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庆声：回忆1950年代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

【编者按】

1952-1958年间，上海总工会成立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曾收集、编撰1500万字左右的工人运动史料，内容涉及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各行各业工人运动，其中包含大量口述访谈。1958年“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撤销建制后，这批珍贵资料随之沉寂，未曾公开。

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与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将其重新编审整理，汇集成《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全五册）》影印出版。出版资料涉及市政、棉纺、五金、烟草、百货、银行、保险、海关、邮政等多个领域与行业，反映产业情况、职工生活状况、党的方针政策、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等等。曾在1950年代参与史料委员会工作的郑庆声老先生（原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运史研究室主任）亦撰文回忆了搜集资料的始末，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部分内容发表。

从1952年起至1958年，在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倡议下成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现在承蒙上海书店出版社将这批原来作为珍贵的内部资料影印出版，供学术研究之用，并可传之后世，这是一件大好事。笔者系在该委员会自始至终工作多年的参与者，现将这六年中这些史料形成的过程作一介绍，供读者参考。

一

1950年5月8日，我进入上海总工会研究室工作。两年以后，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用中共上海总工会党组的名义向中共上海市委写报告，建议成立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负责收集整理和编写上海工人运动史。市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并通知下属各级党委协助这一工作。原上总研究室撤消，其成员一分为二，少数人转入上总办公室工作；多数人转入新成立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后来，许多人都中途调动工作，改了行；唯有沈以行、姜沛南和我三个人坚持到底，终生从事工运史研究事业。

大约在1952年7月间的一天，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在上海总工会六楼大礼堂举行，刘长胜主持大会，副主任委员姚臻和张祺，以及大多数委员大约有四十多人（委员共有四十八人，均系解放前各行各业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都出席大会。刘长胜和张祺都在上总上班，平时我也能见到，唯独姚臻是第一次见到。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白的皮肤，油光锃亮的头发，穿着一身挺括的中山装，听说他在解放前苏商的《时代日报》上常用秦上校的笔名发表战事评论文章，亦是一介书生模样。会议讨论了工运史料委员会的名称，原来设想的是上海工人运动史编辑委员会，但姚臻在会上提出，党中央的中共党史还没有编出来，上海单独抢先编写工人运动史恐不妥，也缺少依据，是否先搜集整理工运史料为好。经他一说，就放弃了上海工人运动史编辑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工运史料委员会，当时没有推敲就这样随口说了“史料委员会”，其实这是不通的，应该有个动词，比如工运史料征集或整理委员会。当时大家并不讲究此点，谁也没有提出异议，就这样一直叫了多少年，直到如今。姚臻也只来开过一次会，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听说不久他即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是起草“文革”提纲的成员之一，后来这个提纲遭到批判，他被迫害至死，真是可惜。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成立后，即采用行政办法收集资料，先由中共上海市委在1952年7月19日发出沪委（52）字第190号通知，要求下属各级党委协助工运史料委员会工作。同时，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启事，征集各种有关工人运动史的书面资料，以及各种印章等实物。我曾经接待过来访者，印象最深的是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张人亚的弟弟，他送来一本中共二大的决议文件的小册子，这是很宝贵的一件文物。据来者告诉我，是在他们老家夹墙中找出的，张人亚后来离开上海参加革命，一直没有音讯，希望我们帮助寻找。因为年代久远，又缺少线索，我们一时亦难以寻找。前几年，我已退休多年，忽有一位老者找到我，原来他是张人亚的侄子，其父是张人亚的弟弟，即到史料委员会来捐赠中共二大小册子的那位家属。来人说其父已离世，但在离世前一再嘱他设法寻找张人亚的下落。据告，他在根据地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看到了张人亚在福建根据地从事税收工作时牺牲的消息。但后来我又听说中共二大的小册子是其家属为逃避敌人的追查迫害，就在老家立了一座假的张人亚的坟墓，此中共二大小册子，即埋在坟内，现在从墓中取出，捐给国家。这一说法与我当时听张人亚弟弟说的，不完全一样，不知何故。在1958年工运史料委员会结束后，所有文物、资料统统搬到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1960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任命沈以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他带领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随后亦调入历史研究所。原上海工运史料委员会的大量工运史料均带到历史所，唯独实物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现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文物得以保存，张人亚的下落也已查明，这倒使我很感宽慰。

