比尔·盖茨称赞这是他读过最好的关于企业管理的书。在书中，Sloan用了一整个章节讨论人事和劳资关系，足见当年企业管理者对员工福利和劳资关系的重视。

“二战”后的二三十年，大约是美国蓝领工人的黄金时期。工作稳定，收入中等，有车有房，子女上大学或者高中毕业后子承父业找一份工厂工作不在话下。就像纽约市的警察和消防员一样，福利好、收入不错且受人尊敬，一代又一代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选择加入警察和消防行业。可是警察、消防员这样的职业不可能“外包”，工厂工人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全球化和高科技发展，工会组织和政府保护劳工的措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国内的秦晖教授所说工业革命中文明和进步成果在海外低工资、低环保冲击下大幅倒退，或许就是这个意思。自苏联解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起，这个世界是一个资本畅通无阻的世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对曾经保护白人蓝领和其它劳工阶层的初次打击是从里根总统开始的，也就是从共和党开始的，并直到现在。

特朗普把美国的问题都归罪于他人——不论是移民/非法移民，还是全球贸易——总之都是别人、别的国家的错。这样的观点和口号非常有煽动性，利于竞选，但是非常片面，极易误导他人。特朗普只看到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和工人的负面影响，但只字不提科技进步、社会结构等更为深刻的变化和影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解决方案也就难以真正帮助那些失去工作、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白人蓝领工人。

特朗普未来的经济政策真的能帮到白人蓝领工人吗？

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的经济政策有三个方面，这里我略微分析一下。

首先，道路、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政策其实是民主党的一贯主张，早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新政”中，公共工程就是一项主要措施。这个政策来自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在国民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由政府通过（借债）投资公共工程提高就业和社会需求”观念，在中国称之为“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提出的刺激经济计划就包含公共工程项目。问题是，现在美国存在“国民总需求不足”的情形吗？现在美国的失业率为4.9%，处于全面就业阶段，经济运行平稳。增加公共工程开支或可提供一部分就业机会，但潜在危险不可忽视。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日泼冷水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并加重美国的债务负担。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将会遇到来自共和党内部的阻力，至今共和党把持的国会还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有关基础建设投资的提案压着不予理睬呢。

第二，贸易保护政策。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对墨西哥产品增收35%的关税，对中国产品增税45%的关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如果实行只会两败俱伤，打贸易战是不可能的。特朗普提出废除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是墨西哥是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德克萨斯等州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其它25个州包括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所在的印第安纳州第二大出口市场。特朗普还攻击美国的外贸协定牺牲美国工人利益，提出退出TPP，可TPP是根据美国劳工、环境保护等标准量身定做的贸易协定。有意思的是，在贸易保护问题上，特朗普和民主党，特别是民主党内左翼如参议员桑德斯、华伦等惊人一致。TPP虽然是奥巴马政府（包括希拉里）推动签订的，但主要支持者一直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共和党自诩是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主义者，如果特朗普执意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共和党人何去何从，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看点。最后，特朗普无视全球贸易给美国带来的种种利益。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会帮助工人找回失去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工作，而且还会增加他们日常生活的费用。

第三，减税。减税是共和党刺激经济的“杀手锏”。根据1980年代供应学派观点，降低税率可以调动企业和个人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在减税的情况下增加联邦政府的税收。不过特朗普的减税主张，以及供给学派的观点有几个问题。一是现在美国CEO层次的收入和普通工人收入比为300:1，减税显然更有利于像特朗普这样的富人，普通工人能够得到多少实际利益难说。二是按照供给学派观点，减税刺激经济，经济发展了大家都受益，所谓水涨船高，大河涨水小河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trickle-down economics（涓滴型经济） 。可是现实往往是大河涨水后变得更宽更深，小河的水不仅没满反而变少。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就是这一政策的现实写照。我本人并不反对减税，减税实际上对我个人也有好处，但我不认为减税会帮助蓝领工人找回工作。

减税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但未来的经济不会再是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传统制造业，而是以知识、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以前高中毕业就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厂工作的日子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就拿我所在的城市来说，这里曾经是纺织中心，缝纫机就是在这所城市附近发明的，美国第一家辛格缝纫机公司就设在这里。现在缝纫机不是个事儿，但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缝纫机仍然是人们结婚时的“四大件”之一。如今这些早都没了，厂房空空，或者改作他用。昔日的工厂和工作，不会再回来了，似乎也没人做这种指望。

现在这个州里制造业还留下些什么呢？一是Sikorsky飞机公司，这是生产著名黑鹰战斗直升机的公司，美国总统座机“海军陆战队一号”（Marine One）也是该公司生产的。Sikorsky是一个俄罗斯移民的名字，直升飞机是他发明的。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桥，桥下一侧就是同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直升机制造公司。另一家公司是Pratt and Whitney，专门为波音公司生产飞机核心部件——飞机引擎。还有一家公司名为电动船（Electric Boat），听起来土不拉几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实际上这家公司生产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这一个不足360万人口的小州，就有这样可以傲视全国的高端制造业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制药公司、金融公司、耶鲁大学等等这些就不说了。

前几年奥巴马政府和州政府联合出资，在州内数所大学设立高端制造业中心，专门培训从事技术复杂工作的制造业工人。这些中心不发学位，学习9个月后拿个证书就可以毕业，往往很快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

中国有句老话：因势利导。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传统制造业在美国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同时高端制造业、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动力的新经济正在兴起。我一直对特朗普瞎咋呼不以为然，他的经济政策帮不了白人蓝领工人多少忙。与之相反，希拉里，以及共和党初选时另一位候选人，俄亥俄州长Kasich的主张更实际，更可行。他们承认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一去不复返的现实，主张加大政府教育投资，加强对工人的培训。不一定也不必人人都上大学，对很多人而言，职业教育和培训、两年制大学等等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正如MIT一位经济学教授所说，对人力资源（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是掌握现代技术，与日新月异的技术相辅相成而非被其取而代之的关键。

大选结束了。政治人物眼里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选票，还要看到选票后面的人，去真正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忧虑、他们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