工运史料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可分三个阶段。在第一年内，做了几件主要的事：

（1）铅印出版了16开本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4本。封面的刊名是从鲁迅先生的手迹中找出拼凑而成。第一册是抗战前中国工运领导人写的文章；第二册是法商电车公司工运史稿；第三册是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关于上海工运的一些文章；第四册则是姜沛南执笔写成的《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这篇文章是根据当时报纸上登载的资料整理而成。正好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了内部刊物《党史资料》，该刊派名叫李蓝天（不知此人还健在否？）来收集资料，看到此文很感兴趣，即拿去一本，后来在其《党史资料》上发表，题目改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还寄来了一笔稿费。我们当时第一次拿到稿费，如何处理倒是十分为难，因为在我们自己刊物和中宣部的《党史资料》上发表时，该文的作者都是用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具名，后来决定取出一部分稿费制作了紫红色绢面笔记本几十本分发给工作人员，其余部分则归作者姜沛南所有。

法商电车公司工运史稿。

（2）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来1928年前的《民国日报》、《申报》等合订本，由姜沛南等找出其中有关工运的文字，用纸条夹好圈出，又由史料委员会工作人员抄录在方格稿纸上，因人手不够，就由上总组织部从“五反”运动中发展的积极分子中挑选了五六个人来抄写，记得有徐承祖、韩国富、朱子仪、徐多禄等。现除徐承祖已过世外，其余人都还健在。现在这些资料都还存在历史研究所内，颇为珍贵。记得在工运史料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位许彦飞，当时是《新闻报》经理，他组织报社里的人将1937年抗战爆发后至上海解放的《新闻报》上有关工运的资料全部找出，用该报自制的专用稿纸抄录后送交工运史料委员会。此事工程浩大，我记得参加查阅抄写这批资料的有严独鹤等有名的报人，从报上抄摘有关工运的资料，亦是十分可贵的。听说1978年历史所恢复后，这批抄报资料被人借来借去，已有散失，真是可惜。

（3）由张伟强（原上海总工会研究室科长，后调至史料委员会）找到解放前夕上海公交公司发动应变斗争的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写过一篇“公交三烈士”的文章，打印成稿。

（4）调来英文翻译冯伯乐，借来原英租界一部分警务处日报，从中译出有关工运的资料。后来因数量大，又从海关借调来一位姓叶的同志共同翻译，从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对工运的种种迫害。

二

以上是工运史料委员会的第一阶段。1953年，刘长胜随饶漱石去苏联访问回国后，写信给上海总工会主席钟民（华东局撤销后，江苏省苏南、苏北区党委会合并，陈丕显调沪任市委书记，钟民调沪任总工会主席）和副主席张祺，说中央决定调他去世界工联工作，对欧美工运他可以少发表意见，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工运不能不发表意见，所以他提出要按产业和职业分别收集资料，先搞市政、店职员、邮政、教师（后来又增加纺织、机器、烟厂）等几个重点行业（当时我们曾将此信打印过几份交有关同志传阅，后来史料委员会结束时，我曾将所有档案包括这封来信复印件送交上总档案室保存，但他们以史料委员会不属于总工会建制而拒绝收下，我们只好把它一直带到历史所，几经变迁，现在已难以找到）。接着他又回到上海，1953年5月23日他先出席在上总二楼大礼堂的工会干部大会，会后又在上总三楼304会议室主持召开工运史料委员会扩大会议。记得是个大热天，开了空调，放冷气，那时他已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他在会上说为了加强史料委员会的工作，他已与市委第二书记刘晓谈妥，成立一个干事会，调市委党校副校长陆志仁当总干事，全总华东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沈以行任副总干事，苏博（原任中共江宁区委书记）、赵自（《劳动报》编辑部副主任）、张伟强任干事会干事。干事会干事中尚有纪康、王关昶、石林、金若望、浦侠（原刘长胜秘书）等，但此五人都未到职。原工运史料委员会由干事会直接领导。

位于上海市愚园路上的刘长胜故居，如今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胡说上海地下党是黑帮，刘长胜是刘少奇黑线派去世界工联的，完全是别有用心。记得在“文革”初期，我到北京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找到该委副秘书长陈公琪（原上海总工会秘书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撤职，先调上海工人政治学校任教务长，后随刘长胜去世界工联工作，回国后先任对外文委新闻司司长，后任副秘书长）。那时他已靠边，拿着拖把在打扫卫生。我问他，有人说上海地下党是黑帮，应如何评价？他习惯性地昂起头（我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和他有过工作上的接触，对他的这一动作印象很深）对我说：“上海地下党的功过，自有公论。”我又问他，有人说刘长胜是刘少奇派去世界工联工作的，是黑线人物。他坚定地说，这是党中央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他说那时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是法国人，非党的。苏联派去的库兹涅佐夫任书记处书记，为了做好对路易·赛扬的统战工作，希望中共能派一位书记去共同工作。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联络后，中央决定派刘长胜去，因刘在苏联待过，在苏联海参崴当过码头工人，后来又搞过工会工作，会讲流利的俄语，与库兹涅佐夫交往没有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刘宁一（时任全总主席）找刘长胜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去世界工联工作。刘长胜当时表示，自己水平低，恐难胜任。毛泽东还当面风趣地对他说，“你不是叫刘长胜吗？长胜就是常胜将军嘛！这件事就这样定了。”所以这是中央集体决定的，怎么是刘少奇一个人派去的呢！

刘长胜在这次史委会扩大会上提出，要先对市政、店职员、邮政、教师这四个系统的工作进行总结。（后来又增加纺织、机器、烟厂）。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上海地下党在这些产业和行业中力量比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好，斗争也比较多、社会影响也比较大，另一方面，世界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都有这些产业和行业，上海工人运动的经验对他们会更有直接的帮助。果然，后来我听说，刘长胜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世界工联干部学校作报告，他讲了一整天，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听完后仍包围他，不让他走，要求他继续介绍上海工人运动的经验。刘长胜后来只好又讲了一次，学员们对当时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工人 “大请客”的斗争方法特别感兴趣，即法国资本家如果不答应工人增加工资和福利的要求时，工人们电车照开，但不卖票，即对乘客请客，结果大受乘客欢迎，法电工人还在车上向乘客倾诉法国资本家如何虐待工人，工人生活如何困难等等，争取广大乘客的同情。国民党政府因电车照常行驶，不影响交通，也无法找到借口镇压工人，而资本家的收入却大受影响，最后只能被迫答应工人条件。这一斗争策略使学员们听了大感兴趣，并表示他们回国后亦可采取这种斗争方法。

干事会成立后，陆志仁、沈以行就在上总313室办公。苏博、赵自、张伟强和我在314室办公（与313室仅有半人高的板壁相隔，中间有一扇简易木门相通）。

当时根据刘长胜的要求，我们的做法是由这个单位的地下党负责人开具名单，按不同时期分头召开座谈会，由专人负责记录整理（史料委员会当时有速记员倪慧英和王天筠两人），并参考报纸记载和其他文字资料（查阅档案等）进行编写。由各系统地下党负责人出面召集，人员比较集中，因各系统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均已分散在各个不同系统做领导工作，往往很难凑在一起，故一般均在星期天集中开会（当时没有双休日），所以当时有些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些礼拜天都贡献给工运史料委员会了。各个单位均有专人进行整理编写，有些单位因市委通知要各级党委协助这项工作，所以这些单位的党委都抽出人员从事此项工作，而我们史料委员会也专门分工对史稿进行审核修改。如市政方面，赵自负责上电；法电由姜沛南负责编写；电话公司好像有个名叫颜锡九的人负责编写；沈以行是邮局出身，所以由他审稿。教师方面，史料委员会的谭治当时是小教联的，由他参加编写，还有个龚家昌来帮助。店职员方面，参加者大都有文化，能说能写的人不少。机器业方面，我编写了四区（沪东）机器业工人斗争史料。苏博是当时地下党领导四区机器业工会的，史稿由他最后审订打印。据我所知，苏博原来是武汉兵工厂工人出身，他是跟随周恩来的中共代表团来上海的，他的领导人是华岗，与上海地下党不在一个系统。后来中共代表团从思南路撤退回延安，苏博即留下，组织关系划到上海地下党，归工委领导。经过1953年、1954年两年的努力，各单位陆续成稿，经审核后铅印成册，用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的名义，1954年出版四册，1955年出版二册，其后又打印成册的有三、四区机器业工会、颐中烟厂，因每一期刊出几份不同单位的史稿，为了便利各单位的个人需要和进行讨论的需要，又分别印出单行本。据统计，在两年中七个产业单位共召开座谈会二百七十四次，参加者九百四十人，分别访问四十四人次，执笔者有百余人，成稿刊印二十七种，一百六十余万字。

记得在刚开始此项工作时，曾经有过一番争执，有人提出“联共党史”写法，因为是总结经验，所以都是条条，理论性强，但许多人都不赞成，说如此一来，工人运动本身有血有肉的生动具体的内容就没有了，变成一些理论性概括的条条，枯燥无味。而且，刘长胜对工人运动的一些方针、政策、原则、策略等理论都很了解和熟悉，他所需要的是一些具体史实和经验。幸亏最后还是注重工运史实的整理，而不是去理论概括，而这正是刘长胜所需要的。以上这些资料印出后即送世界工联刘长胜处。据回国休假的陈公琪和纪康说这些资料对他们很有用，特别是纪康，他在世界工联时是长胜同志办公室主任，很多长胜同志的讲话稿都是出自他手。而陈公琪和纪康都是上海邮局出身，与沈以行都很熟悉。纪康后来归国后在中共中央联络部任十二局局长，他因肝病在北京医院治疗，我去北京时曾去医院看望过他。后来听说，医生太大意了，说经过检查，他的肝肿大已好转了，肝缩小了，只要休养就可以了，但不久传来他逝世的消息，原来他的肝不是正常的缩小，而是肝硬化了，真是可惜。记得沈以行对我说过一件笑话，纪康来沪时，他和汪瑛（沈的夫人）和纪康一家去公园散步，拍了不少照片，那知纪康回到家里发现照相机上镜头的塑料盖没有取下，一张照片都没有拍成，真是又可惜又好笑。

记得当时除了给世界工联刘长胜处送去文字资料外，还送去上海工人斗争的照片集。当时史料委员会的翻译冯伯乐除了翻译工部局情报资料外，因爱好摄影，所以史料委员会曾添了一台相机和翻拍照片的用具。他翻阅了许多解放前出版的画报，从中找出有关工运的照片翻拍后经过挑选编排，撰写说明，制成由墨绿色牛皮烫金作封面的相册送往维也纳刘长胜处。这些照片的底片和样卡后来都留在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现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三

以上是第二阶段，以下便是第三阶段。1955年，我因患肺结核吐血，住入中共上海市委疗养院美华新村（今第二肺科医院），这里都是一些分散的小洋房，我住在11号楼。半年以后病愈出院上班，半天工作。谁知回到总工会，已是面目全非，史料委员会门庭冷落，沈以行及大部分人员都已调去中苏友好大厦办工业技术革新展览会，沈以行当主任，张伟强当人事处长，史委会只剩下小无锡（徐承祖）看门。几个月后，工业技术革新展览会结束，沈以行回史料委员会，已经今不如昔，张伟强、谭治调总工会宣传部，苏博调劳动局，赵自去作家协会，史委会顿时冷落下来。直到195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三十周年即将到来时，才一点点热火起来。当时组织访问了许多参加三次起义的老工人（作家协会有些作家亦一起参加了采访），现在留下的这些访问记录真是宝贵的史料。这些老人当时已是五、六十岁，现在都已作古。前几年说收集口述史，其实五、六十年前，我们已经在开始做这一工作了。记得沈以行曾对我说过，当年，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来沪与沈以行见面时，沈以行对他谈起访问老工人收集资料，刘大加称赞，说他们的研究工作都是从书本上找资料，而不是找活人收集资料。我还记得沈以行曾对我说过，他曾到全总干校去看过一些资料，接待他的是全总干校的一位副校长张云莹，安排他住在一间比较宽敞的卧室内，一天三顿饭都是由服务员送至其卧室用餐。张云莹介绍全总工运史研究室的一些资料时说，当时他们组织干校的一些学员乘了卡车去中央档案馆抄录当时中央城工部保存的一些资料。由于这些学员都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字迹写得很潦草，且有错漏，但全总工运史研究室一直把这些抄件当作宝贝，不轻易示人。张承民过世后，陆象贤当了全总工运史研究室副主任，他很支持上海的工作，把他们室内资料中有关上海的都找出来，由刘淼（内勤，管资料的女同志）通过保密交通渠道，分批寄给我（当时我在总工会工作），我则马上组织党员抄录，记得抄录者中有人向我报告说这些资料中涉及杨宽海和沈以行，要我留意不要让他们本人知道（当时杨宽海在总工会办公室工运史研究组帮助工作）。我看了一下，张祺在去根据地向刘长胜的报告中讲杨宽海在浦东办了一个联络站，胆子小得要命，沈以行常向张祺借钱，等等。我在为张祺撰写的《三上淮南》一文中讲到张祺去根据地向刘长胜汇报工作时，有人当场做记录，这记录者就是后来担任全总主席的刘宁一。这份记录的抄件亦在陆象贤寄给我的那批材料之内。

新裕二厂工人斗争历史资料。

1957年下半年，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来了一批会讲中国话的日本朋友，共五、六位。我记得年长的一位已是花白头发，约五十多岁，名字叫山本一，听说他是日本的国会议员，因受日本政府迫害，而跑到中国来的。还有一位算是负责人叫山田，还有日向胜，据介绍，他原是日本侵华士兵，被我军俘虏后经过我方教育，他觉悟过来，参加八路军，后来成为第四野战军的一位炮兵营长。还有一位大个子大森，还有菊池，还有一个瘦瘦的矮个子，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当时听说，原来中央准备办一个国际大学，吸收各国来华的外国朋友，类似解放前我们去苏联东方大学等学习的模式，但后来中央觉得这样大批外国人集中在一起，目标太大，又决定不办这种大学了，于是这些外国朋友就分散到各地安排。这批日本朋友到史料委员会来了以后，由沈以行给他们上课，讲解上海工人运动的历史。除了学习之外，他们还帮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如我们访问参加五卅、三次武装起义老工人的谈话记录，他们看了以后就帮助我们在记录前面作索引。山本一还教我们日语，除一些日常用语外，还教了一首日本童谣“春天来了”，记得开头几句：“来了，来了，春天来了，在田野，在山上……”这些日本朋友在工运史料委员会待了半年功夫，1958年上半年他们就陆续回国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总工会工作时，日向胜还到总工会来找过我，那时他是带了一批日本人来上海旅游，他是导游。开始时他还和我通信，他家住在神户，但后来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就和他断了联系，可能是他在那次地震中遇难了。从他口中知道，山田还经常来中国，不过他多数是到广州去，参加广交会，看样子，他也在做生意。

1957年12月，在北京举行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沈以行作为上海工会代表出席会议，并写了一篇书面发言，发给全体代表。他在书面发言中指出，为编写工人运动史而收集工会史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从1952年起上海工会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往往一时一景（指断断续续，他对1956年中断工运史工作，把他和大批骨干都调去搞工业技术革新展览会很不满意，用“一时一景”四个字来形容）。他呼吁工会对工运史工作要引起重视，但呼吁归呼吁，没有多少领导人来理睬他。1958年还专门在上海工会系统搞了一次“工会整风”，又称整风补课。主要是批判“工会对党闹独立性”。按理来说，这是针对当前的工会工作而言，与工运史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照样殃及。记得在纪念五卅运动三十周年时，姜沛南写过一篇文章，篇名是“光芒万丈的明星——上海总工会”，结果有人责问：你把工会说成是“光芒万丈的明星”，那党是什么，把党放在什么地位？这真是天晓得。说在五卅运动中诞生的上海总工会是光芒万丈的明星，不是姜沛南的发明，是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邓中夏在他所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的一句话。持批评意见的人不敢批判邓中夏，也可能他根本不知道邓中夏在书中写过这句话，却把矛头指向工运史料委员会。在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三十周年时，姜沛南又写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部——上海总工会”，我记得在当时的《劳动报》上连载，在这次工会整风中又有人批判，说你工会是指挥部，那党算什么？难道党没有领导三次起义，不是指挥部吗？

我还记起一件事，赖若愚1958年在上海视察工作，在上海市总工会二楼礼堂作报告，记得他在报告中说，“上海工人运动史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有代表性的”，他听说上海市总工会内有个工运史料委员会很感兴趣，他向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提出来，把工运史料委员会并到全总工运史研究室去，人员和资料全部都并过去。后来听说，汪瑛（沈以行夫人）因身体不好，不愿去北京，市委宣传部也不同意并过去，这才作罢。“工会整风”的后期是整改，其中就有“精简机构”的内容。正好当时正筹备迎接建国十周年，计划在上海淮海路渔阳里东面拆掉一批沿街的房子，另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市委在中共中央第三中级党校（即华东局党校，亦就是如今淮海路622弄7号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所在地）成立了一个征集委员会，由党校副校长李佐长负责，集中了党校、高等院校的一批人，加上我们工运史料委员会的人组成一个工作班子。我们工运史料委员会就此结束，准备搬家。

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个老工人叫孙诗圃常来工运史料委员会走动，除了他介绍自己的经历，还提供了其他一些当年参加五卅运动和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信息。他听说我们要搬家，正好他在茶叶进出口公司工作，就借给我们几十只装茶叶出口的空木箱，装了满满一卡车，运到党校。党校的时光（后随冯文彬调去北京）、所荫祺两人还热情地帮我们搬箱子。我们人员的编制就落在文化局属下的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在党校对面的渔阳里），沈以行是筹备处的负责人。一年后，时任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句话：“北京已经有了一个革命历史纪念馆，上海还要搞它干什么。”于是房子不盖了，人也散了。渔阳里东面已经拆掉房子（当年我也参加过拆房的劳动。记得当时我参加拆的是上海京剧院的房子，里面的地板和板壁都是柚木，一面拆，一面觉得实在可惜）的一大片空地（即今“伊势丹”所在地）天天在晒太阳。又是一年后，1960年底，市委宣传部任命沈以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又批准调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四人随同沈以行到历史所工作，并带去了全部工运史料。这都是后话了。

从工运史工作的开创到我们去历史所工作，这是走了一段多么漫长又坎坷的道路啊！幸运的是我们始终保存好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成果——一大批珍贵的工运史料，今天能够陆续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安慰。